你若安在人亦老,父子相聚闲看少。
锣鼓舞龙当年景,不见那日旌旗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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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年味越来越淡了,可每年都还是要过年。
那天太阳很好,我们上午九点多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路过常德、益阳、经长沙,绕过湘潭,自娄底南南下,抵达双峰。全程450余公里,一路高速,车辆也不多,但有雾。自城头山再往南,我们进入了山区,这里烟雾沉积,不易散去,加之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里,久久不出来,室外温度上升缓慢,雾就更不易挥散了。
这时,高速公路不远处的村庄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浓烈的烟气冲向天空,又因为低温缓缓下降,整座山笼罩在烟雾中,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了。我们只好紧急停车,一群人在车外,等着大雾散去。
雾不急着散去,鞭炮声也不急着消停,一阵接着一阵,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于是,雾气越来越浓。我们心里越来越急。在我们前面,大概还有400公里路程,我们想在白天走完。
我们在那里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终于,雾散开些,可以继续赶路了。一路上很顺畅,等到了益阳,已是上午十一点多,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在服务区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回家的心情急迫,但还有300公里路等着我们。
那时太阳完全出来了,没有一点儿的雾,天空里也没有云,碧蓝碧蓝地,让人不得不心情大好。没多会儿,我们都晒得出汗了。
二广高速这一年还没有全线通车,一路上的加油站都没有开放。我们幸运地在转到二广高速之前的加油站,加满了一箱油。这下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们可以一直开到家。
我们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这条通往家门口的路,二十六年前就修通了,但我在二十六年后才沿着这条路把车开到家门口。
村口聚集着一群不认识的小孩,从几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当你离家十几年后再回去,很多小孩你都不认识了。在你离开后才出生的,你只能从他的长相上去判断,这个大概是谁家的孩子。而那些曾经五六岁的小孩,现在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了,嗓音早变得低沉沙哑,也长胡须了,模样较之以前,已大大变化。
堂叔伯婶们,过去的邻居,都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脑子里都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这是谁?谁家亲戚来了?
看这个人下了车,操着一口没有乡音的普通话,碰见个男的就发烟,碰见个年长的女性,就叫“婶子、大妈”,这人是谁呀?
我们的车穿过两旁是三层楼房子的泥土马路,一张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老了,都老了,明显地都老了。他们老得那么明显,是真的老了。当我离家时,在我的印象里,他们都还是那样地年轻,四十岁出头,精神矍铄,脸色红润,眼角还没有皱纹,头发也还没有发白。他们的身体是那样健壮饱满——可当我再次归来时,他们都真的老了。他们老了,老得我不敢相认。是十年的岁月,把他们老成了这副摸样?
他们仍然微笑,但身子有些佝偻。他们的脸上满是皱纹和被太阳晒得焦黄的斑点。他们的几缕白发映衬着他们口中掉落或松动的牙齿,与他们身后那荒凉的山遥遥相应。如果天地也会老,如果土地也会老,它们也一定满是皱纹和白发。
最小的堂哥却胖了,也成熟了。不知道在哪一年,他的右手或是左手,断了一截骨头,不论他如何掩饰,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几分钟的交流里,我称赞他“胖了好”,却意外地看到了他断了一截骨头的手指。
“胖了好,胖了好。”我反复说了好几次。
我们是“瘦”家族,没有胖子。如果出了个胖子,那肯定是抱养的孩子。
但我却看到了一个胖子:在我印象中那个瘦瘦小小,非常可爱,非常天真活泼的最小的堂妹,此时却成了一个大胖子。她当然不再认得我。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不过是个七岁的小女孩,而我却二十七岁了,是一个比她大一辈那么大的哥哥,而我们只见过那一次。八年后,她变得完全不能认了。
婶婶让她叫我“哥哥”,好吧,确实是个很大很大的大哥哥,可以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来看了。可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却不认生,大大方方地叫了“哥哥”。
那天是正月初二了,按惯例,我们是要正月初一下午去上坟的。据说那一年的正月初一是个不“适合”上坟的日子,于是就改在正月初二下午去,我们来得正好。于是,我们一行人买了鞭炮和纸钱,去上坟。
我们走了另外一条不熟悉的路,一路上遇到的人儿,都是老得掉了牙齿的,多半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母亲能一个个给辨认出来,可我却谁也不认识——当然,他们也不认得我。
“哦,这是你屋里的细崽吧?”他们问。
“冒是个哎,是屋里的大崽。”母亲总是这样纠正他们。
纯正的乡音,听上去却遥远而陌生。在我的语言系统里,夹杂着普通话与乡音,当我急促地说话,说话的语速总是赶不上思考的速度时,就会冒出一两句乡音来。可如果让我正儿八经用乡音来说话,我又得想好大一会儿。
我必须接受村里人异样的眼光:你怎么不讲家乡话?出去了几年,家乡话都不会讲了,讲一口普通话,洋气给谁看呢?
我没有想要解释,更不想反驳。算起来,我离开这里已经16年了,在这16年里,我喝着异乡的水,在一群陌生人当中讲着普通话,试着跟每个人交朋友,除了普通话,我不能讲别的语言。而在这里停留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恐怕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那就只好这样了。
在上坟的路上,遇到了另外一个堂哥,他认出了我。毕竟是兄弟情深,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变化,总还认得。何况,我们曾经一起放牛,一起下棋,一起被父母责骂,一起畅想未来——广州、深圳,繁华的都市,花花世界,流行歌曲与时髦的生活方式。但再次见面,我们要说什么呢?我已经是一个在一堆陌生人中生活了16年的人,对堂哥他们的生活,也同样陌生了。
我们在上坟的路上,他们上坟完,要回家了。
“在哪上班?”堂哥问。
“苏州。”我答道。
无法再多说一点,各自对自己的生活,都不想说太多。儿时想着外面的花花世界是多么地美好,长大了后,到了那远方,知道生之不易,彼此点头默认。
这一次,我们不会搞错了,因为二十四年前就立了墓碑。我们第一次去上坟的时候,搞错了,被当作了笑话。第二年,立了墓碑。后来每一年,我们都循着那墓碑而去,再也没有弄错过。
我知道那墓碑上饱含着悲痛的力量,那是一位父亲替自己儿子打的墓碑。但我决定将这个秘密和这股无法言说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现在,我们一家人来到这座荒山,一起祭奠这位悲痛的老人。这一年,这位老人要86岁冥寿了,但他已经逝去20年了。在他坟茔的旁边,是他儿子的坟茔。那块有些斑驳的墓碑,下沉了些,周围长满了杂草,是旁边这位老人给立在这里的。当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葬在这里,第二年又给这埋在土里的儿子竖起了墓碑。六年后,自己也躺在这里了——当然,是他另一个儿子埋葬他的。
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嘴角的抽搐和脸上的悲伤了,这个印象也离我们远去20年了,真的是太过久远了。可我却一直记得,无论这个形象逝去有多久,因为那种悲伤是如此沉重,你不相信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能够承受——当然,他只承受了六年,然后就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们心里坦然,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不管男人还是女眷,都来了。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座满是坟茔的山丘上,来探望三位躺在土里的人。
我们分工明确,撕开纸钱、折成一叠叠,然后点起来。这是古老的仪式,是缅怀先人的恭敬之心。我们得告诉孩子,在这块墓碑下面是谁,你该喊他/她叫爷爷、太爷爷、太奶奶。
真是难为孩子们了,我们说的这些人,她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是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那些人,而在孩子们这里,却是过去的故事,我们怎么说,说了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
但在这里,在这个小山村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继承下来的,每个来这里上坟的男子/男孩/男童,都要被告知他们祭拜的是谁。后来,当这些男孩长大了,也会同样来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
起初,他们会跟着父亲一起来祭拜祖父辈,待父辈逝去了,埋在这土地里,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这里,祭拜自己的父亲,而跟在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学着父亲祭拜祖父,因为有一天,他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这里祭拜自己的父亲。
这事就是这么简单,一点儿也不拗口。
这座山因为2000年开始修筑高速公路,被铲去了山脚,我们要通过涵洞才能绕到山上去。站在这半山腰,整个村庄就在眼底。前方,在不远的远处,有一座十五年前修筑的高架桥,横亘在两座山之间,是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我们在夕阳下点燃了烟花和炮仗,噼噼啪啪响起来。硫磺的烟味混杂着纸钱燃烧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年复一年,这种仪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每个人都在这熟悉的气味里回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事。
纸钱还在燃烧,我们却开始返回了。太阳落下去,天就马上要黑了。当我离开那山腰,走到沟渠上时,回过头去看了那山丘一眼,用手机拍下了回望的这一张照片。
我没有问母亲忍受着晕车的辛苦,一路呕吐,跟我们奔波450公里回到这里的必要性。这里有她熟悉的一切:这里的土地,埋在地里的人,这里的山水,这里的人。她的家、娘家都在这里,她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也埋葬在这附近的山上。她与弟弟、妹妹们的相聚,虽然只有短暂几天,却是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老了,孩子都成年了,孩子也有了孩子,都已做了祖母/祖父。再说起以前的事,感伤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是难得的温情时刻。
我不能体会母亲的心情和感受,但我愿意带她回来,这时我能做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一路上,母亲惦记着要带一根扁担回去。她一直惦记着家里的竹扁担,好用。她这一辈子不知道挑坏了多少根扁担,对扁担有很深的感情。好几年里,她都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铡了猪草,再赶七八里路到隔壁镇上做工,靠着一根扁担,做着男人才去做的苦力活。
近几年里,我们总是不断地劝说她不要再摸扁担了,可她不摸扁担就心里不舒服,空落落的。现在她回来了,一定要带一根朝思暮想的扁担再回去。
于是,我们从住在半山腰的姑父家里,要了一根竹扁担。母亲挑着两麻袋的白菜,重走了那一段山路。
“没有过去那么行了。”
母亲在路上歇了两次后,笑着对我们说。她的牙齿几年前就松动,掉了一大半,虽然配了假牙,可她一直不习惯佩戴,干脆就只用那剩下的几颗牙齿。
那天晚上,我们在叔叔家里歇息。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父亲原来规划着要扩建的房子,早已是残垣断壁。在经历风雨飘摇的十六年后,那房子终于倒坍了。当我们再次回来,已经又是十年后了。房子的地基被改造成了菜地。屋子左前方的竹林,肆无忌惮地疯长,枯了又翠绿,看上去有被砍伐的痕迹,但总还保持着一片竹林的模样。
那一年春天,父亲从住在半山腰的姑姑家里挖了一根竹苗,栽种在这里。这是一根与当时的我差不多高的竹苗,竹叶被砍伐精光,顶部被包扎起来。
那一年冬天,我从住在半山腰的姑姑家里抱回家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那一年冬天,小狗掉进粪坑,被捞起来时,瑟瑟发抖,没多久就死了。那根竹子,却在第二年春天开始茁壮成长,在此之后,不断地扩张地盘,成了一片“永生”的竹林。这片竹林曾经听过父亲的笛声和唢呐声,但现在,都已飘散在风中。
那个多才多艺,做得一手好泥匠活的年轻男子,如今已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他的两鬓一定已经满是白发,牙齿也松动不少,或许已经掉了好几颗。他那双经常在冬天里开裂、生冻疮的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他用一把砌刀、一把简陋的锯子、一把锤子、一根扁担,跟母亲两个人,盖起了这座三开间的房子。他还想着要在旁边的空地里,再扩建一间,因为他还要生一个孩子。
母亲说起父亲的打算和对未来的规划时,总是那样地神往。而在我眼前的,是倒坍的屋舍。我曾在这屋舍里肆意地奔跑。我曾小心翼翼地、扶着门框、跨过门槛,走到了屋外,屋外是一片广阔的空间。我看到了头顶的天空、远处的山峦、脚底下的石板路,还有温暖的阳光。那一年,我或许是两岁。
我还记得外婆将我抱在怀里,在那昏暗的窗户底下,喃喃地跟我说着什么,我们一起在火炉旁边。那天或许是个阴天,外婆高兴地来了,因为她的女儿生了个儿子。外婆五十岁了,而我刚出生。
这可能是虚假的记忆,因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可能记得他刚出生不久的事。可我却记得如此真切,我记得我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那一束微弱的光线。当喃喃的絮语在我耳边响了很久之后,我努力地要睁开眼睛,因为我听见大人在说话,我还想看见他们,于是,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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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家子人回家的那一年,我的心态远远没有现在这般平和,总是有些急躁。我想快些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一路上不停地催促。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可恶。我总是在奔忙的路上,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种急躁,没完没了。
我回去以后,才知道回去的目的。当你迷失了,不知道何去何从时,回到你出生的地方,回到你的原点,看看你为什么离开这里,你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这里出发,到别的地方去。
但到一群陌生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直面临着“以何种方式,是接受还是放弃”的问题。没有人要求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我不能忘了这个初衷。因此,凡是我妥协将就的那些事,都令我苦恼不已。而凡是我主动选择和追求的,虽然败绩累累,但却使我心满意足。
对我来说,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跑,千万不要停下来,不要一成不变,要一直往前跑。
大部分人——几乎所有人,从这里出去后,又都回来了。但我出去了以后,就没想过要再回到这里。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回去了,冥冥之中是在寻找我的初心。
我带着愿景出发,承载着使命回来寻找初心,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经历波折后才有所领悟,不是无谓的浪费,因为要真正看清一些事,需要时间。这些事是:
山里的世界。
山外的世界。
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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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赶着牛犁地的情景,与城市街道上奔驰的货车在我脑海中和谐共存,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小村庄,村庄里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总想知道山的那一边是什么,或许是更茂密的森林,有更高、更大、更深远的山峦。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意向或者说这个梦没有变成“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小村庄,村庄里有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大了,走到了山的那一边,那里还是一座山,山里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想着山的那一边,也是一座山……”的往复循环,而是在走出这座山以后,发现山的另一边有城市,城里到处都是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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