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若安在人亦老，父子相聚闲看少。

锣鼓舞龙当年景，不见那日旌旗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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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说年味越来越淡了，可每年都还是要过年。

那天太阳很好，我们上午九点多就出发了。一路上，我们路过常德、益阳、经长沙，绕过湘潭，自娄底南南下，抵达双峰。全程450余公里，一路高速，车辆也不多，但有雾。自城头山再往南，我们进入了山区，这里烟雾沉积，不易散去，加之太阳躲在厚厚的云层里，久久不出来，室外温度上升缓慢，雾就更不易挥散了。

这时，高速公路不远处的村庄里，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浓烈的烟气冲向天空，又因为低温缓缓下降，整座山笼罩在烟雾中，可以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了。我们只好紧急停车，一群人在车外，等着大雾散去。

雾不急着散去，鞭炮声也不急着消停，一阵接着一阵，没有要停下来的意思，于是，雾气越来越浓。我们心里越来越急。在我们前面，大概还有400公里路程，我们想在白天走完。

我们在那里等了大约半个多小时，终于，雾散开些，可以继续赶路了。一路上很顺畅，等到了益阳，已是上午十一点多，到了午饭时间。我们在服务区停下来，喝水、吃零食，虽然回家的心情急迫，但还有300公里路等着我们。

那时太阳完全出来了，没有一点儿的雾，天空里也没有云，碧蓝碧蓝地，让人不得不心情大好。没多会儿，我们都晒得出汗了。

二广高速这一年还没有全线通车，一路上的加油站都没有开放。我们幸运地在转到二广高速之前的加油站，加满了一箱油。这下没什么可担心的了，我们可以一直开到家。

我们可以直接开到家门口。这条通往家门口的路，二十六年前就修通了，但我在二十六年后才沿着这条路把车开到家门口。

村口聚集着一群不认识的小孩，从几岁到十几岁的都有。当你离家十几年后再回去，很多小孩你都不认识了。在你离开后才出生的，你只能从他的长相上去判断，这个大概是谁家的孩子。而那些曾经五六岁的小孩，现在都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小伙子了，嗓音早变得低沉沙哑，也长胡须了，模样较之以前，已大大变化。

堂叔伯婶们，过去的邻居，都看着这个熟悉的陌生人，脑子里都打了个大大的问号：这是谁？谁家亲戚来了？

看这个人下了车，操着一口没有乡音的普通话，碰见个男的就发烟，碰见个年长的女性，就叫“婶子、大妈”，这人是谁呀？

我们的车穿过两旁是三层楼房子的泥土马路，一张张熟悉的脸映入眼帘。老了，都老了，明显地都老了。他们老得那么明显，是真的老了。当我离家时，在我的印象里，他们都还是那样地年轻，四十岁出头，精神矍铄，脸色红润，眼角还没有皱纹，头发也还没有发白。他们的身体是那样健壮饱满——可当我再次归来时，他们都真的老了。他们老了，老得我不敢相认。是十年的岁月，把他们老成了这副摸样？

他们仍然微笑，但身子有些佝偻。他们的脸上满是皱纹和被太阳晒得焦黄的斑点。他们的几缕白发映衬着他们口中掉落或松动的牙齿，与他们身后那荒凉的山遥遥相应。如果天地也会老，如果土地也会老，它们也一定满是皱纹和白发。

最小的堂哥却胖了，也成熟了。不知道在哪一年，他的右手或是左手，断了一截骨头，不论他如何掩饰，我都看到了。就在那几分钟的交流里，我称赞他“胖了好”，却意外地看到了他断了一截骨头的手指。

“胖了好，胖了好。”我反复说了好几次。

我们是“瘦”家族，没有胖子。如果出了个胖子，那肯定是抱养的孩子。

但我却看到了一个胖子：在我印象中那个瘦瘦小小，非常可爱，非常天真活泼的最小的堂妹，此时却成了一个大胖子。她当然不再认得我。我们初次见面的时候，她不过是个七岁的小女孩，而我却二十七岁了，是一个比她大一辈那么大的哥哥，而我们只见过那一次。八年后，她变得完全不能认了。

婶婶让她叫我“哥哥”，好吧，确实是个很大很大的大哥哥，可以把她当自己的孩子来看了。可这个十五岁的小姑娘，却不认生，大大方方地叫了“哥哥”。

那天是正月初二了，按惯例，我们是要正月初一下午去上坟的。据说那一年的正月初一是个不“适合”上坟的日子，于是就改在正月初二下午去，我们来得正好。于是，我们一行人买了鞭炮和纸钱，去上坟。

我们走了另外一条不熟悉的路，一路上遇到的人儿，都是老得掉了牙齿的，多半都是或近或远的亲戚，母亲能一个个给辨认出来，可我却谁也不认识——当然，他们也不认得我。

“哦，这是你屋里的细崽吧？”他们问。

“冒是个哎，是屋里的大崽。”母亲总是这样纠正他们。

纯正的乡音，听上去却遥远而陌生。在我的语言系统里，夹杂着普通话与乡音，当我急促地说话，说话的语速总是赶不上思考的速度时，就会冒出一两句乡音来。可如果让我正儿八经用乡音来说话，我又得想好大一会儿。

我必须接受村里人异样的眼光：你怎么不讲家乡话？出去了几年，家乡话都不会讲了，讲一口普通话，洋气给谁看呢？

我没有想要解释，更不想反驳。算起来，我离开这里已经16年了，在这16年里，我喝着异乡的水，在一群陌生人当中讲着普通话，试着跟每个人交朋友，除了普通话，我不能讲别的语言。而在这里停留的几十个小时里，我恐怕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那就只好这样了。

在上坟的路上，遇到了另外一个堂哥，他认出了我。毕竟是兄弟情深，无论经历怎样的沧桑变化，总还认得。何况，我们曾经一起放牛，一起下棋，一起被父母责骂，一起畅想未来——广州、深圳，繁华的都市，花花世界，流行歌曲与时髦的生活方式。但再次见面，我们要说什么呢？我已经是一个在一堆陌生人中生活了16年的人，对堂哥他们的生活，也同样陌生了。

我们在上坟的路上，他们上坟完，要回家了。

“在哪上班？”堂哥问。

“苏州。”我答道。

无法再多说一点，各自对自己的生活，都不想说太多。儿时想着外面的花花世界是多么地美好，长大了后，到了那远方，知道生之不易，彼此点头默认。

这一次，我们不会搞错了，因为二十四年前就立了墓碑。我们第一次去上坟的时候，搞错了，被当作了笑话。第二年，立了墓碑。后来每一年，我们都循着那墓碑而去，再也没有弄错过。

我知道那墓碑上饱含着悲痛的力量，那是一位父亲替自己儿子打的墓碑。但我决定将这个秘密和这股无法言说的悲痛深深地埋在心底。

现在，我们一家人来到这座荒山，一起祭奠这位悲痛的老人。这一年，这位老人要86岁冥寿了，但他已经逝去20年了。在他坟茔的旁边，是他儿子的坟茔。那块有些斑驳的墓碑，下沉了些，周围长满了杂草，是旁边这位老人给立在这里的。当他亲手把自己的儿子葬在这里，第二年又给这埋在土里的儿子竖起了墓碑。六年后，自己也躺在这里了——当然，是他另一个儿子埋葬他的。

我们再也看不到他嘴角的抽搐和脸上的悲伤了，这个印象也离我们远去20年了，真的是太过久远了。可我却一直记得，无论这个形象逝去有多久，因为那种悲伤是如此沉重，你不相信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能够承受——当然，他只承受了六年，然后就再也承受不住了。

我们心里坦然，因为我们一家人都在这里，不管男人还是女眷，都来了。我们聚集在这里，在这座满是坟茔的山丘上，来探望三位躺在土里的人。

我们分工明确，撕开纸钱、折成一叠叠，然后点起来。这是古老的仪式，是缅怀先人的恭敬之心。我们得告诉孩子，在这块墓碑下面是谁，你该喊他/她叫爷爷、太爷爷、太奶奶。

真是难为孩子们了，我们说的这些人，她们从来就没有见过。这是存在于我们记忆中的那些人，而在孩子们这里，却是过去的故事，我们怎么说，说了什么，他们就相信什么。

但在这里，在这个小山村里，世世代代都是这样继承下来的，每个来这里上坟的男子/男孩/男童，都要被告知他们祭拜的是谁。后来，当这些男孩长大了，也会同样来这里祭拜他们的祖先。

起初，他们会跟着父亲一起来祭拜祖父辈，待父辈逝去了，埋在这土地里，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这里，祭拜自己的父亲，而跟在后面的那个小男孩，学着父亲祭拜祖父，因为有一天，他也会带着自己的孩子来这里祭拜自己的父亲。

这事就是这么简单，一点儿也不拗口。

这座山因为2000年开始修筑高速公路，被铲去了山脚，我们要通过涵洞才能绕到山上去。站在这半山腰，整个村庄就在眼底。前方，在不远的远处，有一座十五年前修筑的高架桥，横亘在两座山之间，是高速公路的一部分。

我们在夕阳下点燃了烟花和炮仗，噼噼啪啪响起来。硫磺的烟味混杂着纸钱燃烧的气味，在空气中弥漫，年复一年，这种仪式每年都要举行一次，每个人都在这熟悉的气味里回想起了二十年前的事。

纸钱还在燃烧，我们却开始返回了。太阳落下去，天就马上要黑了。当我离开那山腰，走到沟渠上时，回过头去看了那山丘一眼，用手机拍下了回望的这一张照片。

我没有问母亲忍受着晕车的辛苦，一路呕吐，跟我们奔波450公里回到这里的必要性。这里有她熟悉的一切：这里的土地，埋在地里的人，这里的山水，这里的人。她的家、娘家都在这里，她的父母——我的外祖父母，也埋葬在这附近的山上。她与弟弟、妹妹们的相聚，虽然只有短暂几天，却是值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老了，孩子都成年了，孩子也有了孩子，都已做了祖母/祖父。再说起以前的事，感伤的眼泪在眼眶里打转，这是难得的温情时刻。

我不能体会母亲的心情和感受，但我愿意带她回来，这时我能做的，也是我应该做的。

一路上，母亲惦记着要带一根扁担回去。她一直惦记着家里的竹扁担，好用。她这一辈子不知道挑坏了多少根扁担，对扁担有很深的感情。好几年里，她都每天凌晨四点钟起床，铡了猪草，再赶七八里路到隔壁镇上做工，靠着一根扁担，做着男人才去做的苦力活。

近几年里，我们总是不断地劝说她不要再摸扁担了，可她不摸扁担就心里不舒服，空落落的。现在她回来了，一定要带一根朝思暮想的扁担再回去。

于是，我们从住在半山腰的姑父家里，要了一根竹扁担。母亲挑着两麻袋的白菜，重走了那一段山路。

“没有过去那么行了。”

母亲在路上歇了两次后，笑着对我们说。她的牙齿几年前就松动，掉了一大半，虽然配了假牙，可她一直不习惯佩戴，干脆就只用那剩下的几颗牙齿。

那天晚上，我们在叔叔家里歇息。我们家那个老房子，父亲原来规划着要扩建的房子，早已是残垣断壁。在经历风雨飘摇的十六年后，那房子终于倒坍了。当我们再次回来，已经又是十年后了。房子的地基被改造成了菜地。屋子左前方的竹林，肆无忌惮地疯长，枯了又翠绿，看上去有被砍伐的痕迹，但总还保持着一片竹林的模样。

那一年春天，父亲从住在半山腰的姑姑家里挖了一根竹苗，栽种在这里。这是一根与当时的我差不多高的竹苗，竹叶被砍伐精光，顶部被包扎起来。

那一年冬天，我从住在半山腰的姑姑家里抱回家一只小狗，这只小狗就成了我最亲密的朋友。

那一年冬天，小狗掉进粪坑，被捞起来时，瑟瑟发抖，没多久就死了。那根竹子，却在第二年春天开始茁壮成长，在此之后，不断地扩张地盘，成了一片“永生”的竹林。这片竹林曾经听过父亲的笛声和唢呐声，但现在，都已飘散在风中。

那个多才多艺，做得一手好泥匠活的年轻男子，如今已是一位六十岁的老人了。他的两鬓一定已经满是白发，牙齿也松动不少，或许已经掉了好几颗。他那双经常在冬天里开裂、生冻疮的手，布满了厚厚的老茧。他用一把砌刀、一把简陋的锯子、一把锤子、一根扁担，跟母亲两个人，盖起了这座三开间的房子。他还想着要在旁边的空地里，再扩建一间，因为他还要生一个孩子。

母亲说起父亲的打算和对未来的规划时，总是那样地神往。而在我眼前的，是倒坍的屋舍。我曾在这屋舍里肆意地奔跑。我曾小心翼翼地、扶着门框、跨过门槛，走到了屋外，屋外是一片广阔的空间。我看到了头顶的天空、远处的山峦、脚底下的石板路，还有温暖的阳光。那一年，我或许是两岁。

我还记得外婆将我抱在怀里，在那昏暗的窗户底下，喃喃地跟我说着什么，我们一起在火炉旁边。那天或许是个阴天，外婆高兴地来了，因为她的女儿生了个儿子。外婆五十岁了，而我刚出生。

这可能是虚假的记忆，因为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不可能记得他刚出生不久的事。可我却记得如此真切，我记得我第一次睁开眼，看到的那一束微弱的光线。当喃喃的絮语在我耳边响了很久之后，我努力地要睁开眼睛，因为我听见大人在说话，我还想看见他们，于是，我睁开了眼睛，看见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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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一家子人回家的那一年，我的心态远远没有现在这般平和，总是有些急躁。我想快些达到我们的目的地，一路上不停地催促。现在想来，那时的我真可恶。我总是在奔忙的路上，从一个地方赶到另外一个地方，那种急躁，没完没了。

我回去以后，才知道回去的目的。当你迷失了，不知道何去何从时，回到你出生的地方，回到你的原点，看看你为什么离开这里，你就知道自己为什么要自这里出发，到别的地方去。

但到一群陌生当中去，找到自己的位置，是很不容易的。我一直面临着“以何种方式，是接受还是放弃”的问题。没有人要求我去，是我自己要去的，我不能忘了这个初衷。因此，凡是我妥协将就的那些事，都令我苦恼不已。而凡是我主动选择和追求的，虽然败绩累累，但却使我心满意足。

对我来说，人生是一场永不停歇的奔跑，千万不要停下来，不要一成不变，要一直往前跑。

大部分人——几乎所有人，从这里出去后，又都回来了。但我出去了以后，就没想过要再回到这里。

那一年的那一天，我回去了，冥冥之中是在寻找我的初心。

我带着愿景出发，承载着使命回来寻找初心，尽管那时我还不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经历波折后才有所领悟，不是无谓的浪费，因为要真正看清一些事，需要时间。这些事是：

山里的世界。

山外的世界。

农耕文明。

工业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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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赶着牛犁地的情景，与城市街道上奔驰的货车在我脑海中和谐共存，是过了很久以后的事。

这个故事讲的是：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小村庄，村庄里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总想知道山的那一边是什么，或许是更茂密的森林，有更高、更大、更深远的山峦。他什么都不知道。

这个意向或者说这个梦没有变成“从前有座山，山里有个小村庄，村庄里有个小男孩，小男孩长大了，走到了山的那一边，那里还是一座山，山里有个小男孩，小男孩想着山的那一边，也是一座山……”的往复循环，而是在走出这座山以后，发现山的另一边有城市，城里到处都是陌生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