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最臭名昭著的“死人基金公司”，从死去的客户身上赚钱

编者按：斯坦德曼，一家臭名昭著的基金公司在其诞生的七十多年时间里把1亿美元折腾到800万，并且完全不曾负担起对投资人的责任——这家公司是多么差劲呢？Jack El-Hai在Longreads网站发表了这篇文章The Dead Man Fund，介绍了该公司的历史。

1989年，晨星公司（Morningstar，Inc.）——一家咨询服务公司，向一些客户发表了一份措辞强烈且不同寻常的建议信，这些客户们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曾把钱投进一家名为斯坦德曼基金（更为人熟知的是其后来的名字Ameritor基金）的公司。“我们建议您及时止损并尽早脱身”，晨星公司在致函中表示道。毫无疑问，一些投资者听取了这个建议。而另外一些则不能，因为他们可能已经不再人世了。

Ameritor公司——它的另一个名字是“死人基金公司”——及其不幸的投资者们的命运是在许多年以前通过我买的这栋房子，跟我在冥冥中扯上了关系的。有一天，我发现家里邮箱里收到了一封信，里面有一张10.32美元的支票，上面写明是给一个叫安娜·梅·赫尔曼的人的。不过我们谁也不认识这个人，但是不知为何我感觉这个名字似曾相识。信中说赫尔曼过去在如今已经倒闭的Ameritor信托基金中投资了171股，这笔钱是她当年投资的最后结算。

其实没过多久我就想起来在哪儿听过赫尔曼的名字了，当我们买下这栋房子的时候，我们同时也拿到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包裹，里面杂七杂八地装着这栋房子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各种交易记录。赫尔曼的名字就是我从那些包罗万象的文件里看到的，她和丈夫在1971年之前几年是这栋房子的所有者，但房子的所有者在1971年之后就换人了。

由于赫尔曼每股的派息只有6美分——这么少的数目，可以说是非常奇怪了——于是我开始专门了解这家Ameritor公司的来龙去脉以及赫尔曼当年出售这栋房屋的具体情况，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随后我了解到的是一个家庭所遭受的两次可怕的不幸。

“恶贯满盈”的查尔斯·斯坦德曼和昏头的董事会时期

1939年或1940年，新泽西州奥兰治证券公司的所有者威廉·A·斯坦德曼成立了一家新的共同基金。直到1964年创始人威廉去世的几十年间，这项基金一直有起有落。威廉撒手人寰后，是他的兄弟查尔斯·斯坦德曼接手并开始管理这家基金，从此之后情况就截然不同了——这家基金的跌幅远远超过了涨幅。

这位查尔斯·斯坦德曼是一位律师，上了年纪，戴着眼镜，用他本人告诉记者的话说是“自己被共同基金业务的机遇和潜力所吸引”。不过绝大多数的时间里他都拒绝跟记者们有所沟通。他精力过人，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只休息五个小时，不仅积极吸引投资者，还聘请了一支庞大的销售团队。依靠着自己的魅力和意志，他只用了短短五年时间就把基金的净资产从350万美元提高到2亿美元。他还开发了新的斯坦德曼基金，这一基金专门投资于工业、技术、科学和成长型股票，值得一提的是，这家基金是第一批免付股票发行费的共同基金之一。

然而在主持和管理基金业务的过程中，斯坦德曼频繁地改变投资组合，这使得交易成本不断蹿升，其他年度开支也不断增加，这部分居高不下的开支居然占到了基金本身价值的四分之一。相比之下，大多数其他基金这部分费用的比例只有大概百分之一。

早在1971年，投资监管机构就对斯坦德曼基金公司下属的业务进行了审查，证券交易委员会获取的证据表明查尔斯·斯坦德曼的财务状况很是可疑，旗下管理的基金之间利益也相互冲突。故而证券交易委员会试图阻止他再继续管理基金业务。不过查尔斯·斯坦德曼成功粉碎了这些指控。1989年，证券交易委员会又一次把矛头对准了斯坦德曼和他的公司，指控这些基金在大多数州都没有正式注册。委员会希望找到一个合适的接收者取代查尔斯在公司里的的位置，以保护投资者的利益。而且，在整个调查人员对其不正当行为提出指控的时期内，查尔斯·斯坦德曼设法将由此产生的法律费用也转嫁给了投资者。而自打一家联邦上诉法院驳回了证券交易委员会关于用别的接收者替换查尔斯·斯坦德曼的请求之后，监管机构就对该公司的大部分不当行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尽管这么做很不明智，后面的事情也证实了这一点。

另一方面，斯坦德曼基金的投资选择往往缺乏敏锐度或错过了好时机。在20世纪80年代初，该公司投资了大量的电子类股票，随后这些股票价格遭遇了大幅下跌，再加上他在权证、期权以及期货的投机中遭遇滑铁卢，这些失误把过去积攒的盈余都赔的一干二净。1984年，他把自己管理旗下的一笔基金从独家持有的股票转变为下一年的独家持有的债券。1989年，他承认说，“好吧，我们确实是在错误的时间入场，又在错误的时间出场。”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把钱藏在床垫里都比投资斯坦德曼公司的基金更有赚头，即使在偶尔盈利的年份，斯坦德曼公司的基金回报率也远远低于其他基金。

那么面对种种问题，斯坦德曼基金公司的董事会又是怎么做的呢？20世纪80年代中期，他们投票决定不再召开年度会议，并放弃自己中止某项基金的权利。他们仿佛昏了头一般，把大权交给查尔斯·斯坦德曼，让他完全不受任何限制，不仅能够随意修改操作规则，甚至可以否决董事会批准关于基金业务的方案。

1997年，在标准普尔500指数上涨了108％的五年之后，斯坦德曼公司的基金盈利表现简直可以用无法直视这几个字来形容。斯坦德曼公司主打科学技术以及成长股的基金总收益为-78％。斯坦德曼公司旗下的投资基金亏损了46％，只有斯坦德曼公司旗下的联合基金还保证着正的收益率，不过也微弱得不值一提——仅为3％。与此同时，斯坦德曼公司的美国工业基金的表现可以说做到了前无古人，因为其投资结果简直令人难以置信：在过去的38年里，资产总额下降了近50％，而同期标准普尔500指数要上涨了近1500％。斯坦德曼公司旗下管理下的所有基金总资产已经从70年代的1亿多美元大幅缩水，降到了例如瞠目结舌的800万美元。

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大约有40％的斯坦德曼公司的基金账户已经作废或被遗弃了——这些账户在很长时间内没有交易，账户持有人已经不在人世或者行将就木了。州一级层面放弃产权的那些公司机构，大概持有斯坦德曼基金所有股份的15%。而该公司也没有向闲置帐户的所有者发送报表之类的通知或者声明，所以不管是亲属，照管人还是基金账户持有人中还活着的投资人在很大程度上根本不知道基金帐户还存在与否。

查尔斯·斯坦德曼于1997年去世，享年83岁，他留下的不仅是一屁股烂账和颇为惊人的投资损失，还有“红墨水伦勃朗”的绰号，这个绰号的获得跟他那些一团糟的基金不无关系。他的四只基金长年位居基金观察家们“最糟糕的投资名单”之上，也算是名声在外。通过从投资者那里榨取数额如此之巨的钱财，他的行为可以说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坑蒙拐骗的极限了。没有任何独立资金托管人从基金中拿到了他们投资的钱，查尔斯·斯坦德曼去世之前，只给了他们大概16000美元。

继承者也好不到那里去……

1998年，长期担任斯坦德曼基金公司会计的马克斯·卡切尔资产重组，用Ameritor这个名字使原斯坦德曼公司下属的基金重获新生，而查尔斯·斯坦德曼的女儿卡罗尔·斯坦德曼·金尼很快就掌握了新生基金公司的控制权。她曾担任斯坦德曼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代表，掌权之后，公司轻车熟路地亏损下去，甚至连亏损方式都如出一辙。许多财经记者表示，金尼完全把这些基金公司当作自己的钱袋子，需要了就从里面抓一把，基金管理费用依然维持在高位，根本降不下来，故而基金的盈利也完全上不去。1999年的时候，卡切尔承认说，“的确是有人（从基金中）赚钱的，但不是投资者。”

“威廉·斯坦德曼的四只基金长年位居基金观察家们‘最糟糕的投资名单’之上，也算是名声在外。通过从投资者那里榨取数额如此之巨的钱财，他的行为可以说是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能够做到的坑蒙拐骗的极限了。”

斯坦德曼公司旗下的联合基金和主打科学技术以及成长股的基金合并之后，产生的新基金公司就是Ameritor信托基金，我的房子的老房东——安娜·梅·赫尔曼的钱也就去了这家公司。“我们无法回避历史”，2002年，基金公司的一位代表如是说道，“但我们希望大家不要对此耿耿于怀，要有信心，要给机会，因为这家基金是一家全新的基金，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新基金的运营模式也是全新的……我们也可以说从今天开始，基金的投资组合和战略都彻底改弦更张了，今天，包括未来的表现，绝对不会重蹈过去的覆辙。”

不过这位代表果断被啪啪打脸——任何华丽的言辞都在持续走高的亏损率面前黯然失色了。2008年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以及随后到来的经济衰退简直要了这家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基金公司的老命。这家基金亏得一塌糊涂，差点连裤衩都赔了进去。一言以蔽之吧，在卡罗尔·金尼的管理和监督下，Ameritor基金损失了99％的资金。证券交易委员会在2012年毅然决然地关掉了这家作为投资公司的基金，使其终于无法再在市场上兴风作浪了。

回到赫尔曼的故事上来

那么，安娜·梅·赫尔曼最后仅存的这10多美元在当初投资的时候能有多少钱呢？考虑到她如果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把钱投给斯坦德曼公司的，当时基金热火朝天的程度跟今天可是一个在天上，一个在地下，那这笔钱恐怕当时最起码有四位数，也许不止四位，可能有五位数也说不定。

把本该寄给赫尔曼但却错寄给我的这张支票再退还给Ameritor基金公司也没多大意义了，一来真的这笔钱可以忽略不计，二来这家公司也已然烟消云散。所以我干脆一心一意地寻找赫尔曼的下落。你敢信我居然找到了，只不过是在1971年10月2日出版的《纽约时报》的一篇两英寸的文章中找到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是《达科他空难——四人不幸殒命于斯》。好吧，我确实发现了赫尔曼的下落——她和丈夫以及另一对夫妇于1971年在空难中遇难，死因是南达科他州苏福尔斯附近的一场雷雨天气。所以水落石出、真相大白了——四十年来，赫尔曼是臭名昭著的Ameritor基金公司及其前身斯坦德曼基金公司的已逝投资者中的一位。

赫尔曼的死亡也解释了这栋房子为何在1971年转手于人，赫尔曼夫妇死的时候应该也就是30多岁，还留下了几个孩子，而这些孩子本该是可以使用那笔投进了斯坦德曼基金的钱维持生计的，天知道这些孩子后来是怎么过活的。

我还保留着那张Ameritor基金公司错寄的支票（上面签着卡罗尔·金尼的丈夫，杰罗姆的名字），我倒是挺想把这张支票转交给赫尔曼夫妇的后人的，但是以什么样的名义呢？或者说该作为何种纪念？——是对他们双亲过早离世的遗憾，还是赫尔曼对消费者金融权益的期盼？亦或是对一家完全无视投资人利益的基金公司的无奈？

不知何故，我脑海中总是浮现出赫尔曼的后人们收到这张支票的情景，他们好歹会知道，“妈妈是关心我们的”。然而遗憾的是，Ameritor基金公司或者说斯坦德曼基金公司却几乎从来不曾关心过赫尔曼。

编译组出品。编辑：郝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