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看华裔美籍张彤禾女士写的《打工女孩》。这部书向我们展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及本世纪零几年之间的很多东莞女工的命运变迁，也结合了从她祖父到她自己这一代人的去美国读书、归国、经历各种运动、有人离去、有人留下的一部家族史。每个人的命运在时代的洪流当中，煎熬翻滚，上下沉浮，令人感慨，也令人深思。
然而，除了上述这些内容，还有一点，给我启发，那就是在读的过程中，我惊讶于作者张彤禾女士的专业与投入。
她的投入体现于她为了写这部书，不仅仅是翻找各种资料，比如本家族的留存史料和打工女孩们的普通报道。更重要的是，她还走访、联系了大量的本人家族成员和打工工人，从国外到国内，从东北到湖南到东莞。她陪打工女孩挤上火车回老家过春节，从而获得中国农村过春节的一手资料，以及在新型条件下，打工女孩们和她们家人之间的关系的变化；陪她们在各级劳动部门辗转申请劳动仲裁，充分见证了底层guanliao踢皮球、互相推诿的工作作风；在当年东莞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来回乘坐公交车，去深入工厂与各类机构，体会打工女孩的工作、婚恋、教育培训等各种活动，深度接触她们的喜怒哀乐、她们的抱怨与梦想。她甚至深入到夜总会等极致奢华的娱乐场所，了解打工女孩的各个侧面、各种生活方式与想法。
而她的专业体现在她的深度思考。她对不同的社会行为、文化现象、集体意识、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都有深入的比对、挖掘与分析。这些使得她笔下徐徐展现社会历史画卷的同时，她的独特思考如同画外音一样，条分缕析着不同社会现象的历史、历史及制度成因。她的理性分析从未离开那些真实感性的画面，使得这部书既有细节，又有作者独特的视角分析。难怪此书那么受人欢迎。
我说这么多，其实重点不是在分析此书。重点在惊讶于作者要写出一本好书所做出的各种准备与投入，包括时间上的，精力上的，情感上的。原来一部好书，从来不是随随便便、东拉西扯、堆砌一些材料而成的。这里面有作者的感同身受与深度思考。能做到这一切，殊为不易。体验，融入，搜集资料，思考，体力，脑力，甚至有时候，她还会受到长途车上低素质卖票人的粗鲁对待。有了这一切的承受与体悟，才能让一本书鲜活又立体，才能让她对中国的文化心理有着更为直观感性地认识。非如此，如何能写成一部好书？
且不说曹雪芹《红楼梦》这本书的内容是如何融入自己的家族兴衰、心中爱恨，写作时是如何“增删五次，批阅十载”，里面倾注了自己多少的辛酸与血泪；就说一些现代作家，他们写出好作品，也何曾轻松过？
当年严歌苓写《金陵十三钗》的时候，她把南京大屠杀的历史彻底研究了一遍，走访了许多人，收集大量第一手资料；写《舞男》呢，她就直接去舞厅里跳舞；写赌徒，她就在赌场里混了好些个日子。写每一个人物，严歌苓都要把自己灵魂里的一部分投注出去，成为她笔下角色的一部分或者说把她的一部分扩展成一个饱满的人物，从无到有地赋予一个虚构者以生命。她说过：我经历过无数个人生。原来，真正的写作，是要经历多样的人生，是要投射自己的灵魂，才能使作品有血肉，有灵魂。
严歌苓说，“每写一本书都会有两到三段黑暗期，感觉再也无法完成了”。在写《陆犯焉识》的时候，严歌苓就感觉到，这个故事时时刻刻都要滑脱自己的控制。“我曾经在深夜对丈夫哭诉‘我已经把才华用尽’，更难受的时候会用头去撞墙。”
我也曾经以为，作家们才华横溢，往往是立马写就，一气呵成。但这种认识是错误的。就算有些作家的写作题材完全虚构，但他（她）依然要利用以前及现在大量的生活经历，海量阅读的书籍，以及自己的想象力重新组合、装配，“投射”自己的感情与灵魂，进行无尽地追问与探索。其中艰辛，几人能知？
大家都知道J.K. 罗琳写《哈利·波特》的灵感是在她母亲去世那年，自己乘火车从曼城到伦敦途中，看到一个黑发青涩、戴着一副大眼镜的小男孩时被触发的，于是一幅魔法世界的巨大画卷在罗琳脑海里开始慢慢延展。也许有人会说，有这么简单么，只要有灵感就行了？当然不是！这一切，是在她前半生中，从小被父母冷漠对待，丈夫无休无止的家庭暴力，得抑郁症差点自杀的背景下，在反省自己前半生，寻找生活意义的过程中发生的，也是在她从小一头扎进文字里，虽然生活困顿，却还是不断坚持着自己的文学爱好的背景下发生的。
灵感产生的此后五年中，罗琳经常会推着婴儿车到一家咖啡馆点一杯最便宜的咖啡，然后坐在座位上创作，一写就是一天。就这样，在女儿的哭喊声中，她的第一本《哈利·波特》手稿诞生。
在2008年哈佛演讲上，她回忆了自己大学毕业时的情景；她谈到了自己那些最悲惨的日子，同时，J.K. 罗琳认为，没有那段日子的失败，就不会有后来的她。
原来，写作从来就不是写作本身。写作是对生活、对经历、对挣扎、对梦想的记录。写作是火山的爆发，感情的倾吐，苦闷的思索，炼狱中的挣扎，对天堂的向往。如果没有这些东西，那么所谓写作，也就是凑个字数，自娱自乐，卡拉OK一下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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