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和鱼有什么区别呢？区别之一在于人的记忆毕竟比鱼要长，区别之二在于鱼似乎总比人快乐。人总是要争来争去，这是因为生了差别心的缘故，也还因为心里多少存了些欲望的“本我”和争强好胜的“自我”。
争未尝不可，没有自由竞争和机会平等就不会有美国梦，但争什么是可以看出人性大小的。而争，又往往不如不争而争来得境界高。比如提起冰心，我们都知道这位姑奶奶喜欢争，且心眼着实有些小，熬了一辈子鸡汤熬到自己都信了，宛如所有直男癌（周国平之流）精神上的直系亲属。她争来什么了吗？没有，她最大的武器无非活得长而已。
相比之下她“不争而争”的老公吴文藻同志就有意思得多。吴文藻是学问人，清华大学出生，吴先生学问怎么样呢？有什么东西留下来呢？大概很少有人能说清楚，但要说起吴先生的学生，那能说的可就太多了，要知道吴文藻先生的江湖地位，看他的学生们就一目了然了。
但说起他的学生来，先得另外说一件小事。冰心和吴文藻的相识是一九二三年八月十七日，在美国邮船杰克逊号上。“我在贝满中学时的同学吴搂梅——已先期自费赴美——写信让我在这次船上找她的弟弟、清华学生——吴卓。我到船上的第二天，就请我的同学许地山去找吴卓，结果他把吴文藻带来了。”
两人交谈起来，冰心问吴文藻打算去美国学习什么，吴文藻答社会学，他又问冰心，冰心自然说文学，“想选修一些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功课”。此处高能预警，吴文藻就“列举几本著名的英美评论家评论拜伦和雪莱的书”，问冰心有没有看过，冰心自然是没有看过。
一个社会学系的学生听中文系的说她喜欢英国十九世纪诗人的东西，于是列举了几本这方面的研究著作，结果对方居然都没有看过。这就是学霸和学渣聊天时经常会出现的局面。
这一段相遇冰心奶奶写得索然无味，但从中至少看出吴先生涉猎很广，而且很有主见，他说“你如果不趁在国外的时间，多看一些课外的书，那么这次到美国就算是白来了！”这认识很能显示出水平。
而吴文藻先生最初大约对冰心女士是没有什么兴趣的，因为冰心说：“……《海啸》的墙报，我也在上面写过稿，也参加过他们的座谈会。这些事文藻都没有参加，他对文艺似乎没有多大的兴趣……。”而且冰心女士一定要念念不忘地反复强调：“诗集《繁星》和小说集《超人》都已经出版……（他）和我谈话时也从不提到我的作品。”
到了美国之后，冰心进入威尔斯利女子大学研究院，吴文藻进入达特茅斯学院，“插入社会学系本科三年级学习。这二年中，又接触到大量西方的社会政治思想史和理论。除了必修的基础理论课以外，我偏重学习西方社会政治思想史和与西方近代工业文明有关的社会经济制度方面的学说”。
两年期满后，吴有升入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系学习，“哥校的系主任季亭史（又译吉丁斯——F . H . Giddings，1855—1931) 是美国本土社会学创始人之一，他培养了大批能著书立说的专业人才，给各大学输送了专业师资。这些人后来成了美国社会学的骨干力量。”而当时，乃至整个20世纪的美国社会学界，最繁荣的两大学派就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哥伦比亚学派，或者叫传播学派，和芝加哥大学的芝加哥学派，或者叫区域文化学派。
从这段吴文藻自传的内容里我们可以得到如下信息：首先，吴文藻是天生的学者，涉猎广博而钻研深入；其次，吴在美国是直接进入学科建设前沿的，正好进入了社会学美国本土化的学科建设过程，他后来在中国搞社会学中国本土化，显然也是受到了美国同行的启发，而这项建设，对中国20世纪的社会科学界意义重大。
吴博士毕业，还得到哥校“最近十年内最优秀的外国留学生”奖状后，回国任教。吴进入母校清华大学社会学系和燕京大学社会学系工作，正式开始了他开挂一般的教育生涯。他对学生的认真负责，以及留学规划上的考虑，是一般老师所不能比拟的，且他特别有寻访名师和游学的兴趣，对各个主要国家的学科现状、人才队伍建设、思想体系等都有考察。他自己说：“我对于哪一个学生，去哪一个国家，哪一个学校，跟谁为师和吸收哪一派理论和方法等问题，都大体上作了具体的、有针对性的安排。”冰心说：“在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年，文藻休假的一年，我同他到欧美转了一周。他在日本、美国、英国、法国，到处寻师访友，安排了好几个优秀学生的入学从师的问题……到了法国，他要重到英国的牛津和剑桥学习‘导师制’，我却自己在巴黎住了悠闲的一百天。”
他安排了哪几个学生呢？当时英国功能主义人类学派方兴未艾。其中代表人物之一，剑桥大学的拉德克里夫-布朗就曾应吴文藻的邀请来燕京大学讲演，并应他的要求担任了一位学生的硕士论文指导老师，后来这个学生又被吴文藻一封推荐信送到了哈佛读人类学博士。等他回国之后，成了中央民族大学人类学系的开山祖师，这个人叫林耀华。
吴的另一个学生被送到了英国另一位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门下，学习田野调查方法和功能主义人类学理论，后来拿自己在江苏吴县开弦弓村的经历写了一本《江村经济》，拿了英国皇家人类学会颁发的人类学最高奖赫胥黎奖，80年代之后在大陆搞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总免不了叫一声祖师爷，这个学生叫费孝通。
吴又觉得没学生搞体质人类学和人口学貌似不行，又送了个学生去哈佛，受民族学家罗兰·狄克森（Roland Dixon）与体质人类学家恩斯特·虎顿（Earnest Hooton）指导，于1923年完成论文《中国民族的形成》，从而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哈佛人类学博士。这个学生回国之后主持了殷墟发掘，中国社科院考古所所长夏鼐、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高去寻等大牛都是在殷墟发掘接受的考古学训练。他后来去了台湾，在新竹清华大学复制了大陆清华的考古学系，后来大陆清华的考古学系给了北大，新竹清华的倒是蒸蒸日上，培养出了台湾中研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哈佛大学教授张光直这样的大牛，这个学生叫李济。
吴文藻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时，常常跑去听美国文化多元主义人类学家，德国人博厄斯的课，也因此对他的思想源流，德国的历史地理学派的学问很感兴趣。他着重了解了美国人在研究和保护印第安人文化上所做的努力，觉得这完全可以移植到中国来嘛，于是派了个学生跟着博厄斯的两个大牛学生，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的克虏伯（Kroeber）和罗维（R. Lowie）研究祖尼印第安人。这个学生也是争气，去了之后，发现美国人研究中的若干问题，大加批判，写了一本《印第安祖尼的母系社会》，成功打入美国人类学界内部。回国之后，这个学生一直致力于边政研究和少数民族的文化、宗教问题研究，实地考察了很多地方，写出了《喇嘛教萨迦派》、《西康德格之历史与人口》、《仪礼与礼记之社会学的研究》等著作，成了国内藏学研究的开山祖师，这个学生叫李安宅。
还有一个学生，在他手底下完成硕士学习，正好赶上抗战，随西南联大迁往云南，在呈贡县城魁星阁，以费孝通为首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开启了中国本土人类学研究的“魁阁时代”，这个学生在这一时期写成的《中国封建社会》、《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清代地方政府》、《汉代社会》等书至今仍有影响。罗隆基说，他在西南联大兼课时即以《中国封建社会》为主要参考书，并说若无此书，他便无法开课了。而如今在学校里，《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是很多法学、社会学、人类学学生的必读书目。这个学生叫瞿同祖。
此外，直接或间接受吴文藻影响的学人还有陶云逵、许烺光、李有义、黄迪、黄明信……等等。可以说没有吴文藻先生的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工作，没有他的“社区研究”思想，就不会有当今的中国社会学和人类学界，以及学科本土化的理论根源和思想武器。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么一位超级大牛，他的学生林耀华、费孝通、瞿同祖等人都成了超级学阀，随便说几句话都能影响到学科发展，吴先生反而很少人知道呢？
据推测，大约和他曾经一度在日本生活，和国民党方面过从甚密有关系。1946年初，吴文藻的清华同学朱世明受任中国驻日代表团团长，他邀请吴文藻担任该团的政治组长，兼任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顾问。而他当时的副手谢南光在台湾当过记者，在重庆收集日本情报，回台湾组织革命同盟，还在国民党中央统计调查局做过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又在福建运输、林业、教育与调查多个机构任职，1939年的国民党员，最后是从台湾调查委员会的任上，授命来到日本，成了二组副组长，建国后历任历任中央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外交学会理事，中国亚非团结委员会委员，是资深潜伏者，他与周恩来单线联系，一手促成了吴谢二人的回国。
有资料显示，国内曾派人策反吴文藻等人起义，这个人是蒋介石第二位夫人陈洁如的养女陈瑶光的丈夫陆久之。陆自1926年起从事中共地下党的工作，1949年上海解放后，华东局统战部长吴克坚指示陆久之由香港潜入日本，做驻日代表团的工作，动员朱世明、谢南光、吴文藻、吴半农等高层人士起义。陆久之的叔父陆榘吾，在代表团中任电讯处处长，通过他的安排，陆得以与朱世明、吴文藻等人见面，这恰是代表团密谋起义的时间。
经周恩来指示，1951年8月23日，吴文藻、冰心、吴宗远、吴宗黎一家四人，从横滨港码头登上了一艘印度轮船，以赴美国耶鲁大学任教的名义，悄然离开了日本。他们在香港登陆后，经有关部门的安排，经广州、天津，回到日新月异的新中国。之后就是打成右派，下方摘棉花，尼克松访华时干干翻译，然后建设中央民族大学前身中央民族学院的民族学研究室，直到1985年的9月24日早晨去世。这期间吴连公开发表的文章都很少。而为什么冰心同志受到的影响较小，文学生命得以延续呢？只能说文联是一个好单位啊。冰心同志去世后，文联发布的讣告称她是“二十世纪中国杰出的文学大师，忠诚的爱国主义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看吧，吴先生显然是没有被当做朋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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