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学界研习西方古典语文学的风习方兴未艾。古典学教学和学科建设也成为古典学教育根本事业。
晚清至今一百多年来，学界不断引介、翻译西学各种新潮学说、主义，业已构成我国现代教育、思想、政制和习俗等的重要基质，几乎彻底革新智识人和民众的生活理念和方式； 但同时引发种种困惑和难题。古典学教育面临思想、制度和生活方式的更新问题，有其重要的政治含义。再者，古典学本身就包含着古今变革的含义，包含人的时间、空间观念的消息变化，主要指向人的自我理解和德性养成，又有其更为重要的哲学含义。此双重含义必然密切关联。
如此，我国当下的西方古典学教育应该不同于时下欧美古典学系的古学教育，即并非以纯粹实证、历史、社会和文化等等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为旨趣和教学理念。在引进、译介西方古典学的基本教材必得细心且谨慎检查其品质，为古典学教育的初始建设固本清源。
刘小枫选编的 《西方古典文献学发凡》 收入德国大学古典学系的三种本科教材：维森博格的《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厄森胡特的《西方古代修辞术简史》和耶格尔的《文本考据》。其中维森博格的《西方古典语文学简史》可谓简明扼要，大致梳理了西方古典语文学历史流变的四个时期：古希腊语文学、古罗马语文学、西欧中世纪古典语文学和近代古典语文学；其中十四世纪早期至十九、二十世纪之际的近代部分占据过半，而西欧中世纪部分则不到两页。维森博格论析“西方”古典语文学史，略去中古东方的拜占庭古典语文学、阿拉伯古典语文学和犹太古典语文学。其中古是西欧基督教的中古。再者，其西方古典语文学也就仅是西方的，并且主要是关于古典文学的研究，中古部分几乎仅仅关注拉丁文学。他不仅忽视拜占庭古典学者对古希腊文学的重要研究，更为关键的是略掉阿拉伯、犹太古典学者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研读，而这些古典学成果对于欧洲文艺复兴以及近代政制、宗教、哲学等产生隐秘影响。
再者，维森博格也以通行的看法即以亚历山大古典学者的古希腊文学研究作为西方古典语文学的发轫期。在此之前的被称为前亚历山大时期，甚至出现“前语文学”这样的概念。其论述中对语文学隐含的理解是文法研究、文本考订和批评。其并未论及柏拉图对荷马、悲剧诗人、喜剧诗人的批评、解释，排除了对诗歌的哲学解释。如此，其古典语文学史不只几乎没有关于柏拉图的研究，而且也不把柏拉图视为古典语文学家；并且也略过西塞罗；最后也能没认清作为古典语文学家的哲人尼采。
维森博格的古典语文学观念分离古典观念中的语文学和哲学的关联。塞涅卡说，语文学之所是就是哲学已成就的，语文学穷尽书本，哲学穷究自己。二者的结合可谓“尚友古人”。
厄森胡特的 《西方古代修辞学简史》 着重论述西方古典时代修辞学的发展历史，其中尤以古希腊修辞术、古罗马修辞术为主。论述修辞术观念，以及修辞术与政制的关系，将修辞术视为民主政制的产物，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是：修辞术是一门技术、艺术抑或是一门学问？这是个柏拉图式的问题。厄森胡特借助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理解，把修辞术看成一门技艺，其中又引出了修辞术与辩证术的关系，作为演说家的哲人与演说家的矛盾。西塞罗尝试“将修辞术和哲学真正统一起来（不仅对修辞术作哲学解释），这一做法致使人们后来混淆了哲学和修辞术。”厄森胡特主要论述智术师们修辞术的各种技艺。而“这里应当提及苏格拉底，尤其是柏拉图。柏拉图某些对话的标题就已表明他反对智术师，尤其是反对他们包罗万象的、在他看来非哲学的教育。”其几乎完全略去苏格拉底－柏拉图的修辞术。未能细读柏拉图的《高尔吉亚》、《斐德若》等，其修辞学史的写作意图含糊，再者无法深入描述西方古典修辞学史内部的根本矛盾和张力。
在《高尔吉亚》中苏格拉底否认修辞术是门技艺； 并以为修辞学家的修辞术是种谄媚，是政治术的一部分影子，对应于审判术（即正义）。如此，修辞术关涉政治事物的正义问题。《斐德若》中苏格拉底对修辞术的理解似乎包含根本的转化，从修辞学家的修辞术转化为哲人的辩证术。苏格拉底以为修辞术是某种靠言谈来引导灵魂的技艺。修辞术似乎从不是技艺转变为技艺，主要包含对灵魂的理解，对各类灵魂类型的辨析、认识和说服。此时修辞术似乎与辩证术相等。修辞学家的修辞术以意见说服多数人； 哲人的修辞术说服富有爱欲的少数人引发自己灵魂的转向，转向真实的世界，两种修辞术对应于两种正义观念。
概而观之，古典学教育中首要且主要问题是柏拉图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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