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在来说，“幸福”是个非常虚浮的概念：一方面，它需要根深蒂固的价值体系的多线支撑；另一方面，它又随着生活境况的波动而变动不居。当我们试图以明确的理论去界定它的性质的时候，它总是在“个别”的例证中出离，成为千丝万缕的私人话语的松散集合。所以，无论是谁，当他想要教导人们去认识和把握“幸福”的时候，多多少少读者都会从中发现一些偏狭——这并不是什么憾事，起码说明我们对自己的境况多少还有些把握。毕竟，“生活”这件事终归还是私有的。
较之叔本华的那本《人生的智慧》，罗素的这本《我所理解的幸福》更浅显易读。《人生的智慧》有一个副标题——“如何才能幸福度过一生”，而《我所理解的幸福》的副标题则是“罗素的十七堂人生哲学课”。实际上，叔本华的行文更倾向于严肃哲学，而罗素则更倾向于世俗生活。
罗素在“罗曼蒂克的忧郁”这一章中对“痛苦还是庸俗”的悖论提出挑战：“不以为在抑郁不欢中间真有什么较高的道理”，这或者只是一种“高人一等”或“明察过人”的快感。这份揶揄倒也不无道理，莞尔之余我们不得不承认，相对于“无知的快乐”人们还是更以“睿智的痛苦”为享受。所谓幸福，并不以知识为敌。
“唯其因为人生有限，人生的乐趣才永远显得新鲜。”求知与探索，是一个人在世界中找到自我的必由之路。在此过程中，我们寻求认可，也寻求解脱。这必将是物与我的平衡，“幸福，显然一部分靠外界的环境，一部分靠个人自己。”
对个人而言，对基本情感需求的尊重是幸福生活的一处根基：关于爱情，罗素说“爱情是导向合作的最原始最普通的形式，凡是强烈地经验过爱情的人，断不愿接受那宣称人之至善和他所爱者的至善不相关涉的哲学。”关于亲情，罗素说“要在此世幸福，尤其在青春消逝之后，一个人必须觉得自己不单单是一个岁月无多的孤立的人，而是生命之流的一部分。”人毕竟是社会性的，而情感是人与社会相联系的基本纽带，其与“幸福”的关涉自然不言自明。当然，除了家庭和情感之外，人的事业、兴趣、社交等都与幸福的完满度有关，说到人生的修为，自然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
而在外部的条件和影响来说，一个人所处的舆论环境应该是一个重要的关键点。比如金钱观念，如果整个社会都认可“金钱本身虽不足使人伟大，但没有金钱确乎难于伟大。再加挣钱是测量一个人的头脑的公认标准。挣一笔大钱的人是一个能干的家伙；否则便是蠢汉。”那么，绝大多数人都很难摆脱物质为上的成功学。然而，更多的时候我们身陷这种无休止的彼此攀比，使得所谓成功永无成功可言，因为“一般所谓的生活的斗争，实际是成功的斗争。他们从事战斗时所惧怕的，并非下一天没有早餐吃，而是不能耀武扬威盖过邻人。”人们一方面警惕自己将宝贵的生命消耗在并无胜算的世俗争斗中，另一方面又无法超脱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的价值评判，由此一种不可治愈的焦虑就会成为多数人终生的阴霾。这是人生价值的悖论，能够自解倒悬的人才能走向幸福的完满。
总之，人之幸福终归还在自洽，无论自我精神的修为还是与外部世界的周旋，人总要成为世界的一份子，自得其所的与己与人和谐共处，才能寻得幸福的要义。
2021.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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