荃是罗真吾的内兄,胡立三娃沁园师的侄子,都是常常见面的好朋友。他们推举我做社长,我怎么敢当呢?他们是世家子弟,学问又比我强,叫我去当头儿,好像是存心跟我开玩笑,我是坚辞不干。王仲言对我说:「濒生,你固执了!我们是论齿,七人中,年纪是你最大,你不当,是谁当了好呢?我们那是熟人,社长不过应个名而已,你还客气什么?」他们都附和王仲言的话,说我客气得无此必要。我没法推辞,只得答允了。社外的诗友,却也很多,常常来的,有黎松安、黎薇荪、黎雨民、黄伯魁、胡石庵、吴刚存等诸人,也都是我们向来极相熟的。只有一个名叫张登寿,号叫仲扬的,是我新认识的。这位张仲扬,出身跟我一样寒微,年轻时学过铁匠,也因自己发愤用功,读书读得很有一点成就,拜了我们湘潭的大名士王湘绮先生做老师,轻学根柢很深,诗也做得非常工稳。乡里的一批势利鬼,背地里仍有叫他张铁匠的。这和他们在我改行以后,依旧叫我芝木匠,是一样轻视的意思。我跟他,都是学过手艺的人,一见面就很亲热,交成了知己朋友。 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一八九五),我三十三岁。黎松安家里,也组成了一个诗社。松安住在长塘,对面一里来地,有座罗山,俗称罗网山,因此,取名为「罗山诗社」。我们龙山诗社的主干七人,和其它社外诗友,也都加入,时常去做诗应课。两山相隔,有五十来里地,我们跑来跑去,并不嫌着路远,那年,我们家乡遭逢了很严重的旱灾,田里的庄稼,都枯焦得不成样子,秋收是没有把握的了,乡里的饥民,就一群一群的到有钱人家去吃饭。我们家乡的富裕人家,家里都有谷仓,存着许多稻谷,年年吃掉了旧的,再存新的,永远是满满的仓,这是古人所说积谷防饥的意思。可是富裕人家,究属是少数,大多数的人们,平日糊得上嘴,已不容易,那有力量积存稻谷,逢到灾荒,就没有饭吃,为了活命,只有去吃富户的一法。他们去的时候,排着队伍,鱼贯而进,倒也很守秩序,不是乱抢乱撞的。到了富户家里,自己动手开仓取谷,打米煮饭,但也并不是把富户的存谷,完全吃光,吃了几顿饱饭,又往别的地方,换个人家去吃。乡里人称他们为「吃排饭」。但是他们一群去了,另一群又来,川流不息的来来去去,富户存的稻谷,归根结蒂,虽没吃光,也就吃得所剩无几了。我们这些诗友,恰巧此时陆续的来到黎松安家,本是为了罗山诗社来的,附近的人,不知底细,却造了许多谣言,说是长塘黎家,存谷太多,连一批破靴党(意指不安本分的读书人)都来吃排饭了。 那时,龙山诗社从五龙山的大杰寺内迁出,迁到南泉?黎雨民的家里。我往来于龙山、罗山两诗社,他们都十分欢迎。这其间另有一个原因,原因是什么呢?他们要我造花笺。我们家乡,是买不到花笺的,花笺是家乡土话,就是写诗的诗笺。两个诗社的社友,都是少年爱漂亮,认为做成了诗,写的是白纸,或是普通的信笺,没有写在花笺上,觉得是一件憾事,有了我这个能画的人,他们就跟我商量了。我当然是义不容辞,立刻就动手去做,用单宣和官堆一类的纸,裁八行信笺大小,在晚上灯光之下,一张一张的画上几笔,有山水,也有花鸟,也有草虫,也有鱼虾之类,着上了淡淡的颜色,倒也雅致得很。我一晚上能够画出几十张,一个月只要画上几个晚上,分给社友们写用,就足够的了。王仲言常常对社友说:「这些花笺,是濒生辛幸苦苦造成的。我们写诗的时候,一定要仔细地用,不要写错。随便糟蹋了,非但是怪可惜的,也对不起濒生煞夜的辛苦!」说起这花笺,另有一段故事:在前几年,我自知文理还不甚通顺,不敢和朋友们通信,黎雨民要我跟他书信往来,特意送了我一些信笺,逼着我给他写信,我就从此开始写起信来,这确是算得我生平的一个纪念。不过雨民送我的,是写信用的信笺,不是写诗用的花笺。为了谈起造花笺的事,我就想起黎雨民送我信笺的事来了。 光绪二十二年(丙申一八九六),我三十四岁。我起初写字,学的是馆阁体,到了韶塘胡家读书以后,看了沁园、少蕃两位老师,写的都是道光年间,我们湖南道州何绍基一体的字,我也跟着他们学了。又因诗友们,有几位会写钟鼎篆隶,兼会刻印章的,我想学刻印章,必须先会写字,因之我在闲暇时候,也常常写些钟鼎篆隶了。前二年,我在人家画像,遇上了一个从长沙来的人,号称篆刻名家,求他刻印的人很多,我也拿了一方寿山石,请他给我刻个名章。隔了几天,我去问他刻好了没有?他把石头还了给我,说:「磨磨平,再拿来刻!」我看这块寿山石,光滑平整,并没有什么该磨的地方,既是他这么说,我只好磨了再拿去。他看也没看,随手搁在一边。又过了几天,再去问他,仍旧把石头扔还给我,说:「没有平,拿回去再磨磨!」我看他倨傲得厉害,好像看不起我这块寿山石。也许连我这个人,也不在他的眼中。我想:何必为了一方印章,自讨没趣。我气忿之下,把石头拿回来,当夜用修脚刀,自己把它刻了。第二天一早,给那家主人看见,很夸奖的说:「比了这位长沙来的客人刻的,大有雅俗之分。」我虽觉得高兴,但也自知,我何尝懂得篆法刀法呢!我那时刻印,还是一个门外汉,不敢在人前卖弄。朋友中间,王仲言、黎松安、黎薇荪等都喜欢刻印,拉我在一起,教我一些初步的方法,我参用了雕花的手艺,顺着笔画,一刀一刀的削去,简直是跟了他们,闹着玩儿。 沁园师的本家胡辅臣,介绍我到皋山黎桂坞家去画像。皋山黎家和长塘黎松安家是同族。黎桂坞的弟弟薇荪、铁安,都是会刻印章的,铁安尤其精深,我就向他请教:「我总刻不好,有什么方法办呢?」铁安笑着说:「南泉?的楚石,有的是!你挑一担回家去,随刻随磨,你要刻满三四个点心盒,都成了石浆,那就刻得好了。」这虽是一句玩笑话,却也很有至理。我于是打定主意,发愤学刻印章,从多磨多刻这句话上着想,去下功夫了。 黎松安是我最早的印友,我常到他家去,跟他切磋,一去就在他家住上几天。我刻着印章,刻了再磨,磨了又刻,弄得我住的他家客室,四面八方,满都是泥浆。他还送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刻印的拓片,我很想学他们两人的刀法。只因拓片不多,还摸不到门径。 光绪二十三年(丁酉一八九七),我三十五岁。二十四年(戊戌一八九八),我三十六岁。我在三十五岁以前,足迹只限于杏子坞附近百里之内,连湘潭县城都没有去过。直到三十五岁那年,才由朋友介绍,到县城里去给人家画像。后来请我画像的人渐多,我就常常的进城去了。我在湘潭城内,认识了郭葆生(人漳),是个道台班子(有了道台资格还未补到实缺的人)的大少爷。又认识了一位桂阳州的名士夏寿田,号叫午诒,也是一位贵公子。这时松安家新造了一所书楼,名叫诵芬楼,罗山诗社的诗友们,就在那里集会。我们龙山诗社的人,也常去参加。次年,我三十六岁,春君生了个女孩,小名叫作阿梅。黎筱荪的儿子戬斋,交给我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印谱,说是他父亲从四川寄回来送给我的。前年,黎松安给过我丁黄刻印的拓片,我对于丁黄两家精密的刀法,就有了途轨可循了。 光褚二十五年(己亥一八九九),我三十七岁。正月,张仲扬介绍我去拜见王湘绮先生,我拿了我做的诗文,写的字,画的画,刻的印章,请他评阅。湘公说:「你画的画,刻的印章,又是一个寄禅黄先生哪!」湘公说的寄禅,是我们湘潭有名的一个和尚,俗家姓黄,原名读山,是宋朝黄山谷的后裔,出家后,法名敬安,寄禅是他的法号。他又自号为八指头陀。他也是少年寒苦,自己发愤成名,湘公把他来比我,真是抬举我了。那时湘公的名声很大,一般趋势好名的人,都想列入门墙,递上一个门生帖子,就算作王门弟子,在人前卖弄卖弄,觉得很有光彩了。张仲扬屡次劝我拜湘公的门,我怕人家说我标榜,迟迟没有答应。湘公见我这人很奇怪说高傲不像高傲,说趋附又不肯趋附,简直莫名其所以然。曾对吴劭之说:「各人有各人的脾气,我门下有铜匠衡阳人曾招吉,铁匠我同县乌石寨人张仲扬,还有一个同县的木匠,也是非常好学的,却始终不肯做我的门生。」这话给张仲扬听到了,特来告诉我,并说:「王老师这样的看重你,还不去拜门?人家求都求不到,你难道是招也招不来吗?」我本也感激湘公的一番厚意,不敢再固执,到了十月十八日,就同了仲扬,到湘公那里,正式拜门。但我终觉得自己学问太浅,若怕人家说我拜入王门,是想抬高身分,所以在人面前,不敢把湘绮师挂在嘴边。不过我心里头,对湘绮师是感佩得五体投地的。仲扬又对我说:「湘绮师评你的文,倒还像个样子,诗却成了红楼梦里呆霸王薛蟠的一体了。」这句话真是说着我的毛病了。我做的诗,完全写我心头里要说的话,没有在字面上修饰过,自己看来,也有点呆霸王那样的味儿哪! 那时,黎铁安又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茶陵州的着名绅士谭氏三兄弟,刻他们的收藏印记,这三位都是谭锺麟的公子。谭锺麟做过闽浙总督和两广总督,是赫赫有名的一品大员。他们三弟兄,大的叫谭延,号组安;次的叫谭恩,号组庚;小的叫谭泽,号瓶斋。我一共给他们刻了十多方印章。自己看着,倒还过得去。却有一个丁拔贡,名叫可钧的,自称是个金石家,指斥我的刀法太烂,说了不少坏话。谭氏兄弟听了丁拔贡的话,就把我刻的字,统都磨掉,另请这位丁拔贡去刻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心想:我和丁可钧,都是摹仿丁龙泓、黄小松两家的,难道说,他刻的对,我就不对了么?究竟谁对谁不对,懂得此道的人自有公论,我又何必跟他计较,也就付之一笑而已。 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一九○○),我三十八岁。湘潭县城内,住着一位江西盐商,是个大财主。他逛了一次衡山七十二峰,以为这是天下第一胜景,想请人画个南岳全图,作为他游山的纪念。朋友介绍我去应征,我很经意的画成六尺中堂十二幅。我为了凑合盐商的意思,着色特别浓重;十二幅画,光是石绿一色,足足的用了二斤,这真是一个笑柄。盐商看了,却是十分满意,送了我二百二十两银子。这三百二十两,在那时是一个了不起的数目,人家听了,吐吐舌头说:「这还了得,画画真可以发财啦!」因为这一次画,我得了这样的高价,传遍了湘潭附近各县,从此我卖画的声名,就大了起来,生意也就益发的多了。 我住的星斗塘老屋,房子本来很小,这几年,家里添了好多人口,显得更见狭窄了。我拿回了三百二十两银子,就想另外找一所住房,恰巧离白石铺不远的狮子口,在莲花砦下面,有所梅公祠,附近还有几十亩祠堂的祭田,正在招人典租,索价八百两银子,我很想把它承典过来,只是没有这些银子。我有一个朋友,是种田的,他愿意典祠堂的祭田,于是我出三百二十两,典住祠堂房屋,他出四百八十两,典种祠堂祭田。事情办妥,我就同了我妻陈春君,带着我们两个儿子,两个女儿,搬到梅公祠去住了。莲花塘离余霞岭,有二十来里地,一望都是梅花,我把住的梅花祠,取名为百梅书屋。我做过一首诗,说:「最关情是旧移家,屋角寒风香径斜,二十里中三尺雪,余霞双屐到莲花。」梅公祠边,梅花之外,还有很多木芙蓉,花开时好像铺着一大片锦绣,好看得很。梅公祠内,有一点空地,我添盖了一间书房,取名借山吟馆。房前屋后,种了几株芭蕉,到了夏天,绿荫铺阶,凉生几榻,尤其是秋风夜雨,潇潇簌簌,助人诗思。我有句云:「莲花山下窗前绿,犹有挑镫雨后思。」这一年我在借山吟馆里,读书学诗,做的诗,竟有几百首之多。 梅公祠离星斗塘,不过五里来地,并不太远。我和春君,常常回到星斗塘去看望祖母和我父亲母亲,他们也常到梅公祠来玩儿。从梅公祠到星斗塘,沿路水塘内,种的都是荷花,到花盛开之时,在塘边行走,一路香风,沁人心胸。我有两句诗说:「五里新荷田上路,百梅祠到杏花村。」我在梅公祠门前的水塘内,也种了不少荷花,夏末秋初,结的莲蓬很多,在塘边用稻草搭盖了一个棚子,嘱咐我两个儿子,轮流看守。那年,我大儿子良元,年十二岁,次儿良黼,年六岁。他们兄弟俩,平常日子,到山上去砍柴,砍柴挺卖力气,我见了心里很喜欢。有一天,中午刚过,我到门前塘边闲步,只见良黼躺在草棚之下,睡得正香。草棚是很小的,遮不了他整个身体,棚子顶上盖的稻草,又极稀薄,他穿了一件破旧的短衣,汗出的像流水一样。我看看地上的草,都给太阳晒的枯了。心想,他小小年纪,在这毒烈的太阳底下,怎么能受得了呢?就叫他道:「良黼,你睡着了吗?」他从睡梦中霍的坐了起来,怕我责备,擦了擦眼泪,对我看看,喘着气,咳了一声嗽。我看他怪可怜的,就叫他跟我进屋去,这孩子真是老实极了。 光绪二士七年(辛丑一九○一),我三十九岁。朋友问我:「你的借山吟馆,取了借山两字,是什么意思?」我说:「意思很明白,山不是我所有,我不过借来娱目而已!」我就画了一幅借山吟馆图,留作纪念。有人介绍我到湘潭县城里,给内阁中书李家画像。这位李中书,名叫镇藩,号翰屏,是个傲慢自大的人,向来是谁都看不起的,不料他一见我面,却谈得非常之好,而且还彬彬有礼。我倒有点奇怪了,以为这样一个有名的狂士,怎么能够跟我交上朋友了呢?经过打听,原来他有个内阁中书的同事,是湘绮师的内弟蔡枚功,名毓春,曾经对他说过:「国有颜子而不知,深以为耻。」蔡公这样的抬举我,李翰屏也就对我另眼相看了。那年十二月十九日,我遭逢了一件大不幸的事情,我祖母马孺人故去了。我小时候,她背了我下地做活,在穷苦无奈之时,她宁可自己饿着肚子,留了东西给我吃,想起了以前种种情景,心理头真是痛如刀割。六、五出五归(一九○二——一九二六) (一九○二——一九一六),我四十岁。四月初四日,春君又生了个男孩,这是我们的第三子,取名良琨,号子如。我在四十岁以前,没有出过远门,来来往往,都在湘潭附近各地。而且到了一地,也不过稍稍勾留,少则十天半月,至多三五个月。得到一点润箧的钱,就拿回家去,奉养老亲,抚育妻子。我不希望发什么财,只图糊住了一家老小的嘴,于顾已足;并不作辽游之想。那年秋天,夏午诒由翰林改官陕西,从西安来信,叫我去教他的如夫人姚无双学画,知道我是靠作画刻印的润资度日的,就把束修和旅费,都汇寄给我。郭葆生也在西安,怕我不肯去,寄了一封长信来,说:「无论作诗作文,或作画刻印,均须于游历中求进境。作画尤应多游历,实地观察,方能得其中之真谛。古人云,得江山之助,即此意也。作画但知临慕前人名作、或画册画谱之类,已落下乘,倘复仅凭耳食,随意点缀,则隔靴搔痒,更见其百无一是矣。只能常作远游,眼界既广阔,心境亦舒展,转以颖敏之天实,深邃之学力,其所造就,将无涯涘,较之株守家园,故步自封者,诚不可以道里计也。关中夙号天险,山川雄奇,收之笔底,定多杰作。兄仰事俯蓄,固知惮于旅寄,然为画境进益起见,西安之行,殊不可少,尚望早日命驾,毋劳踌躇!」我经他们这样督促,就和父母商量好了,于十月初,别了春君,动身北上。 那时,水陆交通,很不方便,走的非常之慢,我却趁此机会,添了不少画料。每逢看到奇妙景物,我就画上一幅。到此境界,才明白前人的画谱,造意布局,和山的皱法,都不是没有根据的。我在中途,画了很多,最得意的有两幅;一幅是路过洞庭湖,画的是洞庭看日图;一幅是快到西安之时,画的是灞桥风雪图。我都列入借山吟馆图卷之内。 我到西安,已是十二月中旬了,见着午诒,又会到了葆生,张仲飓也在西安,还认识了长沙人徐崇立。在快要过年的时候,午诒介绍我去见陕西臬台樊樊山(增祥),他是当时的名士,又是南北闻名的大诗人。我刻了几方印章,带了去。想送给他。到了臬台衙门。因为没有递「门包」,门上不给我通报。白跑了一趟。午诒跟樊山说了。才见着了面。樊山送了我五十两食子。作为刻印的润资,又替我订了一张刻印的润例,亲笔写好了交给我。在西安的许多湖南同乡,看见臬台这样的看得起我,就认为是大好的进身之阶。张仲飓也对我说,机会不可错过,劝我直接去走臬台门路,不难弄到一个很好的差事。我以为一个人要是利欲熏心,见缝就钻,就算钻出了名堂,这个人的人品,也可想而知了。因此,仲飓劝我积极营谋,我反而劝他悬崖勒马。仲飓这样一个热中功名的人,当然不会受我劝的,但是像我这样一个淡于名利的人,当然也不会听他话的。我和他,从此就有点小小隔阂,他的心里话,也就不跟我说了。 光绪二十九年(癸卯一九○三),我四十一岁。在西安住了三个来月,夏午诒要进京谋求差事,调省江西,邀我同行。樊樊山告诉我:他五月中也要进京,慈禧太后喜欢绘画,宫内有位云南籍的寡妇缪素筠,给太后代笔,吃的是六品俸,他可以在太后面前推荐我,也许能够弄个六七品的官衔。我笑着说:「我是没见过世面的人,叫我去当内廷供奉,怎么能行呢?我没有别的打算,只想卖卖画,刻刻印章,凭着这一双劳苦的手,积蓄得三二千两银子,带回家去,够我一生吃喝,也就心满意足了。」夏午诒说:「京城里遍地是银子,有本领的人,俯拾即是,三二千两银子,算得了什么!濒生当了内廷供奉,在外头照常可以卖画刻印,还怕不够你一生吃喝吗?」我听他们都是官场口吻,不便接口,只好相对无言了。 三月初,我随同午诒一家,动身进京。路过华阴县,登上了万岁楼,面对华山,看个尽兴。一路桃花,长达数十里,风景之美,真是生平所仅见。到晚晌,画了一幅华山图。华山山势陡立,看去真像刀削一样。渡了黄河,弘晨涧地方,远看嵩山,另是一种奇景。我向旅店中借了一张小桌子,在涧边画了一幅嵩山图。在漳河岸边,看见水里有一块长方形的石头,好像是很光滑的,我想取了来,磨磨刻字刀,倒是十分相宜。拾起来仔细一看,却是块汉砖,铜雀台的遗物,无意间得到了稀见的珍品,真是喜出望外。可惜十多年后,在家乡的兵乱中,给土匪抢去了。 我进了京域,住在宣武门外北半截胡同夏午诒家。每天教无双学画以外,应了朋友的介绍,卖画刻印章。闲暇时候,常去逛琉璃厂,看看古玩字画。也到大栅栏一带去听听戏。认识了湘潭同乡张翊六,号贡吾;衡阳人曾熙,号农髯;江西人李瑞荃,号筠庵。其余还有不少的新知旧友,常在一起游燕。但是一般势利的官场中人,我是不愿和他们接近的。记得我初认识曾农髯,误会他是个势利人,嘱咐午诒家的门房,待他来时,说我有病,不能会客。他来过几次,都没见着。一次他又来了,不待通报,直闯进来,连声说:「我已经进来,你还能不见我吗?」我无法再躲,只得延见。农髯是个风雅的饱学之士,后来跟我交得很好,当初我错看了他,实在抱歉之极。三月三十日那天,午诒同杨度等发起,在陶然亭饯春,到了不少的诗人,我画了一幅陶然亭饯春图。杨度,号晢子,湘潭同乡,也是湘绮师的门生。 到了五月,听说樊山已从西安启程,我怕他来京以后,推廌我去当内廷供奉,少不得要添出许多麻烦。我向午诒说:「离家半年多,想念得很,打算出京回家去了。」午诒留着我,我坚决要走。他说:「既然留你不得,我也只好随你的便!我想,给你捐个县丞,指省江西,你到南昌去候补,好不好呢?县丞虽是微秩,究属是朝廷的命官,慢慢的磨上了资格,将来署个县缺,是并不难的。况且我是要到江西去的,替你打点打点,多少总有点照应。」我说:「我哪里会做官,你的盛意,我只好心领而已。我如果真的到官场里去混,那我简直是受罪了!」午诒看我意志并无犹豫,知道我是决不会干的,也就不再勉强,把捐县丞的钱送了给我。我拿了这些钱,连同在西安北京卖画刻印章的润资,一共有了二千多两食子,可算是不虚此行了。我在北京临行之时,在李玉田笔铺,定制了画笔六十枝,每枝上面,挨次刻着号码,刻的字是:「白石先生画笔第几号。」当时有人说,不该自称先生,这样的刻笔,未免狂妄。实则从前金冬心就自己称过先生,我摹仿着他,有何不可呢?樊樊山在我出京后不久,也到了京城,听说我已走了,对夏午诒说:「齐山人志行很高,性情却有点孤僻啊!」 我出京后,从天津坐海轮,过黑水洋,到上海,再坐江轮,转汉口,回到家乡,已是六月炎天了。我从四十岁起至四十七岁止,出过远门五次,是我生平可纪念的五出五归。这次远游西安北京,绕道天津上海回家,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一出一归,也就是我出门远游的第一次。那时,同我合资典租梅公祠祭田的那位朋友,想要退田,我提出四百八十两给了他,以后梅公祠的房子和祭田,统都归我承典了。我回乡以后,仍和旧日师友常相晤叙,作画吟诗刻印章,是每天的日课。 光绪三十年(甲辰一九○四),我四十二岁。春间,王湘绮师约我和张仲飓同游南昌。过九江,游了庐山。到了南昌,住在湘绮师的寓中,我们常去游滕王阁、百花洲等名胜。铜匠出身的曾招吉,那时在南昌制造空运大气球,听说他试验了几次,都掉到水里去了,人都作为笑谈,他仍是专心一志的研究。他也是湘绮师的门生,和铁匠出身的张仲飓,木匠出身的我,同称「王门三匠」。南昌是江西省城,大官儿不算很少,钦慕湘绮师的盛名,时常来登门拜访。仲飓和招吉,周旋其间,倒也认识了很多阔人。我却怕和他们打着交道,看见他们来了,就躲在一边,避不见面,并不出去招呼,所以他们认识我的很少。 七夕那天,湘绮师在寓所,招集我们一起饮酒,并赐食石榴。席间,湘绮师说:「南昌自从曾文正公去后,文风停顿了好久,今天是七夕良辰,不可无诗,我们来联句吧!」他就自己唱了两句:「地灵胜江汇,星聚及秋期」。我们三个人听了,都没有联上,大家互相看看,觉得很不体面。好在湘绮师是知道我们底细的,看我们谁都联不上,也就罢了。我在夏间,曾把我所刻的印章拓本,呈给湘绮师评阅,并请他做篇序文。就在那天晚上,湘绮师把做成的序文给了我。到了八月十五中秋节,我才回到了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二出二归。想起七夕在南昌联句之事,觉得做诗这一门,倘不多读点书,打好根基,实在不是容易的事。虽说我也会哼几句平平仄仄,怎么能够自称为诗人了呢?因此,就把借出吟馆的「吟」字删去,只名为借山馆了。 光绪三十一年(乙巳一九○五),我四十三岁。在黎薇家里,见到赵之让的「二金蝶堂印谱」,借了来,用朱笔钩出,倒和原本一点没有走样。从此,我刻印章,就摹仿赵擩叔的一体了。我作画,本是画工笔的,到了西安以后,渐渐改用大写意笔法。以前我写字,是学伺子贞的,在北京遇到了李筠庵,跟他学写魏碑,他叫我临摹龙颜碑,我一直写到现在。人家说我出了两次远门,作画写字刻印章,都变了样啦,这确是我改变作风的一个大枢纽。七月中旬,汪颂年约我游桂林。颂年名诒书,长沙人,翰林出身,时任广西提学使。广西的山水,是天下著名的,我就欣然而往。进了广西境内,果然奇峰峻岭,目不暇接。画山水,到了广西,才算开了眼界啦!只是桂林的气候,倏忽多变,炎凉冷暖捉摸不定,出去游览,必须把棉夹单三类衣服,带个齐全,才能应付天气的变化。我做过一首诗:「广西时候不相侔,自打衣包作小游,一日扁舟过阳朔,南风轻葛北风裘。」并不是过甚其辞。 我在桂林,卖画刻印为生,樊樊山在西安给我定的刻印润格,我借重他的大名,把润格挂了出去,生意居然很好。那时,宝庆人蔡锷,新从日本回国,在桂林创办巡警学堂。看我赋闲无事,托人来说:「巡警学堂的学生,每逢星期日放假常到外边去闹事,想请我在星期那天,去教学生们作画,每月送我薪资三十两银子。」我说:「学生在外边会闹事,在里头也会闹事,万一闹出轰教员的事,把我轰了出来,颜面何存,这是不去的好。」三十两银子请个教员,在那时是很丰厚的薪资,何况一个月只教四天的课,这是再优惠没有的了。我坚辞不就,人都以为我是个怪人。松坡又有意自己跟我学画,我也婉辞谢绝。 有一天在朋友那里,遇到一位和尚,自称姓张,名中正,人都称他为张和尚。我看他行动不甚正常,说话也多可疑,问他从哪里来,往何处去,他都闪烁其辞,没曾说出一个准地方,只是吞吞吐吐的「唔」了几声,我也不便多问了。他还托我画过四条屏,送了我二十块银元。我打算回家的时候,他知道了,特地跑来对我说:「你哪天走?我预备骑着马,送你出城去!」这位和尚待友,倒是很殷勤的。到了民国初年,报纸上常有黄克强的名字,是人人知道的。朋友问我:「你认识黄克强先生吗?」我说:「不认识。」又问我:「你总见过他?」我说:「素眛平生。」朋友笑着说:「你在桂林遇到的张和尚,既不姓张,又不是和尚,就是黄先生。」我才恍然大悟,但是我和黄先生始终没曾再见过。 光绪三十二年(丙午一九○六),我四十四岁。在桂林过了年,打算要回家,画了一幅独秀山图。正想动身的时候,忽接我父亲来信,说是四弟纯培,和我的长子良元,从军到了广东,家里很不放心,叫我赶快去追寻。我就取道梧州,到了广州,住在祇园寺庙内。探得他们跟了郭葆生,到钦州去了。原来现任两广总督袁海观,也是湘潭人,跟葆生是亲戚。葆生是个候补道,指省广东不久,就放了钦廉兵备道。道台是驻在钦州的。纯培和良元,是葆生叫去的,他们怕家里不放远行,瞒了人,偷偷的到了广东。我打听到确讯,赶到了钦州。葆生笑着说:「我叫他们叔侄来到这里,连你这位齐山人也请到了!」我说:「我是找他们来的,既已见到,家里也就放心了。」葆生本也会画几笔花鸟,留我住了几个月,叫他的如夫人跟我学画。他是一个好名的人,自己的画虽不太好,却很喜欢挥毫,官场中本没有真正的是非,求他画的人倒也不少。我到了以后,应酬画件,葆生就叫我代为捉刀,送了我一笔润资。他收罗的许多名画,像八大山人、徐青藤、金冬心等真迹,都给我临摹了一遍,我也得益不浅。到了秋天,我跟葆生订了后约,独自回家乡。这是我五出五归中的三出三归。 我回家后不久,周之美师傅于九月二十一日死了。我听得这个消息,心里难受得很。回想当初跟我师傅学艺的时候,师傅视我如子,把他雕花的绝技,全套教给了我。出师后,我虽常去看他,只因连年在外奔波,相见的日子,并不甚多。不料此次远游归来,竟成长别。师傅又没有后嗣,身后凄凉,令人酸鼻。我到他家去哭奠了一场,又做了一篇「大匠墓志」去追悼他。凭我这一点微薄的意思,怎能报答我师傅当初待我的恩情呢? 那时,我因梅公祠的房屋和祠堂的祭田,典期届满,另在余霞峰山脚下,茶恩寺茹家地方,买了一所破旧房屋和二十亩水田。茹家?在白石铺的南面,相隔二十来里。西北到晓霞山,也不过三十来里。东西是枫树,上有大枫树百十来棵,都是几百年前遗留下来的。西北是老坝,又名老溪,是条小河,岸的两边,古松很多。我们房屋的前面和旁边,各有一口水井,井边种了不少的竹子,房前的井,名叫墨井。这一带在四山围拘之中,风景很是优美。我把破旧的房屋,翻盖一新,取名为寄萍堂,堂内造一书室,取名为八砚楼,名虽为楼,并非楼房,我远游时得来的八块砚石,置在室中,所以题了此名。这座房子,是我画了图样盖的,前后窗户,安上了从上海带回来的细铁丝纱,我把它称作「碧纱橱」。布置妥当,于十一月同春君带着儿女们,从梅公祠旧居,搬到了茹家?新宅。我以前住的,只能说是借山,此刻置地盖房,才可算是买山了。十二月初七日,大儿媳生了个男孩,这是我的长孙,取名秉灵,号叫近衡。因他生在搬进新宅不到一月,故又取号移孙。邻居们看我新修了住宅,又添了一个孙子,都来祝贺说:「人兴财旺」!我的心境,确比前几年舒展得多了。 光绪三十三年(丁未一九○七),我四十五岁。上年在钦州,与郭葆生话别,订约今年再去。过了年,我就动身了。坐轿到广西梧州,再坐轮船,转海道而往。到了钦州,葆生仍旧叫我教他如夫人学画,兼给葆生代笔。住不多久,随同葆生到了肇庆。游鼎湖山,观飞泉潭。又往高要县,游端溪,竭包公祠。钦州辖界,跟越南接壤,那年边疆不靖,兵备道是要派兵去巡逻的。我趁此机会,随军到达东兴。这东兴在北仑河北岸,对面是越南的芒街,过了铁桥,到了北仑河南岸,游览越南山水。野蕉数百株,映得满天都成碧色。我画了一张绿天过客图,收入借山图卷之内。 回到钦州,正值荔枝上市,沿路我看了田里的荔枝树,结着累累的荔枝,倒也非常好看,从此我把荔枝也入了我的画了。曾有人拿了许多荔枝来,换了我的画去,这倒可算是一椿风雅的事。还有一位歌女,我捧过她的场,她常常剥了荔枝肉给我吃。我做了一首纪事诗:「客里钦州旧梦痴,南门河上雨丝丝,此生再过应无分,纤手教侬剥荔枝。」钦州城外,有所天涯亭,我每次登亭游眺,总不免有点游子之思。到了冬月,动身回乡,到家已是腊鼓频催的时节了。这是五出五归中的四出四归。 光绪三十四年(戊申一九○八),我四十六岁。罗醒吾在广东提学使衙门任事,叫我到广州去玩玩。我于二月间到了广州,本想小住几天,转道往钦州,醒吾劝我多留些时,我就在广州住下,仍以卖画刻印为生。那时广州人看画,喜的是「四王」一派,求我画的人很少。惟独非常夸奖我的刀法,求我刻印的人,每天总有十来起。因此卖艺生涯,亦不落寞。醒吾参加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在广州做秘密革命工作。他跟我同是龙山诗社七子之一,彼此无话不谈。此番在广州见面,他悄悄地把革命党的内容,和他工作的状况,告诉了我,并要我帮他做点事,替他们传递文件。我想,这倒不是难办的事,只须机警地不露破绽,不会发生什么问题,当下也就答允了。从此,革命党的秘密文件,需要传递,醒吾都交我去办理。我是假借卖画的名义,把活页夹杂在画件之内,传递得十分稳妥。好在这样的传递,每月并没有多少次,所以始终没露痕迹。秋间,我父亲来信叫我回去,我在家住了没有多久,父亲叫我往钦州接我四弟和我长子回家,又动身到了广东。 宣统元年(己酉一九○九),我四十七岁,在广州过了年,正月到钦州,葆生留我住过了夏天,我才带着我四弟和我长子,经广州往香港。到了香港,换乘海轮,直达上海。住了几天,正值中秋佳节,就携同纯培和良元,坐火车往苏州,乘夜去游虎丘。第二天,我们到了南京。我想去见李梅庵,他往上海去了,没有见着。梅庵名瑞清,是筠庵的哥哥,是当时的一位有名书法家。我刻了几方印章,留在他家。在南京,忽忽逛了几处名胜,就坐江轮西行。路过江西小姑山,在轮中画了一幅小姑山图,收入我的借山图卷之内。九月,回到了家。这是我五出五归末一次回来。 宣统二年(庚戌一九一○我四十八岁。回家以后,自觉书底子太差,天天读些古文诗词,想从根基方面,用点苦功。有时和旧日诗友,分韵斗诗,刻烛联吟,往往一字未妥,删改再三,不肯苟且。还把游历得来的山水画稿,重画了一遍,编成借山图卷,一共画了五十二幅。朋友胡廉石把他自己住在石门附近的景色,请王仲言拟了二十四个题目,叫我画石门二十四景图。我精心构思,换了几次稿,费了三个多月的时间,才把它画成。廉石和仲立,都说我远游归来,画的境界,比以前扩展得多了。 黎薇孙自从四川辞官归来,在岳麓山下,新造了一所别墅,取名听叶庵,叫我去玩。我到了长沙,住在通泰街胡石庵的家里。王仲言在石庵家坐馆,沁园师的长公子仙甫,也在省城。薇孙那时是湖南高等学堂的监督,高等学堂是湖南全省最高的学府,在岳麓书院的旧址,张仲飓在里头当教务长,都是熟人。我同薇孙、仲飓和胡石庵、王仲言、胡仙甫等,游山吟诗,有时又刻印作画,非常欢畅。我刻印的刀法,有了变化,把汉印的格局,融会到赵撝叔一体之内,薇孙说我古朴耐人寻味。茶陵州的谭氏兄弟,十年前听了丁拔贡的话,把我刻的印章磨平了。现在他们懂得些刻印的门径,知道丁拔贡的话并不可靠,因此,把从前要刻的收藏印记,又请我去补刻了。同时,湘绮师也叫我刻了几方印章。省城里的人,顿时哄传起来,求我刻印的人,接连不断,我曾经有过一句诗:「姓名人识鬓成丝」。人情世态,就是这样的势利啊! 宣统三年(辛亥一九一一),我四十九岁。春二月,听说湘绮师来到长沙,我进省去拜访他,并面恳给我祖母做墓志铭。这篇铭文,后来由我自己动手刻石。谭组安约我到荷花池上,给他们先人画像。他的四弟组庚,于前年八月故去,也叫我画了一幅遗像。我用细笔在纱衣里面,画出袍褂的团龙花纹,并在地毯右角,画上一方「湘潭齐璜濒生画像记」小印,这是我近年来给人画像的记识。清明后二日,湘绮师借瞿子玖家里的超览楼,招集友人饮燕,看樱花海棠。写信给我说:「借瞿协揆楼,约文人二三同集,请翩然一到!」我接信后就去了。到的人,除了瞿氏父子,尚有嘉兴人金甸臣,茶陵人谭祖同(泽闿)等。瞿子玖名鸿禨,当过协办大学士、军机大臣。他的小儿子宣颖,号兑之,也是湘绮师的门生,那时还不到二十岁。瞿子玖做了一首樱花歌七古,湘绮师做了四首七律,金、谭也都做了诗。我不便推辞,只好献丑,过了好多日子,才补做了一首看海棠的七言绝句。诗道:「往事平泉梦一场,师恩深处最难忘,三公楼上文人酒,带醉扶栏看海棠。」当日湘绮师在席间对我说:「濒生这几年,足迹半天下,好久没有给同乡人作画了,今天的集会,可以画一幅超览楼禊集图啦!」我说「老师的吩咐,一定遵办!」可是我口头虽答允了,因为不久就回了家,这图却没有画成。 民国元年(壬子一九一二),我五十岁。二年(癸丑一九一三),我五十一岁。我自五出五归以后,希望终老家乡,不再作远游之想。住的茹家新宅,经我连年布置,略有可观。我奔波了半辈子,总算有了一个比较安逸的容身之所了。在我五十一岁那年的九月,我把一点微薄的积蓄,分给三个儿子,让他们自谋生活。那时,长子良元年二十五岁,次子良辅年二十岁,三子良琨年十二岁。良琨年纪尚小,由春君留在身边,跟随我们夫妇度日。长次两子,虽仍住在一起,但各自分炊,独立门户。良元在外面做工,收入比较多些,餬口并不为难。良辅只靠打猎为生,天天愁穷。十月初一日得了病,初三日曳了一双破鞋,手里拿着火笼,还踱到我这边来,坐在柴灶前面,烤着松柴小火,向他母亲诉说窘况。当时我和春君,以为他是在父母面前撒娇,并不在意。不料纔隔五天,到初八日死了,这真是意外的不幸。春君哭之甚恸,我也深悔不该急于分炊,致他忧愁而死。 民国三年(甲寅一九一四),我五十二岁。雨水节前四天,我在寄萍堂旁边,亲手种了三十多株梨树。苏东坡致程全父的信说:「太大则难活,小则老人不能待。」我读了这篇文章,心想:我已五十二岁的人了,种这梨树,也怕等不到吃果子,人已没了。但我后来,还幸见它结实,每只重达一斤,而且味甜如蜜,总算及吾之生,吃到自种的梨了。夏四月,我的六弟纯楚死了,享年二十七岁。纯楚一向在外边做工,当戊申年他二十一岁时,我曾戏为了他画一幅小像。前年冬,他因病回家,病了一年多而死。父亲母亲,老年丧子,非常伤心,我也十分难过,做了两首诗悼他。纯楚死后没几天,正是端阳节,我派人送信到韶塘给胡沁园师,送信人忽忽回报说:他老人家故去已七天了。我听了,心里头顿时像小刀子乱扎似的,说不出有多大痛苦。他老人家不但是我的恩师,也可以说是我生平第一知己,我今日略有成就,饮水思源,都是出自他老人家的栽培。一别千古,我怎能抑制得住满腔的悲思呢?我参酌旧稿。画了二十多幅画,都是他老人家生前赏识过的,我亲自动手裱好,装在亲自糊扎的纸箱内,在他灵前焚化。同时又做了七言绝诗十四首,又做了一篇祭文,一副挽联,联道:「衣砵信真传,三绝不愁知己少;功名应无分,一生长笑折腰卑。」这副联语虽说挽的是沁园师,实在是我的自况。 民国四年(乙卯一九一五),我五十三岁。五年(丙辰一九一六),我五十四岁。乙卯冬天,胡廉石把我前几年给他画的石门二十四景图送来,叫我题诗。我看黎薇孙已有诗题在前面,也技痒起来,每景补题了一诗。正在那时,忽得消息,湘绮师故去了,享年八十五岁。这又是一个意外的刺激!我专程去哭奠了一场。回忆往日师门的恩遇,我至今铭感不忘。那年,还有一桩扫兴的事,谈起来也是很可气的。我作诗,向来不求藻饰,自主灵性,尤其反对摹仿他人,学这学那,搔首弄姿。但这十年来,喜读宋人的诗,爱他们轻朗闲淡,和我的性情相近,有时偶用他们的格调,随便哼上几句。只因不是去摹仿,就没有去做全首的诗,所做的不过是断字残联。日子多了,积得有三百多句,不意在秋天,被人偷了去。我有诗道:「料汝他年夸好句,老夫已死是非无。」做诗原是雅事,到了偷袭掠美的地步,也就未免雅的太俗了。七、定居北京(一九一七——一九三六) 民国六年(丁已一九一七),我五十五岁。我自五出五归之后,始终没有离开湖南省境。我本不打算再作远游。不料连年兵乱,常有军队过境,南北,交哄,互相混战,附近土匪,乘机蠡起。官逼捐税,匪逼钱谷,稍有违拒,巨祸立至。没有一天,不是提心吊胆的茍全性命。那年春夏间,又发生了兵事,家乡谣言四起,有碗饭吃的人,纷纷别谋避地之所。我正在进退两难、一筹莫展的时候,接到樊樊山来信,劝我到京居住,卖画足可自给。我迫不得已,辞别了父母妻子,携着简单行李,独自动身北上。 阴历五月十二日到京,这是我第二次来到北京,住前门外西河沿排子胡同阜丰米局后院郭葆生家。住了不到十天,恰逢复辟之变,一夕数惊。葆生于五月二十日,带着眷属,到天津租界去避难,我也随着去了。到六月底,又随同葆生一家,返回北京,住在郭葆生家。后来又搬到西砖胡同法源寺庙内,和杨潜庵同住。 我在琉璃厂南纸铺,挂了卖画刻印的润格,陈师曾着见我刻的印章,特到法源寺来访我,晤谈之下,即成莫逆。师曾能画大写意花卉,笔致矫健,气魄雄伟,在京里很负盛名。我在行箧中,取出借山图卷,请他鉴定。他说我的画格是高的,但还有不到精湛的地方。题了一首诗给我:「曩于刻印知齐君,今复见画如篆文。束纸丛蚕写行脚,脚底山川生乱云。齐君印工而画拙,皆有妙处难区分。但恐世人不识画,能似不能非所闻。正如论书喜姿媚,无怪退之讥右军。画吾自画自合古,何必低首求同群?」他是劝我自创风格,不必求媚世俗,这话正合我意。我常到他家去,他的书室,取名「槐堂」,我在他那里,和他谈画论世,我们所见相同,交谊就愈来愈深。 樊樊山是看得起我的诗的,我把诗稿请他评阅,他做了一篇序文给我,并劝我把诗稿付印。隔了十年,我纔印出了「借山吟馆诗草」,樊山这篇序文,就印在卷首。 我这次到京,除了易实甫、陈师曾二人以外,又认识了江苏泰州凌植支(文渊)、广东顺德罗瘿公(惇曧)、敷庵(惇晏)兄弟,江苏丹徒汪蔼士,(吉麟)、江西丰城王梦白(云)、四川三台萧龙友(方骏)、浙江绍兴陈半丁(年)、贵州息烽姚茫父(华)等人。凌、汪、王、陈、姚都是画家,罗氏兄弟是诗人兼书法家,萧为名医,也是诗人。尊公(辑者按:指本文笔录者张次溪的父亲,下同。)沧海先生,跟我同是受业于湘绮师的,神交已久,在易实甫家晤见,真是如逢故人,欢苦平生。(次溪按:先君墓溪公,讳伯桢,尝刊沧海丛书,别署沧海。)还认识了两位和尚,一是法源寺的道阶,一是阜成门外衍法寺的瑞光,后来拜我为师。旧友在京的,有郭葆生、夏午诒、樊樊山、杨潜庵、张仲飓等。新知旧雨,常在一起聚谈,客中并不寂寞。不过新交之中,有一个自命科榜的名士,能诗能画,以为我是木匠出身,好像生来就比他低下一等,常在朋友家遇到,表面虽也虚我周旋,眉目之间,终不免流露出倨傲的样子。他不仅看不起我的出身,就其看不起我的作品,背地里骂我画的粗野,诗也不通,简直是一无可取,一钱不值。他还常说:「画要有书卷气,肚子里没有一点书底子,画出来的东西,俗气熏人,怎么能登大雅之堂呢!讲到诗的一道,又岂是易事,有人说,自鸣天籁,这天籁两字,是不读书人装门面的话,试问自古至今,究竟谁是天籁的诗家呢?」我明知他的话是针对着我说的。文人相轻,是古今通例,这位自称有书卷气的人,画得本极平常,只靠他的科名,卖弄身分。我认识的科甲中人,也很不少,像他这样的人,并不觉得物稀为贵。况且画好不好,诗通不通,谁比谁高明,百年后世,自有公评,何必争此一日长短,显得气度不广。当时我做的「题椶树」,有两句说:「任君无厌千回剥,转觉临风偏体轻。」我对于此公,总是逆来顺受,丝毫不与他计较,毁誉听之而已。到了九月底,听说家乡乱事稍定,我遂出京南下。十月初十日到家,家里人避兵在外,尚未回来,茹家?宅内,已被抢劫一空。 民国七年(戊午 一九一八),我五十六岁。家乡兵乱,比上年更加严重得多,土匪明目张胆,横行无忌,抢劫绑架,吓诈钱财,几乎天天耳有所闻,稍有余资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栗栗危惧。我本不是富裕人家,只因这几年来,生活比较好些,一家人糊得上嘴,吃得饱肚子,附近的坏人歹徒,看着不免眼红,遂有人散布谣言,说是:「芝木匠发了财啦!去绑他的票!」一般心存忌嫉、幸灾乐祸的人,也跟着起哄,说:「芝木匠这几年,确有被绑票的资格啦!」我听了这些威吓的话,家里怎敢再住下去呢?趁着邻居不注意的时候,悄悄带着家人,匿居在紫荆山下的亲戚家里。那边地势偏僻,只有几间矮小的茅屋,倒是个避乱的好地方。我住下以后,隐姓埋名,时刻提防,惟恐给人知道了,发生麻烦。那时的苦况,真是一言难尽。到此地步,纔知道家乡虽好,不是安居之所。打算从明年起,往北京定居,到老死也不再回家乡来住了。 民国八年(己未一九一九),我五十七岁。三月初,我第三次来到北京。那时,我趁军队打着清乡旗号,土匪暂时敛迹的机会离开了家乡。离家之时,我父亲年已八十一岁,母亲七十五岁。两位老人知道我这一次出门,不同以前的几次远游。定居北京,以后回来,把家乡反倒变为作客了。因此再三叮嘱,希望时局安定些,常常回家看看。春君舍不得扔掉家乡一点薄产,情愿带着儿女株守家园,说:她是个女人,留在乡间,见机行事,谅无妨害,等我在京谋生,站稳脚跟,她就往来湘京,也能时时见面。并说:我只身在外,一定感觉不很方便,劝我置一副室,免得客中无人照料。春君处处为我设想,体贴入微,我真有说不尽的感激。当时正值春雨连绵,借山馆前的梨花,开得正盛,我的一腔别离之情,好像雨中梨花,也在替人落泪。我留恋着家乡,而又不得不避祸远离,心里头真是难受得很哪! 到了北京,仍住法源寺庙内,卖画刻印,生涯并不太好,那时物价低廉,勉强还可以维持生计。每到夜晚,想起父母妻子,亲戚朋友,远隔千里,不能聚首一处,辗侧枕上,往往通宵睡不着觉,忧愤之余,只有做些小诗,解解心头的闷气。到了中秋节边,春君来信说:她为了我在京成家之事,即将来京布置,嘱我预备住宅。我托人在龙泉寺隔壁,租到几间房,搬了进去。不久,春君来京,给我聘到副室胡宝珠,她是光绪二十八年壬寅八月十五中秋节生的,小名叫做桂子,时年十八岁。原籍四川邓都县转斗桥胡家。冬间,听说湖南又有战事,春君急欲回去,我遂陪她同行。起程之时,我做了一首,中有句云:「愁似草生删又长,盗如山密刬难平。」那时,我们家乡,兵匪不分,群盗如毛,我的诗,虽是志感,也是纪实。 民国九年(庚申一九二○),我五十八岁。春二月,我带着三子良琨,长孙秉灵,来京就学。到北京后,因龙泉寺僻处城南,交通很不方便,又搬到宣武门内石镫庵去住。我从法源寺搬到龙泉寺,又从龙泉寺搬到石镫庵,连搬三处,都是住的庙产,可谓与佛有缘了。搬去不久,直皖战事突起,北京城内,人心惶惶,郭葆生在帅府园六号租到几间房子,邀我同去避难,我带着良琨、秉灵,一同去住。帅府园离东交民巷不远,东交民巷有各国公使馆,附近一带,号称保卫界。战事没有几天就停了,我搬回西城。只因石镫庵的老和尚,养着许多鸡犬,鸡犬之声,不绝于耳,我早想另迁他处。恰好宝珠托人找到了新址,就搬到象坊桥观音寺内。不料观音寺的佛事很忙,佛号钟声,比石镫庵更加杂得多。住了不到一个月,又迁到西四牌楼南三道栅栏六号,纔住得安定些。 我那时的画,学的是八大山人冷逸的一路,不为北京人所爱,除了陈师曾以外,懂得我画的人,简直是绝无仅有。我的润格,一个扇面,定价银币两元,比同时一般画家的价码,便宜一半,尚且很少人来问津,生涯落寞得很。师曾劝我自出新意,变通画法,我听了他的话,自创红花墨叶的一派。我画梅花,本是取法宋朝杨补之(无咎),同乡尹和伯(金阳),在湖南画梅是最有名的,他就是学的杨补之,我也参酌他的笔意。师曾说:工笔画梅,费力不好看,,我又听了他的话,改变画法。同乡易蔚儒(宗瓮),是众议院的议员,请我画了一把圆扇,给林琴南看了,大为赞赏,说:「南吴北齐,可以媲美。」他把吴昌硕跟我相比,我们的笔路,倒是有些相同的。经易蔚儒介绍,我和林琴南交成了朋友。同时我又认识了徐悲鸿、贺履之、朱悟园等人。我的同乡老友黎松安,因他儿子劭西在教育部任职,也来到北京,和我时常见面。 我跟梅兰芳认识,就在那一年的下半年。记得在九月初的一天,齐如山来约我同去的。兰芳兴情温和,礼貌周到,可以说是恂恂儒雅。那时他住在前门外北芦草园,他书斋名「缀玉轩」,布置得很讲究。他家里种了不少的花木,光是牵牛花就有百来种样式,有的开着碗般大的花朵,真是见所未见,从此我也画上了此花。当天兰芳叫我草虫给他看,亲自给我磨墨理纸,画完了,他唱了一段贵妃醉酒,非常动听。同时在座的,还有两人:一是教他画梅花的汪霭士,跟我也是熟人。一是福建李释堪(宣倜),是教他做诗词的,释堪从此也成了我的好朋友。有一次,我们到一个大官家里去应酬,满座都是阔人他们看我们衣服穿得平常,又无熟友周旋,谁都不来理睬。我窘了半天,自悔不该贸然而来,讨此没趣。想不到兰芳来了,对我很恭敬的寒喧了一阵,座客大为惊讶,纔有人来和我敷衍,我的面子,总算圆了回来。事后,我很经意的画了一幅雪中送炭图,送给兰芳,题了一诗,有句说:「而今沦落长安市,幸有梅郎识姓名。」势利场中的炎凉世态,是既可笑又可恨的。 民国十年(辛酉一九二一),我五十九岁。夏午贻在保定,来信邀我去过端阳节,同游莲花池,是清末莲花书院旧址,内有朱藤,十分茂盛。我对花写照,画了一张长幅,住了三天回京。秋返湘潭,重阳到家,父母双亲都康健,心颇安慰。九月十五日得良琨从北京发来电报,说秉灵病重,我同春君立刻动身北行。回到北京,秉灵的病好了。腊月二十日,宝珠生了个男孩,取名良迟,号子长,这是宝珠的头一胎,我的第四儿子。那年宝珠纔二十岁,春君因她年纪尚轻,生了孩子,怕她不善抚育,就接了过来,亲自照料。夜间专心护理,不辞辛劳,孩子饿了,抱到宝珠身边喂乳,喂饱了又领去同睡。冬令夜长,一宵之间,冒着寒威,起身好多次。这样的费尽心力,爱如己出,真是世间少有,不但宝珠知恩,我也感激不尽。 民国十一年(壬戌一九二二),我六十岁,春,陈师曾来谈:日本有两位著名画家,荒木十亩和渡边晨亩,来信邀他带着作品,参加东京府应工艺馆的中日联合会画展览会,他叫我预备几幅画,交他带到日本去展览出售。我在北京,卖画生涯,本不甚好,有此机会,当然乐于遵从,就卖了几幅花卉山水,交他带去。师曾行后,我送春君回到家乡,住了几天,我到长沙,已是四月初夏之时了。初八那天,在同族逊园家里,见到我的次女阿梅,可怜四年不见,她憔悴得不成样子。她自嫁到宾氏,同夫婿不很和睦,逃避打骂,时常住在娘家,有时住在娘家的同族或亲戚处。听说她的夫婿,竟发了疯,拿着刀想杀害她,幸而跑得快,躲在邻居家,纔保住性命。她屡次望我回到家乡来住,我始终没有答允她。此番相见,说不出有许多愁闷,我做了两首诗,有句说:「赤绳勿太坚,休误此华年!」我是婉劝她另谋出路,除此别无他法。那时张仲飓已先在省城,尚有旧友胡石庵、黎戬斋等人,阳皙子的胞弟重子,名钧,能写隶书,也在一起。我给他们作画刻印,盘桓了十来天,就回到北京。 陈师曾从日本回来,带去的画,统都卖了出去,而且卖价特别丰厚。我的画,每幅就卖了一百元银币,山水画更贵,二尺长的纸,卖到二百五十元银币。这样的善价,在国内是想也不敢想的,还说法国人在东京,选了师曾和我两人的画,加入巴黎艺术展览会。日本人又想把我们两个人的作品和生活状况,拍摄电影,在东京艺术学院放映。这都是意想不到的事。经过日本展览以后,外国人来北京买我画的人很多。琉玛厂的古董鬼,就纷纷求我的画,预备去做投机生意。一般附庸风雅的人,也都来请我画了。从此以后,我卖画生涯,一天比一天兴盛起来。这都是师曾提拔我的一番厚意,我是永远忘不了他的。长孙秉灵,肄业北京法政专门学校,成绩常列优等,去年病后,本年五月又得了病,于是十一月初一日死了,年十七岁。回想在家乡时,他纔十岁左右,我在借山馆前后,移花接木,他拿着刀凿,跟在我身后,很高兴的帮着我,当初种的梨树,他尤出力不少。我悼他的诗有云:「梨花若是多情种,应忆相随种树人。」秉灵的死,使我伤感得很。 民国十二年(癸亥一九二三),我六十一岁。从本年起,我开始作日记,取名「三百石印斋纪事」。只因性懒善忘,隔着好几天,纔记上一回。中秋节后,我从三道栅栏迁至太平桥高岔拉一号,把早先湘绮师给我写的「寄萍堂」横额,挂在屋内。附近有条胡同,名叫鬼门关,听说明朝时候,那里是刑人地方。我做的寄萍堂诗,有两句:「马面牛头都见惯,寄萍堂外鬼门关。」当我在三道栅栏迁出之先,陈师曾来,说他要到大连去。不久得到消息:师曾在大连接家信,奔继母丧,到南京去,得痢疾死了。我失掉一个知己,心里头觉得异常空虚,眼泪也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他对于我的画,指正的地方很不少,我都听从他的话,逐步的改变了。他也很虚心的采纳了我的浅见,我有「君无我不进,我无君则退。」的两句诗,可以概见我们两人的交谊。可惜他只活了四十八岁,这是多么痛心的事啊!那年十一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一个男孩,取名良已,号子泷,小名迟迟。 民国十三年(甲子一九二四),我六十二岁。十四年(乙丑一九二五),我六十三岁。良琨这几年跟我学画,在南纸铺里也挂上了笔单,卖画收入的润资,倒也不少,足可自立谋生。儿娘张紫环能画梅花,倒也很有点笔力。乙丑年的正月,同乡宾恺南先生从湘潭到北京,我在家里请他吃饭,邀了几位同乡作陪。恺南名玉瓒,是癸卯科的解元,近年来喜欢研究佛学。席间,有位同乡对我说:「你的画名,已是传遍国外,日本是你的发祥之地,离我们中国又近,你何不去游历一番,顺便卖画刻印,保管名利双收,饱载而归。」我说:「我定居北京,快过九个年头啦!近年在国内卖画所得,足够我过活,不比初到京时的门罗可雀了。我现在饿了,有米可吃,冷了,有煤可烧,人生贵知足,糊上嘴,就得了,何必要那么多钱,反而自受其累呢!」恺南听了,笑着对我说:「濒生这几句话,大可以学佛了!」他就跟我谈了许多禅理。二月底,我生了一场大病,七天七夜,人事不知,等到苏省回来,满身无力,痛苦万分。足足病了一个来月,纔能起坐。当我病亟时,自己忽发痴想:「六十三岁的火坑,从此就算过去了吗?」幸而没有死,又活到了现在。那年,梅兰芳正式跟我学画草虫,学了不久,他已画得非常生动。 民国十五年(丙寅一九二六),我六十四岁。春初,回南探视双亲,到了长沙,听说家乡一带,正有战事,道路阻不得通。只得折回,从汉口坐江轮到南京,乘津浦车经天津回到北京,已是二月底了。隔不了十几天,忽接我长子良元来信,说我母亲病重,恐不易治,要我汇款济急。我打算立刻南行,到家去看看,听得湘鄂一带,战火弥漫,比了上月,形势更紧,我不能插翅飞去,心里焦急如焚,不得已于十六日汇了一百元给良元。我定居北京以来,天天作画刻印,从未间断,这次因汇款之后,一直没有再接良元来信,心乱如麻,不耐伏案,任何事都停顿下了。到四月十九日,纔接良元来信,说母亲于三月初得病,延至二十三日巳时故去,享年八十二岁。弥留时还再三的问:「纯芝回来了没有?我不能再等他了!我没有看见纯芝,死了还悬悬于心的啊!」我看了此信,眼睛都要哭瞎了。既是无法奔丧,只可立即设了灵位,在京成服。这样痛心的事,岂是几句话说得尽的。总而言之,我飘流在外,不能回去亲视含殓,简直不成为人子,不孝至极了。 我母亲一生,忧患之日多,欢乐之日少。年轻时,家境困苦,天天为着柴米油盐发愁,里里外外,熬尽辛劳。年将老,我纔得成立,虚名传播,生活略见宽裕,母亲心里高兴了些,体气渐渐转强。后因我祖母逝世,接着我六弟纯俊,我长妹和我长孙,先后夭亡,母亲连年哭泣,哭得两眼眶里,都流出了血,从此身体又见衰弱了。七十岁后,家乡兵匪作乱,几乎没有一天过的安靖日子。我飘流在北京,不能在旁侍奉,又不能迎养到京,心悬两地,望眼欲穿。今年春初,我到了长沙,离家只有百里,又因道阻,不能到家一见父母,痛心之极。我做了一篇「齐璜母亲周太君身世」一文,也没有说得详尽。 七夕那天,又接良元来信说我父亲病得非常危险,急欲回家去看看。只因湘鄂两省正是国民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激战的地方,无论如何是通不过去的。要想绕道广东,再进湖南。探听得广东方面,大举北伐,沿途兵军拥挤,亦难通行。心里头同油煎似的,干巴巴的着急。八月初三夜间,良元又寄来快信,我猜想消息不一定是好的,眼泪就止不住的直淌下来。急忙拆信细看,我的父亲已于七月初五日申时逝世。当时脑袋一阵发晕,耳朵嗡嗡的直响,几乎晕了过去。也就在京布置灵堂,成服守制。在这一年之内,连遭父母两次大故,真觉得活着也无甚兴趣。我亲到樊樊山那里,求他给我父母,各写墓碑一纸,又各做赞一篇,按照他的画文润格,送了他一百二十多元的笔资。我这为子的,对于父母,只尽了这么一点心力,还能算得是个人吗?想起来,心头非旦惨痛,而且也惭愧得很哪!那年冬天,我在跨车胡同十五号,买了一所住房。 民国十六年(丁卯一九二七),我六十五岁。北京有所专教作画和雕塑的学堂,是国立的,名称是艺术专门学校,校长林风眠,请我去教中国画。我自问是个乡巴老出身,到洋学堂去当教习,一定不容易搞好的。起初,不敢答允,林校长和许多朋友,再三劝驾,无可奈何,只好答允去了,心里总多少有些别扭。想不到校长和同事们,都很看得起我,有一个法国籍的教师,名叫克利多,还对我说过:他到了东方以后,接触过的画家,不计其数,无论中国、日本、印度、南洋,画得使他满意的,我是头一个。他把我恭维的了不得,我眞是受宠若惊了。学生们也都佩服我,逢到我上课,都是很专心的听我讲,看我画,我也就很高兴的教下去了。 民国十七年(戊辰一九二八),我六十六岁。北京官僚,暮气沉沉,比着前清末年,更是变本加厉。每天午后纔能起床,怱怱到署坐一会儿,谓之上衙门,没有多大功夫,就纷纷散了。晚间,酒食征逐之外,继以嫖赌,不到天明不归,最早亦须过了午夜,方能兴尽。我看他们白天不办正事,竟睡懒觉,画了两幅鸡,题有诗句:「天下鸡声君听否?长鸣过午快黄昏。」「佳禽最好三缄口,啼醒诸君日又西。」像这样的腐败习气,岂能有持久不败的道理,所以那年初夏,北洋军阀,整个儿垮了台,这般懒虫似的旧官僚,也就跟着树倒猴儿散了。广东搞出来的北伐军事,大获胜利,统一了中国,国民革命军到了北京,因为国都定在南京,把北京称作北平。艺术专门学校改称艺术学院,我的名义,也改称为教授。木匠当上了大学教授,跟十九年以前,铁匠张仲扬当上了湖南高等学堂的教务长,总算都是我们手艺人出身的一种佳话了。九月初一日,宝珠生了个女孩,取名良欢,乳名小乖。我长子良元,从家乡来到北京,探问我起居,并报告了许多家乡消息,我五弟纯隽,在这次匪乱中死去,年五十岁,听了很觉凄然。我的「借山吟馆诗章」,是那年秋天印行的。 民国十八年(己巳一九二九),我六十七岁。十九年(庚午一九三○),我六十八岁。二十年(辛未一九三一),我六十九岁。在我六十八岁时,二弟纯松在家乡死了,他比我小四岁,享年六十四岁。老年弟兄,又去了一个。同胞弟兄六人,现存三弟纯藻四弟纯培两人,连我仅剩半数了,伤哉!辛未正月二十六日,樊樊山逝世于北平,我又少了一位谈诗的知己,悲愤之怀,也是难以形容。三月十一日,宝珠又生了个女孩,取名良止,乳名小小乖。她的姊姊良欢,原来乳名小乖,添了良止,就叫做大小乖了。 那年九月十八日,是阴历八月初七日,日本军阀,偷袭沈阳,大规模的发动侵略,我气愤万分。心想:东北军的领袖张学良,现驻北平,一定会率领他的部队,打回关外,收复失土的。谁知他并不抵抗,报纸登载的东北消息,一天坏似一天,亡国之祸,迫在眉睫。人家都说,华北处在国防最前线,平津一带,岌岌可危,很多人劝我避地南行。但是大好河山,万方一概,究竟哪里是乐土呢?我这个七十老翁,草间偷活,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得过且过,苟延残喘了。重阳那天,黎松安来,邀我去登高。我们在此时候,本没有这种闲情逸兴,却因古人登高,原是为了避灾,我们盼望国难早日解除,倒也可以牵缀上登高的意义。那时宣武门拆除瓮城,我们登上了宣武门城楼,东望炊烟四起,好像遍地是烽火,两人都有说不出的感慨。游览了一会,算是应了重阳登高的节景。我做了两首诗,有句说:「莫愁天倒无撑着,犹峙西山在眼前。」因为有许多人,妄想倚赖国联调查团的力量,抑制日本军阀的侵略,我知道这是与虎谋皮,怎能靠得住呢,所以做了这两句诗,去讽刺他们的。 那年,我长子良元,得了孙子,是他次子次生所生的孩子,取名耕夫,那是我的曾孙,我的家庭,已是四代同堂的了。我自担任艺术学院教授,除了艺院学生之外,以个人名义拜我为师的也很不少。门人瑞光和尚,他画的山水,学大涤子很得神髓,在我们弟子中,确是一个杰出人才,人都说他是我的高足,我也认他是我最得意的门人。同时,尚有两人拜我为师:一是赵羡渔,名铭箴,山西太谷人,是个诗家,书底子深得很。一是方问溪,名俊章,安徽合肥人,他的祖父方星樵,名秉忠,和我是朋友,是个很著名的昆曲家。问溪家学渊源,也是个戏曲家兼音乐家,年纪不过二十来岁。他的姑丈是京剧名伶杨隆寿之子长喜,梅兰芳的母亲,是杨长喜的胞妹,问溪和兰芳是同辈的姻亲,可算得是梨园世家。 你(编者按:此段以后多为白石老人亲笔所记,你系指笔录者而言。)家的张园,在左安门内新西里三号,原是明朝袁督师崇焕的故居,有听雨楼古迹。尊公篁溪学长在世时,餍次约我去玩,我很喜欢那个地方,虽在城市,大有山林的意趣。西望天坛的森森古柏,一片苍翠欲滴,好像近在咫尺。天气晴和的时候,还能看到翠微山峯,高耸云际。远山近林,简直是天开画屏,百观不厌。有时雨过天晴,落照残虹,映得天半朱霞,绚烂成绮。附近小溪环绕,点缀着几个池塘,绿水涟漪,游鱼可数。溪上阡陌纵横,稻梁蔬果之外,豆棚瓜架,触目皆是。叱犊呼耕,戽水耘田,俨然江南水乡风景,北地实所少见,何况在这万人如海的大都市里呢?我到了夏天,常去避暑。记得辛未那年,你同尊公特把后跨院西屋三间,让给我住,又划了几丈空地,让我莳花种菜,我写了一张「借山居」横额,挂在屋内。我在那里绘画消夏,得气之清,大可以洗涤身心,神思自然就健旺了。那时令弟仲葛、仲麦,还不到二十岁,暑期放假,常常陪伴着我,活泼可喜。我看他们扑蝴蝶,捉蜻蜓,扑捉到了,都给我做了绘画的标本。清晨和傍晚,又同他们观察草丛里虫豸跳跃,池塘里鱼虾游动,种种姿态,也都成我笔下的资料。我当时画了十多幅草虫鱼虾,都是在那里实地取材的。还画过一幅多虾图,挂在借山居的墙壁上面,这是我生平画虾最得意的一幅。(次溪按:袁督师故宅,清末废为民居,墙垣欹侧,屋宇毁败,萧条之景,不堪寓目。民国初元,先君出资购置,修治整理,置种许多花木,附近的人,称之为张园。先君逝世后,时局多故,庭园又渐见荒芜。我为保存古迹起见,征得舍弟同意,把这房地捐献给龙潭公园管理。) 袁督师故居内,有他一幅遗像,画得很好,我曾临摹了一幅。离故居的北面不远,有袁督师庙,听说也是尊公出资修建的,庙址相传是督师当年驻兵之所。东面是池塘,池边有篁溪钓台,是尊公守庙时游息的地方,我和尊公在那里钓过鱼。庙的邻近,原有一座法塔寺,寺已废圯,塔尚存在。再北为太阳宫,内祀太阳星君,据说三月十九为太阳生日,早先到了那天,用糕祭他,名为太阳糕。我所知道的:三月十九是明朝崇祯皇帝殉国的日子,明朝的遗老,在清朝初年,身处异族统治之下,怀念故国旧君,不敢明言,只好托名太阳,太阳是暗切明朗的「明」字意思。相沿了二百多年,到民初纔罢祀,最近连太阳糕也很少有人知道的了。太阳宫的东北,是袁宵师墓,每年春秋两祭,广东同乡照例去扫墓。我在张园住的时候,不但袁督师的遗迹,都已胆仰过了,就连附近万柳堂、夕照寺、卧佛寺等许多名胜,也都游览无遗,贤父子招待殷勤,我也是很感谢的。我在张园春色图和后来画的葛园耕隐图上题的诗句,都是我由衷之言,不是说着空话,随便恭维的。我还把照像留在张园借山居墙上,示后裔的诗说:「后裔倘肾寻旧迹,张园留像葬西山。」这首诗,也可算作我的预嘱哪!(次溪按:张园春色图和钓虾图,今存中央历史博物馆,葛园耕隐图今存广东省博物馆。) 民国二十一年(壬申一九三二),我七十岁。正月初五日,惊悉我的得意门人瑞光和尚死了,享年五十五岁。他的画,一生专摹大涤子,拜我为师后,常来和我谈画,自称学我的笔法,纔能画出大涤子的精意。我题他的画,有句说:「画水钩山用意同,老僧自道学萍翁。」他死了,我觉得可惜得很,到莲花寺里去哭了他一场,回来仍是郁郁不乐。我想,人是早晚要死的,我已是七十岁的人了,还有多少日子可活!这几年,卖画教书,刻印写字,进款却也不少,风烛残年,很可以不必再为衣食劳累了,就自己画了一幅息肩图,题诗说:「眼看朋侪归去拳,那曾把去一文钱,先生自笑年七十,挑尽铜山应息肩。」可是画了此图,始终没曾息肩,我劳累了一生,靠着双手,餬上了嘴,看来,我是要劳累到死的啦! 自辽渖沦陷后,锦州又告失守,战火迫近了榆关,平津一带,人心浮动,富有之家,纷纷南迁。北平市上,敌方人员,往来不绝,他们慕我的名,时常登门来访,有的送我些礼物,有的约我去吃饭,还有请我去照相,目的是想白使唤我,替他们拚命去画,好让他们带回国去赚钱发财。我不胜其烦,明知他们诡计多端,内中是有肮脏作用的。况且我虽是一个毫无能力的人,多少总还有一点爱国心,假使愿意去听从他们的使唤,那我简直对不起我这七十岁的年纪了。因此在无办法中想出一个办法:把大门紧紧的关上,门里头加上一把大锁,有人来叫门,我先在门缝中看清是谁,能见的开门请进,不愿见的,命我的女仆,回说「主人不在家」,不去开门,他们也就无法进来,只好扫兴地走了。这是不拒而拒的妙法,在他们没有见着我之时,先给他们一闭门羹,否则,他们见着了我,当面不便下逐客令,那就脱不掉许多麻烦了。冬,因谣言甚炽,门人纪友梅在东交民巷租有房子,邀我去住,我住了几天,听得局势略见缓和,纔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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