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张卓伟
很久以前，有两位学生各自向他的老师问了一个问题：
在雅典的一处庄园里，学生问：“老师，请问什么是善行？”苏格拉底却反问道：“盗窃、欺骗、把人当奴隶贩卖，这几种行为是善行还是恶行？”学生说：“是恶行。”苏格拉底问：“欺骗敌人是恶行吗？把俘虏来的敌人卖作奴隶是恶行吗？”学生说：“这是善行。不过，我说的是朋友而不是敌人。”苏格拉底反驳道：“照你说，盗窃对朋友是恶行。但是，如果朋友要自杀，你盗窃了他准备用来自杀的工具，这是恶行吗？”学生急忙回答说：“是善行！”苏格拉底接着问：“你说对朋友行骗是恶行，可是，在战争中，军队的统帅为了鼓舞士气，对士兵说，援军就要到了。但实际上并无援军，这种欺骗是恶行吗？”学生若有所思地回答：“这是善行啊。”
颜渊向孔子请教如何施行“仁”。孔子说：“能够战胜自己的私欲，让自己的行为回复到礼的要求上，就是‘仁’。不论任何时候，只要能够自己做主去实践礼的要求，天下人都会归复到礼的要求上。做仁义的事情是完全靠自己的，难道还能靠别人吗？”颜渊说：“希望您指点一些具体做法。” 孔子说：“不合乎礼的不去看，不合乎礼的不去听，不合乎礼的不去说，不合乎礼的不去做。”颜渊听后，自言自语地说：“我虽然不够聪明，但也要努力做到这些话。”
从这两则问答中，我们可以看出，苏格拉底总是顺应他学生的思路去追问与反驳，而学生也在他的影响下，开动脑筋去探索问题的本源，不断地思考，递进与超越。而孔子则是给颜渊提供“标准的”结论，没有给他留下发散思维的空间。
孔子（公元前551年—公元前479年）和苏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作为同世纪古代思想史上的巨匠，一个是中国春秋末年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儒家学派创始人，其儒家思想影响华夏数千年；一个是古希腊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家、教育家，开创了西方哲学研究的新时代。尽管分处中西方，但他们的思想却有许多共通之处。都注重人的伦理道德，重视对人的教育，强调“仁者爱人”“知德合一”，体现了人文主义精神。教育上，二者亦是从不同的角度，启发学生积极地、独立地思考问题，主动学问，获取智慧。他们思想的不同之处，在于二者从不同的方向进行思索。孔子从“群体意识”呼唤人们之间的“仁爱”，苏格拉底从“自我意识”激发人的“反思”；孔子从人的外在行为方式，躬行“仁”与“礼”，苏格拉底从通过观察社会和自然界生态辩证思维，求取个性知觉。
如此，针对上述两则问答，我们可以这样比喻，孔子代表的中国教育侧重于告诫人“如何行止”，苏格拉底代表的西方教育侧重于启示人“怎样思考”。我认为，这是中西方两种教育的显著差异，更是这两种教育方式的差异。
苏格拉底之所以对学生反复追问，让其不停思索，目的就是让学生“认识你自己”，培养自己的个性。正是在这种哲学思想的引导下，西方教育追求人的个性发展，注重人的思维训练。也因此，西方在文艺复兴后，于各个学术领域总是能不断涌现出一批科学巨匠。
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自汉武帝开始，成为国家治理民众倡导的主流思想，就像颜渊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其目的就是倡导学生学习古代先贤圣王的遗典，以他们为榜样。强化“学而优则仕”，以忠于国君为行事准则来发挥自身价值，历代封建王朝都会涌现出治世能臣，维系着大一统的国度。相比于西方文艺复兴之后对待各学术领域科学家的重视，显得不足，造成了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的落后局面。
但我们中华文化以其超强的自愈性、包容性又走向了复兴，“百家争鸣”的学术精神也在当今燃起“熊熊火焰”，在保有和发扬我们原有文化特色体系时，学习和吸收多元文化可取之处。完善永无止境，所以也更需要挖掘五千年的文化沉淀，才会更具文化能量。
制版：张春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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