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本文为西方视角)
文 | 安德鲁·霍菲克(美)
节选自《世界观的革命》
《世界观的革命》考察了那些重要的运动与人物,正是这些运动与人物提出的理念驱动了西方的历史。以下时间表列出了这些最重要的事件和人物,它们标志着世界观中的主要转折点或过渡期。
以色列人出埃及。摩西五经的启示确立了一种以上帝为中心的世界观:上帝、人性、知识、创造、社会与伦理都在如下框架内展开——上帝是至高的创造主,是护理万物的统治者,是救赎主。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为希腊哲学的出现提供了背景。宙斯等人格化的奥林匹斯众神,代替了早先关注自然中的巫术力量的原始希腊宗教。
泰勒斯、阿那克西曼德、阿那克西美尼在希腊的米利都建立了前苏格拉底的米利都学派。他们思辨地设想:宇宙的秩序源泉不在于荷马诸神,而在于某种终极性的自然性现象。
柏拉图的《理想国》提出了一种新理想即哲学。理念的超验世界代替了荷马诸神,成为宗教献身的对象。其后的亚里士多德修改了柏拉图的思想,强调感觉经验。
耶稣被钉十字架,又复活。上帝在耶稣基督里的道成肉身,为基督教世界观立下了历史的以及本体的根基,而基督教福音的核心,就是从罪和死亡中得救赎。
使徒保罗皈依。他的新约书信表达了与旧约启示连贯一致的基督教世界观。
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发布《米兰敕令》,结束了帝国范围内的对基督教的迫害。325年,他在尼西亚召集了教会的第一次普世公会议,这次公会议肯定了耶稣基督的神性。
奥古斯丁的《论三位一体》成为古典希腊思想的基督教替代。三重位格的上帝为理解一切实在给出了超验根基。他的《上帝之城》表达了一种目的论的历史哲学,代替了希腊的循环观念。
阿伯拉尔的《是与否》引入了一种从事神学的新方法。他以问题的方式使用逻辑,这种使用控制了对圣经内容的解释,使得神学与圣经解读相分离。
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将亚里士多德哲学和基督教教义结合起来,造就了中世纪在信仰与理性之间的经典综合。
奥卡姆的威廉的唯名论否认共相的存在,挑战阿奎那在信仰与理性之间所做的综合,为现代科学奠定基础。
彼特拉克发展了文艺复兴的人文主义。他先锋性地使用拉丁手稿,促进了古典著述的复兴,使人们更多地诉诸古典著述而非经院权威来为市民价值辩护。
德西德里乌斯·伊拉斯谟的《基督精兵手册》发展了一种非教条的基督教人文主义。他在《愚人颂》(1509年)里以辛辣的讽刺抨击腐化的中世纪实践与宗教迷信。
尼古拉·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开启了现代政治观念,它以权力而非美德为政治行为的目标。
马丁·路德在德国的沃尔姆斯会议上拒绝收回著述。他对保罗因信称义教导的再发现,以及其他著述,引发了宪制的新教改革。
《施莱塞穆信条》开创了教会与国家分离的新教宗派主义,这有别于和世俗权威合作的权势主义宗教改革。
约翰·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出版,成为改革宗神学的经典表述。加尔文的神学著述、解经著述以及书信,表达了这样一种世界观:以圣经教导为基础,在生活的各个领域进行归正改革。
尼古拉·哥白尼的《天体运动论》提出日心说的宇宙论代替托勒密的地心说。伽利略的望远镜观察肯定了哥白尼的理论。
切尔伯里的赫伯特勋爵在《论真理》一书中历数了自然宗教的五个要点,这标志着英国自然神论的开端。
勒内·笛卡尔在《方法谈》中提出“我思故我在”,这开创了启蒙运动的“主体性转向”,它将个人性的理性奉为确定真理的道路,以取代从前所接受的权威如启示与教会教导。
施本尔在《敬虔之愿》中描画了虔敬派的基本原则——圣经研读,福音布道,以刻骨铭心的宗教经历而非信仰教条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
伊曼努尔·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在认识论中造就了“哥白尼式的革命”,为他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奠定哲学基础,而这本书对基督教作了道德性的再诠释。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攻击基督教的教导,认为它只是人类精神的投射。他以人的立场诠释基督教,认为人是爱、和平等美德的担负者,而以前人们却错误地以为担负者是上帝。
索伦·克尔凯郭尔的《恐惧与颤栗》引入了存在主义,它强调以自由和个体选择为自我与伦理的决定因素。
卡尔·马克思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号召工人无产阶级联合起来革命,推翻资产阶级,建立一个无阶级社会。
查尔斯·达尔文的《物种起源》挑战物种固定的观念,提出了进化论,按照这种理论,物种在生存竞争中因着自然选择而发生改变。
弗里德里希·尼采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嘲讽传统的基督教观念及道德,提出那些拥有权力意志的人应当创造自己的意义。
威廉·詹姆斯的《实用主义:某些老思想方式的一个新名字》提出一种认识论,它关注的不是思想性行为,而是某个观念的实践性后果。
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发动了当代哲学中的“语言学转向”,它以语言分析来解决传统的哲学问题。
托马斯·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拒绝这种观念:科学在线性的知识积累过程中发展。他提出,科学的发展是一种范式的转移,在其中,研究的本性有着突然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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