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法家胡宝岐艺术简介：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书法家协会理事，陕西省书法家协会创作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特聘研究员。陕西省书法院院士。陕西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客座教授。西安文鼎书院院长。其书法作品入展全国青年国庆展。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年全国书法篆刻展。中日议员，公务员书法展。《书法导报》国际书法篆刻展。全国第六届书坛新人书法展。全国第十届书法篆刻展。文化部第二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书法展三等奖。文化部第三届国际艺术节书法展。陕西首届《风骨》书法双年展。西安市人民政府中韩"石榴花之春"活动之韩国书法展。岐山县周公庙《诗经》书法展等。2010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胡宝岐书法作品集》。2015年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墨读诗经》胡宝岐书法作品集》)。论文《碑学的价值》分别在《西安晚报》，《文化艺术报》发表。《魏碑对后世书法的影响》在《文化艺术报》刊登。巜民间书法是中国书法的生命之源》在《社会文化》杂志刊|登。随笔《书法微叹》在《科学时报》发表等。
碑学的价值
-------文/ 胡宝岐
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法史（秦代卷）》总论，在谈到书法“楷模传承”时说：“碑学论北派书法祖锺传卫，接续以崔、卢、高、沈、赵、丁诸家，终以初唐欧、褚；或强拟‘体系’，远说正传，复增以‘十家’、‘十六宗’之数。实际上，都是在为北碑正名份，以便与南派比肩；而所说大都失据，以刀斧之迹论说艺术源流，其方法亦不可取”。“清代中晚期的碑学运动，是反传统的，弃笔师刀，罕见其能。”其论将碑学书法排除于中国书法传统之门外，是不妥当的。
然而话又说回来，从阮元写出《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之后的二百多年来，碑帖之争从未间断，并且一直延续到当代。然而，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碑学作为一个晚起的书法流派，为什么一经推出，就能与占据书法主流上千年的帖学平分秋色？且人人争相模仿，形成风气，其价值显而易见。
一是碑学强调张扬艺术个性，认为书法作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必然要以表现人的灵性，寄托人的精神为主旨。此论一经提出，就与明清书法适应科举需要、逐渐走向千人一面、万手雷同、实用性被强化、艺术性被扼杀的现实形成反差。“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自称：“板桥道人以中郎之体，运太傅之笔，为右军之书，而实出以己意，并无所谓蔡、钟、王者，岂复有兰亭面貌乎！”清代刘熙载《书概》中说：“书贵入神，而神有我神他神之别。入他神者，我化为古也；入我神者，古化为我也。”为了强化书法的艺术性，碑学书家不管世俗评价如何，大胆探索，我有我法，不与人同。初期有金农之“漆书”，郑板桥杂篆隶于行书的“六分半书”，继而邓石如取法碑额的篆书，何绍基糅合颜体与北碑的真、行书，沈曾植化用北碑的章草，无一不个性张扬，符合艺术的本质要求。其实，帖学本来也是讲究艺术个性的，王羲之融汉魏精神于笔下，成为“书圣”，王献之不愿步其父之后尘，终与其父并称“二王”。即使遭到碑学书家批评的董其昌、赵孟頫，其书法也是具有独特面目的。因此，明清帖学的弊病，其实质不在取法为谁，而是以实用为目的、以趋同为特征的追求，泯灭了书法的艺术精神。而与此不同的是，清代碑学书家认识到了艺术的本质，必然是以“达其性情，致其哀乐”为主旨，勇敢地举起张扬个性的旗帜，使清代书法焕发了新的生命力。
二是碑学书家破除了对晋唐书法的迷信，把汉魏六朝碑刻摆上了重要位置，另辟蹊径使书法之源多头并举，同时丰富了中国书法的内涵。在此之前，书家普遍的认识是“书不宗晋，便入魔道”，碑学书家则认为汉魏碑刻是书法的宝贵资源，不容忽视。阮元提出书分南北，分析碑帖之优劣，尖锐地指出：“元明书学家多为《阁帖》所囿，且若《禊序》之外，更无书法，岂不陋哉！”其论虽有偏颇，但在当时却振聋发聩，打破了元明以来学书必晋、唐之桎梏。而康有为则在《广艺舟双辑》中，尊碑卑唐，概括总结了魏碑之“十美”。同时，碑学书家不仅推崇碑刻，对沉寂了几百年的篆书、隶书，以及后来考古发现的甲骨、汉简的研究，也达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可以这样说，中国书法所包含的篆、隶、真、行、草五种书体，正是在清代碑学运动后得到确认的。而篆、隶、真、行、草五体书法的繁荣，也是在清代碑学运动中产生的。然而200年之后的今天，仍有人批评碑学“以刀斧之迹论说艺术源流，其方法亦不可取”，“弃笔师刀，罕见其能，”岂不知一叶障目，过于偏颇。
三是碑学书家突破了单一的唯美主义倾向，将美与丑相互转化的辩证思想引入书法的审美范畴。清初的时候，傅山提出“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的书法审美观点，成为碑学书法审美思想的滥觞。以后，刘熙载分析文人画以怪石为题材的现象时，提出“怪石以丑为美，丑到极处，便是美到极处”，又说：“学书者始由不工求工，继由工求不工，不工者，工之极也”等等。这些辩证的书法美学思想，即使在当代，仍对我们具有重要的启迪意义。
四是自“二王”之后，书法成为文人雅士表现自身文化素养的重要形式，因此十分讲究书写的“书卷气”，因而书卷气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书法唯一的品评标准；而碑学因从金石学孕育而来，金石碑板上的字经过自然风化，浑厚苍茫、含蓄高古，碑学书家由此提出了书法的气、骨、厚、古等艺术的品评观点，并积极付诸实践，且借助长锋羊毫努力在生宣纸上表现这种美，形成了独特的“金石气”。此后“书卷气”与“金石气”阴阳合璧，相辅相成，共同组成了全面而统一的书法品评标准。
五是碑学书家借鉴画法篆刻，探索能够写出金石趣味线条的方、圆、绞及内圆外方，行处皆留，留处皆行的各种笔法；讲究墨色变化的浓、淡、干、湿、润、涨、渴、宿等等各种墨法，提出了“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计白当黑”的章法等，将自己的创作与明清帖学的积弊“乌、方、光”拉开距离，这一套新的表现形式和技法，充分发挥了笔墨表现力的潜能，成为碑学对中国书法的重要贡献。
总之，清代碑学的兴起，对于中国书法的发展意义重大而深远。而其价值不仅在于它丰富了书法艺术的内涵，确立了篆、隶书在书法体系中的地位，挖掘了汉魏六朝碑刻书法的艺术价值，明确了篆、隶、真、行、草五种主要书体，并使其后发现的甲骨文、汉简等都自然而然地成为书法体系的构成部分。更主要的是它促进了人们对书法艺术本质的思考、书法审美观念的更新、书法的艺术性和形成个性风格的自觉。同时，“碑学帖学，碑帖融合”的思想开始自觉形成，从而推动了书法艺术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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