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化交流中的农产品
在对印度河流域这处哈拉帕文化遗址的发掘过程中，联合考古队还发现了许多青稞植硅体。
联合考古队队员、来自河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施兰英说：“植硅体是植物生长过程中充填在植物细胞里的硅质沉淀,在植物有机质腐烂之后,它依然能保存在土壤里,不同的植物隐藏着不同的植硅体,这种肉眼看不见的微小化石就是植物的'身份证’。”
青藏高原最早的青稞发现于距今3700年前的西藏山南地区的昌果沟。
“可以肯定地说，青藏高原上的青稞就来自于印度河流域，是文化交流的产物。”施兰英说。
联合考古队在日后联名撰写的文章中写到：“新石器时代，青藏高原上分布有新石器文化的澜沧江、岷江、河湟等地区，基质都是定居的农业文化。”
青海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宗教研究所研究员、所长鄂崇荣博士说：“据考古资料推测，6700多年前，青海省海南藏族自治州内的共和盆地的拉乙亥人拉开青海新石器时代早期序幕，采集农业开始出现。”
农业文明促进了生活在河湟谷地的史前文明繁荣，先进的生产力使得文明传播的速度和广度得到了提升。
“在中亚、西亚地区的古人类遗址中就曾发现过黍。”青海师范大学地理科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侯光良先生说。
“据测试，发现于青海省民和县喇家文化遗址中的距今四千多年前的面条，原材料就是黍。”我省知名学者、文博专家柳春诚说。
黍就是黄米，它的原产地在今天的黄土高原。
2
文明交流的通道
小麦的原产地在中亚，中国出土年代最早的小麦在山东省，距今已有4600年。
“考古学家始终没有在与这处小麦出土地相邻的地区发现与这批小麦样本相关的证据，也就是说，山东省出土的史前小麦很有可能是被人从中亚地区带到这里的。”侯光良先生说。
山东省出土的史前小麦，究竟是通过什么路线从遥远的中亚运抵东亚的，史学界一直对此有多种猜想。
这几年，考古工作者通过相关证据考证，出土于山东省的远古时代的小麦，很可能是经由西伯利亚地区和蒙古高原传入东亚地区的，这条传播路线被史学家称为草原道。
历史上，沟通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路线并非一条，草原道仅是其中之一，还有一条文化传播的路径是经过河西走廊的绿洲道，另一条被称之为高原道，这两条文化交流路线都与青海有关。
“绿洲道主体位于祁连山北麓，但它很有可能通过祁连山中的众多垭口进入祁连山南麓的河湟谷地，并通过河湟谷地影响东亚。”侯光良先生说。
高原道就是从河湟谷地出发，沿横断山脉，进入澜沧江流域和雅鲁藏布江流域后，并通过这一区域到达今天的克什米尔地区。
施兰英说：“哈拉帕文化与甘青地区的马家窑文化、西藏的卡若文化之间都有着互动关系。譬如卡若出土的陶器上发现的'抹刷纹’(一种容器表面不规则的扫痕，被认为是在陶器成型后经细树束或扫把刮扫后产生的痕迹)在我们这次考古发掘中也有发现。”
卡若文化遗址发现于西藏昌都市，这是一处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文化遗址，与马家窑文化有着很清晰的文化传承关系。
“卡若文化出土的石刀以及受马家窑文化影响至深的宗日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刀和克什米尔地区出土的石刀类型上十分相似，三者之间的传承关系十分清晰。”侯光良先生说。
很多学者认为，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和中国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与马家窑文化是以克什米尔地区的布尔扎洪文化为桥梁进行交流的，甚至有些学者认为，布尔扎洪遗址与黄河流域的仰韶文化也有诸多联系，是彩陶西渐的证据。
3
贝币：通过青海传遍东亚
在这次联合考古中，考古工作者还在遗址中发现了海贝。
在青海人类早期文明遗址中，海贝屡见不鲜。
施兰英：“青海宗日遗址出土的海贝年代为距今五千多年前,青海格尔木市昆仑山口的西大滩发现一枚经过切割和钻孔加工的人体装饰品海贝,对同层位出土的两件动物骨骼标本进行热释光测年后,认定这枚海贝距今大约一万多年前。”
据日本学者白静川考证，甲骨文和金文中所有的“贝”无一例外全部都是子安贝的象形,殷商时期出土的海贝亦然。
子安贝是一种生活在红海和印度洋宝螺科的软体动物,也就是说，诞生在甘青两省的马家窑文化有可能曾与红海、印度洋的史前文明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海贝在中国人的经济生活中意义重大，它长期被当作钱币使用。
“在甲骨文中，几乎所有与钱和财富有关的字都有贝字旁。”侯光良先生说。
在孙家寨卡约文化遗址中，人们甚至还发现了用黄金打造的贝币，这枚金贝是距今三千多年前的卡约人铸造的，这枚金质贝币正是贵重金属登上交易舞台、贝币地位日渐下降的标志。
4
远古时代
河湟谷地的文明场景
鄂崇荣博士这样概括河湟文化：“河湟文化是黄河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黄河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代表了中华文化内部的边陲文化，是一种连接地带中介型、交汇型文化。”
侯光良先生则将青海称之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舞台、桥头堡和前沿，他认为远古时代的青海，对于亚欧大陆上的文化格局影响至深。
侯光良先生说：“6000多年前，居住在黄河流域的人类族群开始进入大规模扩展期，他们将高原上的生产方式向外传播。就语言学的角度来说，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人是汉藏语系的主要使用者，在人口迁徙的过程中，汉藏语系逐渐分为了汉语支和藏缅语支，藏缅语支的覆盖面很大，在我国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以及今天的东南亚、南亚地区等许多人群都在使用藏缅语系。毫无疑问，是人类的迁徙促进了地区间文明的繁荣，所以我们可以说，历史上河湟谷地对于亚洲文明的发展功不可没，这也是史前时代东西方就已存在文化交流的证据。”
通过联合考古队对这处位于印度河流域的哈拉帕文化遗址的发掘和河湟地区的远古文化遗址的发掘比对，我们不难勾勒出4000年前青海的文明形态。
“当时的青海，人类活动强度相对比较高，文化创造的能力很强，是一个重要的文化输出地。”侯光良先生说。
5
沈那人可能是
中国最早驯马人
河湟谷地是东西方文明交流的第一站。
“形成这一状况的原因有很多，最主要的原因是中国独特的地形地貌和青海独特的地理位置。”侯光良先生说。
我国东部和南部都被大海包围，在生产力水平十分低下的远古时代，这两个方向不可能有文明涉海进入，西部又有帕米尔高原和喜马拉雅山阻隔，北部虽然相对平坦，可是因为维度高，气候寒冷，不适合早期人类文明的发展，也就是说，就地形而言，我国几乎就是一个全包围的地带，可是这个包围圈并不是完全封闭的，我国西部高山大川间的一个个垭口，成为了天然的文化交流通道。
“正是因为具有这样狭长的形状，所以史学家时常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路线称为'廊道’或者'通道’。”侯光良先生说。
施兰英说，在景观中所谓廊道是一个狭长的地带,这是针对其形状而言。
河湟谷地恰好处于东西方文明的交融、交汇地带，是多条廊道的聚合点。
因此，鄂崇荣博士也认为河湟文化是一种线性文化和走廊文化。
文明的交流是个从接触到理解，从理解到适应，从适应到改良，从改良到推广的过程，远古时代，河湟谷地毫无疑问地担当起了这样的使命。
“沈那文化距今大约四千年，那时候，沈那人已经开始驯养马了，可是中原地区直到商周时期才普遍使用马，年代晚了很久，这说明四千年前，河湟地区在东西方的文化交流中的作用十分巨大。因为马的出现，人们的活动半径就大大扩展了，行动速度也提高了，生产力水平得到了很大提升。沈那人有可能是中国第一批驯马人，这是沈那人对中华文明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侯光良先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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