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重庆晨报》报道，近日有专家表示，请父母带孩子而不给“帮带费”是变相“啃老”。于是，继去年山东省和杭州市拟立法禁止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啃老”之后，“啃老”这一极具争议的话题再度升温。
其实，“啃老”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社会现象，而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2014年6月20日，美国《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亚当·戴维森的文章“权威消息：‘啃老族’不会再离开了”，指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回到父母家“啃老”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是一种长期的趋势。戴维森引用专家的观点表示，随着科技的进步、全球化的深入和职业发展模式的变化，社会的两极化正在加剧，对于大多数年轻人来说，找到合适的工作、走上成功的发展道路比父母那一代人困难得多。于是，很多背负巨额助学贷款的年轻人选择搬回父母家住，缓解经济压力，同时重新规划自己的职业路径。这是人生的失败还是理性的选择？或许这篇译文能为我们提供一些新的视角：
对于为什么到了27岁还与母亲一起住，安妮·卡辛内茨有两种不同的解释。乐观地说，这是出于理智，她在进行下一步的职业规划，与母亲同住可以省下租金。从芝加哥洛约拉大学毕业后，卡辛内茨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中苦苦支撑，为了偿还助学贷款，她做过多份工作，但都不理想：在濒临破产的《芝加哥太阳时报》卖过广告，为全食食品超市做过商品装袋，在酒吧当过服务员。她难免对每份工作都产生了挫败感，而且不断陷入经济困境。现在，她搬回了自己中学时的卧室，也许终于可以专注于长期目标了吧。
然而，第二种解释令人沮丧，卡辛内茨承认，母亲位于芝加哥以西1小时车程的房子成了她的“拐杖”。她已经在那间旧卧室住了4年，可是仍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职业该怎么发展。“每个人都对我说，随便选个活干吧，”她说，“但我不知道选什么啊。”
27岁的安妮·卡辛内茨拥有广告学和公关学学士学位，目前的工作是项目协调员。她背负着7.5万美元的助学贷款。现在，她在美国伊利诺伊州的唐纳斯格罗夫与母亲一起住。“两年前，我和威斯康星州的一个男人远程恋爱，他说永远不会和我结婚，因为我的负债太多了。我当场被惊呆了，什么也没说，但久久无法释怀。我很受打击，差不多一年时间没缓过来。我非常自责，竭尽所能去挣钱。最后我想通了：我不能被债务所定义。是的，负债很讨厌，但是你知道……每当想起有人会那样说的时候，我仍会有些心碎。”她说。（摄影：达蒙·卡萨雷斯 采访：塔菲·布罗德瑟·阿克纳）
在美国，目前每5个20几岁至30出头的人中就有1人与父母同住。而在所有年轻成年人中，60%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支持。这些数字比一代人以前显著增加——当时每10个年轻成年人中只有1人搬回家住，几乎没有人从父母那里获得经济支持。对于这种转变，通常的解释是，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人经历了若干个不幸而重叠的经济趋势。随着房地产市场和金融体系的崩溃，大学毕业生面临着史上最重的债务负担。例如，25岁的人中有近45%背负着未偿还的债务，平均欠债两万多美元。（卡辛内茨还有约6万美元要还。）此外，近年的大学毕业生中超过一半失业或不充分就业，即他们从事的工作收入不足且不要求大学学位。耶鲁大学经济学家丽莎·B·卡恩表示，毕业于经济衰退期的负面影响永远不会完全消失。上世纪80年代初经济衰退，那时毕业的人即使在20年之后挣得也远比晚几年毕业的幸运儿要少——后者毕业时正赶上新的经济繁荣期。
有的人可能希望“啃老”只是暂时的不幸，希望2015年的毕业生能在走出校门后找到理想的工作，实现经济上的独立。然而，最近的经济衰退只是“啃老族”面临的部分问题。事实上，它只是放大了一个在过去30多年悄悄发展的趋势。1980年以来，美国经济的稳定局面被打破，这源自一系列系统性的变化——对外贸易的增长、科技的飞速进步以及免税代码的修订等——这些变化对所有劳动者都造成了影响，尤其是刚刚开启职业生涯的人。例如，在1968年，绝大多数20来岁的人独立生活，超过一半已经结婚。但在过去30年中，实现可持续的经济独立越来越难。到了2007年，尽管经济尚未开始衰退，但只有不到1/4的年轻成年人已婚，34%的人依靠父母的帮助解决住房问题。
“啃老”并不是暂时的现象，而仿佛是一种新的、长期的人生阶段。不仅如此，这种现象体现了一种更重要的经济上的演变，它既令人不安，又暗藏令人鼓舞的因素，影响着我们所有人。这种演变实在太新了，大多数“啃老族”和他们的父母还没有弄明白是怎么回事。与父母同住还像过去一样意味着失败吗？或者这是一种实用的、长期的经济行为？问这个问题的人是现年26岁的摄影师达蒙·卡萨雷斯，他从艺术学校毕业后搬回父母家住。带着这个问题，他开始寻找其他“啃老族”，并根据他们的故事制作了一组图片。卡萨雷斯得出的结论是，“啃老”究竟是好事还是坏事，取决于你怎么看，这与卡辛内茨的观点一致。
在大部分历史记载中，绝大多数人从4岁就开始劳作，通常是干农活，到了10岁就全职工作了。马凯特大学历史学家、《童年和青年史期刊》主编詹姆斯·马滕指出，直到19世纪30年代，当美国经济由自给农业向工业和市场转移的时候，小孩子的生活才慢慢开始改变。父母逐渐富起来，家庭规模变小，到了19世纪50年代，上学成了义务制的。美国内战（1861-1865年）结束的时候，美国主体文化接受了应保护13岁以下儿童不参与经济生活的观念。19世纪末20世纪初，童工法开始出现。在之后的几十年中，美国越来越富有，童年也随之延长。终于，10几岁的人不再被看作年纪较小、能力较弱的成年人，而是年纪较长、仍需养育和鼓励的孩子。
曾提出“新兴成年期”概念的克拉克大学心理学家杰弗里·简森·阿内特认为，“啃老”现象只是在延续这种跨越几个世纪的趋势。他说，面对后工业化时代迥然不同的、令人困惑的经济局面，回家是一种理性的反应。过去，大多数人不管找到什么工作都会接受，然后在工作过程中学会必要的技能——这一点很关键。从1945年到1978年前后，美国经历了战后的经济繁荣，工作生活运转良好，而且可预见性很强。工资差距缩小到了有记录以来的最低水平，人们普遍从经济增长中受益。
可是在20世纪70年代，这种模式开始难以为继了。计算机技术和全球贸易迫使体力劳动者同时与国内的机器和其他国家的低薪工人竞争。这些变化首先影响到了蓝领工人，但很多从事例行工作的白领工人，如办公室助理、绘图员和记账员，也发现他们的工作前景黯淡下来。然而，与此同时，这些变化对精英人群非常有利，他们如今可以运用新技术提高生产力，在更为广阔的全球市场大显身手。他们还从政府“劫贫济富”的政策变化中受益，如减税、取消员工福利。
千禧一代的父母低估了这些趋势的后果，不过他们可以得到原谅。在美国的大多数历史时期，每一代人都会比前一代更加富有，这是自然而然的。现在，这一逻辑不再成立了。上述变化带来的是全新的、可预见性大不如前的状况：一些人所取得的成就是他们父母想都不敢想的，另一些人则终身无法达到父母的高度。随着不确定性的增加，“普通”工人的概念逐渐过时了。虽然关于经济不平等的讨论大多是围绕收入最高的1%进行的，但是对年轻人来说，收入最高的20%与其他人的差距更值得注意。“这是分界点。”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教授马克·兰克说。收入最高的20%——2013年的收入约为10万美元——几乎获得了过去40年经济发展的全部成果。
这一令人不安的现实意味着，我们不但生活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而且生活在两种彼此分离而并行的经济中。对于那些能挤进最高的20%的人来说，前途一片光明。兰克说，精英群体中的大多数人至少会在职业生涯的部分时期过上真正富裕的生活，即年薪超过25万美元。而对于其他80%的人来说，薪酬将会下降或停滞不前，职业生涯的变数也将大大增加。大学学位仍是一种优势，但它再也不能提供任何保证，尤其对那些从排名较低的营利性学校毕业的人来说。如今，学位仅仅是昂贵的“入场券”。1970年，10个美国人中只有1个拥有学士学位，而他们几乎人人都会有良好的职业前景。今天，大约1/3的年轻成年人会获得4年制大学学位，但他们中间的很多人——超过1/3，据估计——不太可能找到使自己终身有保障的工作，既赚不到足够的钱偿还债务，也看不到在收入上超越父母的希望。如果他们想向收入最高的20%发起冲击，需要先学会某种技能，然后再步入职场。而对很多人来说，即使在父母的帮助下，这也是难以做到的。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有这样那样的唱衰论调，但目前20几岁的人仍对未来保持乐观。阿内特最近对该群体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调查，发现77%的受访者相信他们会比父母过得更好。根据民调机构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只有9%的年轻成年人认为他们不会挣到足够的钱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在历史性的不确定因素面前，年轻人所表现出的自信也许令人困惑，但阿内特认为，乐观的“啃老族”也许不像他们父母眼中那样没心没肺、天真幼稚。很多“啃老族”拒绝接受过去的职业路径：做一份稳定的工作，哪怕不够理想，经过多年尝试，即使反复失败，最终构筑起充实而满意的职业。在他们看来，睡在单人床上，墙上贴满明星海报，这种生活状态并非意味着放弃，而是一种经济计划。“不要再因为他们需要父母的支持而指责他们了。”阿内特强调，“这并不能说明他们很懒，只是现在要取得成功比过去更难，毕竟今天的经济更复杂了。”
现年28岁的阿德里安娜·史密斯2008年从中佛罗里达大学毕业后，做了一名行为分析师，帮助受自闭症困扰的孩子。她的年收入很快达到了6万美元，但为了挣这些钱，她要承担非常大的工作量，每年处理25位客户的病症，还要偿还4万多美元的助学贷款。她知道临床医师每年可以挣到10万美元，但他们的付出也更多：每年要接诊40位甚至更多患者，并在治疗过程中经受更大的身心挑战。
于是，史密斯想到了一个更为高效的办法。她在当地诊所做了一些研究，注意到随着自闭症确诊人数的增加，市场对诊所服务的需求也不断加大。借助智能手机及其支付工具等现代技术，她可以开一个为客户提供上门服务的诊所，并扩大业务覆盖的地域范围。史密斯想，她可以创立一个盈利的生意并终身靠它赚钱。为了省出启动资金，她搬回父母家住，将姐姐过去住的屋子用作办公室，并在那里存放为客户准备的玩具。她利用省下的房租建了一个网站，还雇了几名兼职临床医师负责上门诊疗。“没有父母的帮助，我不可能开诊所。”她说。现在，当同行们嘲笑她住在父母家时，她回应说那只不过是一个企业孵化器。
阿内特对史密斯的计划印象深刻，这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我没想到他也把赞誉给了卡辛内茨。27岁的卡辛内茨债务缠身，有过一连串不理想的工作经历，至今看不到职业发展的方向。我担心随着每一年的流逝，她的前景会越发黯淡，跨过20%门槛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她似乎也在忧虑。“我们的处境相当尴尬，社会期待我们成为优秀的专业人员，一走出大学就找到很棒的工作。”对于自己这一代人，她说，“可是我们……你看，我欠着8万美元的债，该怎么做到呢？”
然而，阿内特说，我没有看到卡辛内茨潜在的优点。其实，假如她像以前几代人那样做--安于毕业后找到的任何工作，哪怕多么不喜欢，或者，尽管不充分就业，但她没有表现出找更好工作的紧迫感，那样阿内特会更加忧虑。他说，卡辛内茨仍在寻找合适的工作，拒绝作出丝毫的妥协。阿内特的说法貌似与人们的直觉相悖，他认为正是那些在这场斗争中最活跃的人、有时显得完全迷失的人，才最有可能找到自己的出路。卡辛内茨似乎也深知这一点。在这个意义上，她代表着这样一代人：他们的时代不再有“普通”工人，而不确定性空前增加。卡辛内茨可能会找到自己喜欢的工作，并最终找到合适的职业，即使在此过程中她会吓坏母亲和自己，以及好几位忧心忡忡的经济学家。
在《纽约时报》网站上，很多读者也从年轻人的角度辩论着“啃老”究竟是对是错，但也有人谈到了这篇文章未涉及的视角——父母的感受。网友“katephiladelphia”发问：孩子回家长年“啃老”的话，会对父母的生活计划造成怎样的影响？该网友强调，父母也是活生生的人，也有自己的意愿和计划，他们的存在不应仅仅是为了无条件地为孩子提供支持。（网络新闻联播微信专稿 编译：王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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