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市青羊区府南金沙 李文竹
她是一位高血压患者，也是一个很和蔼可亲的阿姨，每次来开药都会很客气的跟医生、护士打招呼。她的血压控制的很好，服药很规律。但是，有一段时间总是头昏、耳鸣，在我的建议下，她去省医院查头颅CT，结果查出来是脑梗塞。她觉得很意外，难以相信，她常常说她以前从来没有打针、输液过，她觉得无法接受。好说歹说，还是在我的建议下把相关药物服上。自此后，每次来开药都会反复询问“医生我吃的这个药好不好，医生我这个药这样子吃好不好，医生我什么时候能减药，医生为什么我按时吃了药有时候头还是要头昏还是会觉得累、、、”。
其实有时候还是会觉得厌烦她反复问同样的问题，但更多的时候会感到愧疚和无能为力，相信大家也遇到过类似的情况，也相信大家都非常想要尽最大的努力把患者的病治好。然而不能否认的是，经过规范治疗的患者，仍然会存在这样或那样的问题，我们是不是该多做点什么？
从我自身的角度反思，在管理慢病时，我常常在开药后会指导患者养成良好的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但是，有时候空下来思考，患者理解了什么样的方式是对其有益的没有？有没有按我指导的那样去做？我所进行的指导是否适合每一个患者？我在进行指导之前有没有对患者的健康状况做过一次详细的评估？显然，答案是不确定的。也许这些就是我们应该努力去做到的事情。
从患者的角度来换位思考，我理解了她的痛苦么？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阿瑟·克莱曼曾说过疾痛是这个世上最普遍存在的一种东西——多数人可能会嫌恶地斥之为病毒，少数人承认它是生活的一部分，但并不等于他能坦然地面对。疾痛，特别是缓慢发作的慢性疾病，对人不仅意味着生理上的摧残，更多的是心理上的折磨。人们在接到诊断结果时或许是震惊：“为什么偏偏是我？”又或许是绝望，即使有再充分的心理准备，恐怕也是不可能平静对待。而正如阿瑟·克莱曼自己所承认，面对因疾痛而被自我挫败感、自卑感和无望的焦虑感填塞的人，健康的人一定会倍感隔阂，因为后者无法理解疾痛。纵然现代医学提出生物-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医生们仍然更注重于疾病的生物学原因，而忽略了患者的心理感受和造成这种心理负担的社会原因。
现在的我们过于倚重药物和手术等传统治疗方式，对患者生活方式和饮食习惯的干预还停留在言语建议和指导上，而这些可能恰恰是导致慢病的最主要的原因。另一方面，我们不知不觉把前人倚重的心灵的智慧遗落在了角落，假如“人文关怀”这一环丢失了，那么痛苦的灵魂将可能失去其最后的救星。
来源 中国慢病管理大会征文汇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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