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地天缘

　　地球是人类的家园和祖居，自然界是人类得以生存的第一要素。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从自然环境中剥离而出的智能物种，从其诞生之日起便内蕴着一个天缘性的哲思情结，那就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成为人类最初的哲学沉思。帕斯卡尔说，人是自然界能思想的苇草。

　　究其根本，人毕竟脱不开自然的基质。可以说，人类对于自然环境、对于生态问题的关注与思考，原本就是一种最本真的精神还乡。从天缘关系讲是这样，而从现实的问题看来，这方面的思考更显得尤为必要与重要。

　　如今，人类面临的最大最严峻的挑战恰恰是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恶化，以及与之相关的一系列的生态问题。众所周知，水源缺乏，土地沙化，能源枯竭，环境污染，以至臭氧层严重受损，等等，几乎成了全球性的凶顽之症。所有这些，都无不直接关系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因此不能不令人担忧与思虑，同时也不能不触发人重新重视人类的本原之思——人与自然的关系。

　　赫胥黎曾在《人类和下等动物的关系》一书中指出：“对于人类的问题里面的问题——问题是其他问题的基础，并且比其他任何问题更有兴味——就是要决定人类在自然界里面所占的位置，和人类对于宇宙间事物的关系的一个问题。我们人的种类到底从哪里来？我们制服自然的力量的界限和自然制服人类的力量的界限到底如何？我们人类想达到的最后目的是什么？这些问题对于世人常常现出，并且给人以无穷的兴味。” 

　　无论哲人们对此饶有兴味的问题从怎样的角度作怎样的深究与阐释，而最基本的一点则是无需存疑的，即，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存在，并且要生活、要延续，则必然离不开与自然界的联系。不论是讲彼此间的统一，或者是讲彼此间的对立，人类从来都不是独立于自然界之外的。在西方，古代哲学中所流行的有机论（即“物活论”）自然观，是将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视为浑然一体的存在。中国古代老庄哲学中讲“天道自然”、“道法自然”，“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等等，更从本体论的意义上表明人与自然的整体观。在这个整体中，人与“道”、“天”、“地”即人与自然相并列。所谓“故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域中有四大，而人居其一焉”。

　　而后，中国哲学中进一步提出了天人合一、天人感应等说，依然在表明人与自然的整体性。直到宋代实学家张载发挥传统儒家“爱人及物”的博爱思想，进一步提出了“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思想，把人看作是大自然的儿女，人人皆为我之同胞，万物皆为我之友朋。他反复告诫世人不能以牺牲天地万物为代价而满足私欲，或图求自己的发展。 

　　从根本上看，人类是自然之子，人与自然相伴而在，是毋庸置疑的事实；就其存在与发展的终极意义而论，人类与自然可谓最大的、也是最基本的命运共同体。因此，当人类一旦在这样那样的价值观念支配之下，破坏了这种天缘关系，甚至走向对立，那么，往往跟随自然环境遭受破坏的厄运的，便是人类自身的大不幸。冷静审视中外古今的人地关系史，便知这已是不争的事实。

　　特别是近百年来，人类征服自然的能力越来越显著增强，因此而激发出的欲望日渐膨胀，但结果是人类在征服自然的同时，严重地毁坏着自己生命活动所必需的自然基础，毁坏着自己的根本家园，人类自己也收到了不期然而至的回报：一方面是自然界方方面面的无情报复，另一方面是人类自身的异化，身不由己地沦为自身贪欲的奴隶。

　　有哲人说过：当人类砍倒天然林中第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就宣告开始了；当人类砍倒最后一棵大树的时候，文明便宣告结束了。自然——人类——文明，就是这样密切而又敏感地相依相存着。人类开创了文明，当文明开始服务于人类时，人们纷纷脱离自然、改造自然以奔向新的文明。问题是此间一旦以牺牲自然为代价，这文明中就必然埋下根本性的隐患。 

　　人来源于自然界这一事实使之永远摆脱不了与自然界的依附关系，人与自然界的脐带将永远切割不断。这便根本性地决定了人在自然界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