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达经济体的发展过程中，普遍认为的一个问题就是威廉.鲍默尔提出的“服务业成本病”（cost disease of services）（或称鲍默尔假说）。鲍默尔假说最早是由鲍默尓于1965年提出的，后来又经过他本人和许多学者的论证，其主要思想是说：服务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天生就比工业部门的低，当两个部门竞争生产要素时，服务业部门的相对成本不可避免会提高。由于服务业部门的需求价格弹性不高，从而劳动力不断转移到服务业部门，导致服务业部门名义产出比例不断上升，进而带来整体经济生产率增长的下降。关于鲍默尔假说是否真的成立，学术界历来是有不同声音的。Young 于2014年发表在AER上的文章“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Mismeasurement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Cost Disease of Services”，通过引入罗伊模型的思想，指出服务业部门与工业部门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并非真实存在。如果劳动者基于他们在不同行业的相对生产率来自我选择进入自身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而比较优势与绝对优势又正相关的话，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成反比。这对于理解服务业的扩张与按增长核算方法计算出来的服务业生产率增速较低的事实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如图1所示，鲍默尔相对供给曲线是水平线，取决于服务业部门与工业部门的相对生产率。当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更快时，供给曲线从S0上升到S1，反映出服务业成本病的问题。同时，由于服务业具有更高的需求收入弹性，相对需求曲线从D0右移到D1。从而导致均衡从E0右移到E1，服务业拥有更高的相对价格和更高的相对产出，即服务业的名义产出份额会上升。而根据罗伊模型的思想，由于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是正相关的，所以罗伊相对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曲线，同样罗伊供给曲线也和需求曲线交于E0和E1，说明即使两个部门的生产率增长是一样的，服务业相对价格的上升完全可以由该部门劳动力的平均效率下降而导致。图1：鲍莫尔和罗伊相对供给曲线分析
文章通过构建罗伊模型，指出由于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成反比，会导致按照增长核算方法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出现偏误。具体来说，就是会低估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而高估工业的全要素生产率增长，从而得出所谓的服务业成本病。同时，文章给出了满足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成反比的充分条件：个人在不同行业的生产率分布是相互独立的。
文章进一步通过实证分析来检验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成反比这一关键理论推断是否正确。文章利用了美国的BLS-KLEMS数据和欧洲的EU-KLEMS数据来做实证研究。KLEMS项目采用Jorgenson的生产核算框架来构建保持行业与总体一致的数据库，其中考虑了劳动指标不同的属性（性别、教育、年龄、行业）来调整劳动质量，是目前全球最符合同质化要求的增长核算数据库。其中，BLS-KLEMS的时间跨度为1987-2010，EU-KLEMS的时间跨度为1970-2005，包括了18个OECD国家。由于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存在双向因果，文章试图寻找工具变量来进行2SLS分析。文章初始选了18个候选变量来作为工具变量，通过工具变量的检验，发现同时满足第一阶段相关性要求和第二阶段“外生性”要求的只有“国防开支占GDP的变化率”这一变量。利用这一工具变量，采用2SLS回归，基本模型和各种稳健性检验都证实了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成反比。考虑滞后项之后，长期效应也是负的；并且EU-KLEMS的数据也显示了同样的关系，尽管系数的大小在各国之间并不一致。进一步，文章根据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之间系数的不同，对服务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生产率增长产生的效应进行了模拟。利用美国和18个OECD国家的数据进行模拟的结果显示，当两者的相关系数为-0.75时，服务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真实生产率增长的差距消失了。尽管文章并不能给出部门员工的平均效率与其就业份额之间的具体系数，但是-0.75位于估计的区间之中，所以该文的结论能够让我们重新审视发达国家的生产率、价格和物量的历史数据，并且接受服务业部门和工业部门之间并非存在生产率增长的差异，而是罗伊效应导致了服务业相对成本的上升和名义产出的扩张，所谓的服务业成本病并非真实存在。文章来源：Young, Alwyn, 2014,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the Mismeasurement of Productivity Growth, and the Cost Disease of Service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pp. 3635-366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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