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郑彪: 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消解作用

新自由主义对国家和社会的消解作用

  郑彪

  虽然一般说来，对作为一般学院理论的新自由主义与作为美国霸权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和政策体系的新自由主义加以区别，是有必要的；但是笔者还是坚持认为，对于新自由主义这样重大的课题，离开国际政治经济的大背景，只作学院式的研究不仅毫无意义，而且必然得出有害的结论。从国际政治经济学角度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美国不遗余力地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是经过精心策划和精心包装的。

  七十年代的国际形势表明，人类发展已经进入一个决定性的转折时期。对于美国来说也是挑战和机遇并存。何去何从，美国高层和智囊机构展开了辩论。这里我们引用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的内部辩论资料，以便于深入理解美国七十年代以后的国际战略转变。

  当时“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概念。首先是从‘力量现实主义’或力量均势的角度出发，强调国家主权和在国际关系中历来都关注的东西，即力量的均势和保持稳定与军事实力。国务卿基辛格和保守的国家主义者一般说来是这种看法的主要倡导者。”“第二种概念是自由国际主义，或‘超国家主义’。这种看法此刻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内开始占主导地位。它认为，世界分为民族国家的时代即将消失，而超国家势力将通过政治经济联盟把世界各个不同地区联合起来。这种看法认为，各国在经济环境方面的相互依赖已经越来越深，因此，它主要强调美国要和西欧、日本进行合作，同时，也要对第三世界作些让步。这种看法的突出鼓吹者有三边委员会委员布热津斯基、鲍尔、赖肖尔。”“布热津斯基最后认为，由于这些发展趋向，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建立起来的旧的政治经济制度已经‘摇摇欲坠’。力量现实主义观点不足以应付一个风云变幻的世界；现在需要进行重建工作，包括建立新的体制，这就需要‘建筑学’来规划未来。”（26）辩论的结果是布热津斯基为代表的“超国家主义”观点成为白宫的国际战略决策依据，新自由主义成为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工具。美国从里根时代开始在国内外全面推行新自由主义战略。从国内来说，主要通过大规模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以及向垄断资本提供各种优惠和补贴等一系列政策措施，向中下层劳动人民反攻倒算，试图连本带利地收回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一个世纪以来垄断资本出于政治让步带来的“损失”。从国际来说，美国的战略是一方面通过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的全球扩张将经济全球化推向新阶段，造成全球化滚滚而来势不可挡的强大攻势（八十年代出版的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很好地起到了这种造势作用）；另一方面，通过跨国公司和经济全球化的立体攻势（经济战、政治战、外交战、军事战、信息战、心理战、文化和意识形态战，等等，五花八门）的全面渗透，特别是通过大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来为各国政治经济文化精英洗脑，消解民族国家的界限藩篱，以达到在实际上（名义上是否保留民族已不重要）摧毁民族精神、肢解民族国家，实现“美化”（美国化）全球的政治目的。所谓“美化”全球，就是将美国国际垄断资本认可的价值观（以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为基础）和美国制度推广到全球，以美国的利益为核心完成对全球经济政治资源的重组和制度安排，建立起新的美国霸主国一元化领导下的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秩序。

  善良的人们可能以为这是一种演绎推理而不是事实。这就需要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架构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剖视。

  与学院派的各种新自由主义理论的庞杂体系截然不同，作为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工具的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架构并不复杂。一般来说，它包括一个理论前提即“经济人理论”和“三化”：一是私有化，凡是一切可以私有化的（不限于企业），都要实现私有化。二是市场化，主张回到十九世纪以前的自由竞争资本主义模式，由“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机制自发地实现经济调节；三是自由化，反对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不难看出，新自由主义在理论上是相当偏激的，是索罗斯所说的“市场原教旨主义”，在实践上是近乎疯狂的。这是由于它的方法论特征是“形而上学猖獗”。至此，它在理论上是否正确，已经完全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一出笼就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武器。这“一‘人’‘三化’”的新自由主义理论，虽然看似简单明了，却件件都是消解民族国家的利器。不难理解，打造新自由主义这样一件特殊的武器的经济实质，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麦克杰斯尼指出的，是“代表了极端富裕的投资者和不到1000家庞大公司的直接利益。”（27）

  “经济人”理论来自亚当·斯密，原本并不出名，至少远没有他的“看不见的手”出名。斯密是从自然秩序和人的本性出发建立自己的经济学说体系的，他认为人们在相互交换和需要时是遵循个人利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是作为“经济人”来考察的。按照斯密的观点，“经济人”的其它动机都可以抽象掉，因为人是自私的，每个人都在经济生活中追逐自己的私利，与此同时也就实现了社会利益。斯密的“经济人”原本是指资本主义社会中的“企业人”即资本家，正是资本家对平均利润的追逐，导致资本在各企业、各行业、各部门的流入流出，推动资本主义企业、部门和社会经济的发展，即实现了全社会的利益。可见，“经济人”理论是对自由竞争时期资本家经济活动的概括和抽象，不是指自然人。因此，在现代西方经济学中，“经济人”理论也被严格限定为微观经济学的一种理论假设。西方宏观经济学理论中没有“经济人”的地位，而且在实践上美国在1890年就颁布《反垄断法》，防止私人垄断资本“利益最大化”。其它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是如此。可见，“经济人”在西方国家理论和实践上都是被严格限定的，任何个人和团体都不可能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是，在美国和某些国际机构向转型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极力推荐的新自由主义理论中，“经济人”摇身一变拔高为自然人，被宣传为符合每个人的人性。在这种情况下，“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思想被披上现代“理论外衣”而死灰复燃，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泛滥开来。短短几年，“经济人”理论极大地冲击着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迅速腐蚀了人们的心灵，在一些转型国家迅速成为许多人信奉的意识形态，从而无数个人、企业、机关、单位乃至全社会都掀起了理直气壮地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狂潮。“经济人”理论的推行者明知道市场机制会导致两极分化，而且资源是“稀缺”的，每个人的利益最大化不仅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也是行不通的；其所以一定要推行，是因为它符合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他们明明知道“经济人”理论的实践后果必然造成人际关系疏离和分化，如无政府的有效干预，最终必然是民族和国家撕裂、动乱，执政能力削弱，而这恰好符合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正因为如此，“经济人”理论成为新自由主义针对转型国家的一件最具杀伤力的意识形态工具。斯密的“经济人”学说原本有其合理性，是斯密作为古典经济学家的理论贡献之一。但是这与新自由主义完全是两回事。斯密一贯认为，自爱、同情心、追求自由的欲望、正义感、劳动习惯和交换倾向都是支配人类行为的动机，人是作为社会人而存在，不独是“经济人”。斯密无论如何想不到，在他死后两百多年，他的“经济人”理论被如此加以滥用，而且具有如此巨大的国际“杀伤力”。其实，美国人自己并不相信“经济人”的说教。汉斯·摩根索说：“现实的人是‘经济人’、‘政治人’、‘道德人’、‘宗教人’等多种人的综合体。一个人如果只是纯粹的‘政治人’，他将是一只野兽，因为他将丝毫不受道德的束缚。一个人如果只是纯粹的‘道德人’，他将是一个蠢人，因为他根本缺乏谋略。一个人如果只是纯粹的‘宗教人’，他将是一个圣徒，因为他根本没有世俗的欲望。”（28）一个人如果只是纯粹的“经济人”，他可能连一只野兽都不如，因为野兽也有自己的“道德”。

  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体系中，私有化是“经济人”理论在所有制理论和实践上的应用，对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国有资产、国家实力的消解作用是巨大的，教训也极为深刻，这方面以俄罗斯为最，例子比比皆是，道理也不难理解。正因为如此，普京近年来掀起的打击经济金融寡头的政治风暴，实际上无异于一场“再国有化”运动，根本目的在于拯救和复兴俄罗斯民族国家。

   对于转型国家朴实而善良的人们来说，新自由主义中最具迷惑力的理论之一是市场经济理论，其核心是市场机制。对于市场机制促进经济发展和财富积累乃至对于民富国强的进步作用，无论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早有共识 。而对于市场机制消解民族国家的作用，近年来经过呼吁，已经引起转型国家高层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视和警惕。美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吉尔平认为，市场经济对于民族国家的消解作用和对国际关系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市场经济对于国内和国际政治的影响之一，是对社会的极大瓦解作用；一旦市场力量与价格机制在社会上占据了优势，它就会瓦解传统的社会关系和组织制度。”“简而言之，市场是政治动乱的重要根源。”“因此，无论一个国家多么崇尚自由，也不会允许市场力量充分地、无节制地发展。”

  第二，“市场经济的另一个影响，是对社会内部和社会之间财富以及权势分配的决定作用。在理论上，所有个体都能抓住市场机遇而使自己富裕起来。但实际上，每个个人、社会集团或国家的机遇和现状均是不同的，因此在市场体系中财富的增长与经济活动的分布就不会均衡，有的获益多，有的获益少。这样，各个国家都力图引导市场力量向有利于本国人民的方向发展”。

  第三，“市场经济对于国家的另一重要影响在于，经济相互依存在社会集团以及国家之间建立了一种实力关系。市场并非政治上中立的，它的存在产生了一种经济力量，这种力量可以被一个行动主体用来对抗另一个行动主体。经济上相互依存产生了一种可供利用和操纵的脆弱性。用艾伯特·赫希曼的话说：这是一种‘打断与它国商业或金融关系的力量  是一个国家通过市场关系在它国获得实力地位和影响的根源。’因此，经济上的相互依存在不同集团和国家之间或多或少地建立起一种等级森严的依赖性的实力关系。作为这一情况的对策，各个国家均在努力加强自己的独立性，进而增加它国对自己的依赖性。”（29）正因为市场经济对于当代民族国家是一把双刃剑，“所以没有一个国家会主动选择不参加国际经济体系。然而另一方面，市场经济也使一些集团和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上付出代价，以至于从相对意义上看，某些集团与国家的收益要多于其它集团与国家。这样，国家就要寻求保护自己，并减少自己和本国人民的代价付出。不同的集团以及国家在收益和成本分配上的激烈斗争，已经成为现今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特征。”（30）这样看来，新自由主义视转型国家的政府干预是万恶之源，极力加以诋毁，就不难理解了。反对发展中国家的国家干预是为以美国为首的某些国际机构进行国际干预准备条件。消解了民族国家，美国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集团就可以全球“通吃”了。这是美国推行全球化国际战略的根本目的，与客观上存在的经济全球化趋势是两回事，不可混为一谈。

  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政治解构”作用，法国学界领袖皮埃尔·布迪厄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他认为，新保守主义亦即新自由主义（前文已指出，两者是一体两面）是一种从方法论上解构集体的纲领。其目的是对于任何可能对纯粹的市场法则形成障碍的集体结构提出质疑和解构，这些集体结构包括：民族国家、工作团体、捍卫工人权利的集体组织、工会、协会和合作机构，甚至包括家庭。（31）但是如果据此认为新自由主义信奉“市场法则”至上，仅仅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自由偏好”，就失于天真了，归根结底是出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利益。

  由于近代历史原因，发达国家积累了及其丰富的国际政治经验，在其政治集团和智囊团中，居心叵测、老奸巨滑者多得是。相反，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治领袖和智囊团的国际政治经验不足，或政府大量聘请新自由主义者作“外国顾问”操纵决策。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和某些国际机构推行新自由主义，往往要求转型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实行经济金融自由化，放弃政府干预，其理论破绽和政治目的即使能够识破，但是实践上却很难阻止，其严重后果，也就在劫难逃了。这是俄罗斯等国的一个严重教训。

  （本文系拙著《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第十一章“现代西方国际政治经济学与中国”的第二节“新自由主义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意义”的第二目，题目有改动，该书2008年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