姐姐为救患白血病弟弟 打掉4个月胎儿为其捐骨髓

2014-03-01 14:43:11　来源: 华商晨报(西安)有9464人参与

面对突如其来的白血病，一个农村家庭在“舍命”苦撑……

姐姐：我不后悔 姐夫：我支持

姐姐现在成为袁磊的一线希望

弟弟患病后，我再也不敢正眼看他了。”提起弟弟袁磊的病，姐姐袁娟一下子泪流不止，“我要救弟弟，我就这么一个弟弟，平时都一直依赖我，不能没有他”。

昨日，在葫芦岛市建昌县喇嘛洞镇郝太子村袁磊的家里，记者看到一脸愁容的袁娟。25岁的袁娟说，弟弟去年底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感冒病好后 23岁的汉子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

23岁的袁磊和妻子同父母一起住，家是一座4间平房。昨日，袁磊的母亲坐在炕上告诉记者，自己就这一儿一女。去年9月，袁磊外出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干活很累，还顿顿吃方便面，连着吃了20多天。后来大家都感冒了，袁磊一病就是20多天。

“病好后，回家就发现脖子、身上的淋巴结变大了，腮部肿痛。”一提到袁磊的病，老人眼睛红肿。去年10月，在建昌当地医院，袁磊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给袁磊治病，一家人辗转到锦州医院、天津医院，被告知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才有救。最终，袁磊被家人送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过完年，袁磊去沈阳住院治疗，妻子就带着1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

眼见女儿打掉孩子救弟弟 老人：“对不起她婆家人啊”

“儿子两年前结的婚，儿子帅，媳妇也漂亮。”袁磊的母亲说，本来好好的一个家，没想到会摊上这事。因为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为了给袁磊治病，已经花了20多万元，这些钱多数都是向亲戚和朋友借来的。

“医生说，以后治疗还将需要五六十万元，其中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就需要30万元左右。”老人说，即便卖房卖地也要救儿子的一条命，只是觉得最亏欠的是女儿，为了给弟弟捐骨髓进行移植，她把怀孕4个月的孩子都打掉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还这个情，也对不起她婆家人啊。”

袁娟称：“孩子没了还可以再要，弟弟只有一个，一定要救他的命。”据介绍，袁娟有一个儿子，怕他孤单，想再要一个孩子给他作伴。准备一年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又摊上了弟弟的事。说着，袁娟又止不住哭了起来。

目前，袁磊在沈阳接受化疗，预计在月底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准备了一年才怀上的 打胎后没敢问是男孩女孩”

在弟弟和骨肉间如何选择割舍？作为一个母亲又是怎么下的决心？如果和弟弟配型不成功，会不会后悔打掉孩子？

昨日，记者带着一连串的疑问，采访了打胎救弟的姐姐袁娟。

记者：和你弟弟在一起最快乐的是什么事？

袁娟（泪流满面）：我家就我们姐弟俩，他一直很依赖我，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就喜欢看着弟弟的笑容。但是现在不敢看他了，想起他的病我就很伤心，很想哭。

记者：你喜欢孩子吗？

袁娟：我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姐弟俩有个伴互相照应多好。丈夫和婆婆也喜欢孩子。为了要孩子，平时吃了很多中药补身体调理。准备了一年多，终于怀上孩子了。

记者：弟弟患白血病后，你怎么想到捐骨髓的？

袁娟：我就这一个弟弟，一定要救他。医生说只有移植骨髓才能救弟弟的命，我就提出用我的骨髓。那是去年11月份，我怀孕4个月，医生说，怀孕做不了骨髓移植，配型也会受到影响。但为了救弟弟就不要孩子了。

记者：在弟弟和孩子间选择，是每个女人都难以面对的，你当时是怎么下定的决心？

袁娟（坚定地说）：当时没有犹豫，就想救我弟弟。去年11月在医院拿的打胎药，回到娘家吃的。3天后又去了医院。当时孩子有4个月，也没敢问是男的女的。

袁娟的母亲接过话题说：女儿要打胎时我犹豫了，一面是救自己的儿子，一面是肚子里的孩子，心里也很矛盾。但还是劝女儿不能这样，要保住孩子啊。好不容易要的孩子不能因为我儿子打掉啊（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记者：如果配型不成功，你后悔打掉这个孩子吗？

袁娟：我不后悔，我为了弟弟尽力了。在去年12月25日在沈阳医院进行了配型，好在最后配型上5个点，医生说能移植。

袁娟的丈夫坐在妻子的身边低着头，不时抬头看看妻子。他说，“妻子的做法我很支持。事后，也安慰妻子，就多给她做好吃的。”

记者：你弟弟的病受到了很多亲戚朋友和市民的关注，目前就准备骨髓移植了吧？

袁娟：感谢大家对我弟弟的帮助。我这次能用骨髓救我弟弟，就还能救别人。等以后谁要是需要骨髓移植，我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不需要任何回报。我已经做好了骨髓移植准备。

记者采访结束后，袁娟给身在沈阳看病的弟弟打去电话，一再叮嘱“多吃点饭，一定要多吃点饭”。

■弟弟心声

“我没脸说放弃” “姐姐的付出，让我没有理由放弃。”昨日，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袁磊红着眼圈说。

姐姐的这份付出 坚定了他活下去的信心

“姐姐打掉孩子前，我根本不知道。”袁磊说，从医院做完化疗回到家，母亲跟他说了这件事。袁磊当时什么都没说，他匆匆走出屋子，一个人躲到屋后失声痛哭。

袁磊红着眼圈说，他不敢想象姐姐会有多心疼。再看到姐姐，袁磊的心像翻了个儿地揪着疼，姐姐依旧是平时大咧咧的样子，只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件事，袁磊努力控制着眼泪。“我不敢提这事，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怕她难受。”袁磊说，姐姐也一样，只商量着做骨髓配型的事。

袁磊性格有点内向，“其实，确诊后我就想放弃了。”袁磊说，治疗白血病起码要几十万，还不一定能治愈，他不想让家里人财两空，还拖累了姐姐一家。但家人却始终没有放弃，父母姐姐四处借钱，还有好心人把这件事发到贴吧上，姐姐竟也为他放弃了肚子里4个多月的小生命。

“就凭姐姐为我做的这事，我没脸说放弃。”袁磊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要做的事情太多，还没好好回报父母，没照顾媳妇孩子，还没跟姐姐斗够嘴。”

与姐姐在斗嘴中长大 “我这个傻姐姐，让我温暖又心疼。”

与平常姐弟一样，姐弟俩是在斗嘴中长大的，“上小学的时候，我总欺负她。”回忆起儿时的往事，袁磊露出灿烂的笑，“她干啥我都捣乱，去哪儿都跟着。”

“上初中，我就不爱跟着她了。”袁磊说，姐弟俩放学回家，都不在一起走，还经常闹点小别扭。姐姐18岁那年出去打工，粗心的弟弟第一次感觉姐姐的重要，“挺担心她，也挺想她的，但从来不会说出来”。

生病后，姐弟俩一见面，还像以前一样“掐架”，但心底却都流着眼泪。“我这个傻姐姐，让我温暖又心疼。”袁磊笑着说，眼里却含着泪，她就是那样，做什么决定前从不找人商量，嘴巴像刀子一样快，心里却像豆腐一样软……

父亲：要打掉孩子是女儿自己提出来的

采访结束，在病房外，袁磊父亲袁振斌告诉记者，这是儿子病后，他头一次听儿子说心里话。家里俩孩子，姐姐外向开朗，弟弟阳刚内向，在大病面前，姐姐为弟弟的这份付出，让他这个父亲也感动，更多的是心疼。

袁振斌说，要打掉孩子是女儿自己提出来的，他听了心里跟着一颤，眼泪差点掉出来，他对女儿说，“得跟丈夫和婆家商量商量。”女儿告诉他，“都已经商量好了。”袁振斌再说不出来话，“心里难受得不行，但实在没有办法啊。”

华商晨报 华商响网记者 刘海臣 摄 本报讯（华商晨报 华商响网记者 杜宝忠）

本文来源：华商网-华商晨报 作者：杜宝忠

《“过度医疗”就是医疗腐败》

今年逢劫，笔者两次住院，初尝了一番“过度医疗”的滋味。当然于我并不严重，至所以出来吆喝几声，是由于受其他医疗案例的触发，不得不说几句，请勿对号入座。

何谓“过度医疗”，简单地说，就是指超出需求的医疗服务，它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开药等。就好象给一位肌肠辘辘的旅人，你不是为他煮一碗汤面，而是剥光他的衣服做抵押，为他炒了一盘葱爆海参一样。

当下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近几年，国家多少次地降低药品价格，调整医疗收费，可落到实处时，人们依旧感受不到此举带来的变化和优惠。却明显感到医疗收费的直线上升。倒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度医疗”可以算得上一只幕后的黑手。

比如，伤风感冒、胃肠不适等常见的小毛小病，只要踏进医院的大门，没有几百元是下不来的。而一个小小的阑尾手术，术前竟要做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百余项检查,至于住院病人嘛，各种套餐式检查更是一环扣一环，方方面面，无一遗漏，“查”你没商量。唯一能和你“商量”的，就是“收费催缴单”。仅举其中的化验“套餐”检查为例,一整套下来，就得千元以上。一种病，照了“彩超”，再照“CT”,遇到忒负责的医生，再加一次“核磁”，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对于一般病人，可以门诊就治的，尽量动员住院,可以保守治疗的,劝导同意手术。因此，“过度医疗”说穿了就是小病大治、大病狠治、重病久治。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没有需求，创造需求去解决。认认真真为你看病，体体面面让你掏包。让你说不出，无法说，说白说。因此，当下令人困惑的并非是看病难的问题，而是难看病、病难看、病不起。

从表面上看，“过度医疗”至多是一种技术出轨,是医生的个人行为，但当它蔚然成风的时候，也就形成了一种威然的盘剥。比起羞答答的医疗红包来，“过度医疗”却闪烁着优质服务的光环，这正是它的精采和堂皇之处。然而在它的背后，却总能见到金钱和利益的黑影。

“过度医疗”的根源出自医生的收入分配与奖金提成与医院的经济创收密切相关。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个人与科室、科室与院方之间的经济定额和指标，促成了“过度医疗”的滋生。在所谓的《医院经济管理方案》中(各医院细则不尽相同)，医生可以从开药、做检查、收治住院等各种医疗处置里得到比例不等的“提成”，一些特殊的医疗项目如光子刀、支架置入、磁共振等均与医生个人收入挂钩。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如何去“创收”，全靠医护人员的个人智慧。一些医生为提高收入和奖金，拼命开药，能用国产药治好的病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治好的病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治好的病用三四种药。由于医患信息的不对等，医疗知识的悬殊差，拒绝医嘱的病人极为罕见，因此，医生的“营销市场”，前景着实看好。

当前医院的“过度医疗”已成为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流行病”,医院“病”了，而且病的着实不轻。医院提供“过度医疗”，是造成医疗费昂贵的重要诱因。而医院夲身缺乏内部监管、外部审计和社会监督,医生夲身缺乏职业道德和医徳修养，则是造成“过度医疗”持久蔓延，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惩治“过度医疗”是法律的盲点，界定“过度医疗”是法律的空白。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抨击“过度医疗”、拒绝“过度医疗”的“鼓与呼”几成失音。面对“过度医疗，人们依然是顺从、忍耐、坚挺，看来“过度医疗”，这招“温柔的腐败”还得继续下去，谁能开出一付救世良方来，救救众生，救救医院，救救天使？

2014-03-01 14:43:11　来源: 华商晨报(西安)有9464人参与

面对突如其来的白血病，一个农村家庭在“舍命”苦撑……

姐姐：我不后悔 姐夫：我支持

姐姐现在成为袁磊的一线希望

弟弟患病后，我再也不敢正眼看他了。”提起弟弟袁磊的病，姐姐袁娟一下子泪流不止，“我要救弟弟，我就这么一个弟弟，平时都一直依赖我，不能没有他”。

昨日，在葫芦岛市建昌县喇嘛洞镇郝太子村袁磊的家里，记者看到一脸愁容的袁娟。25岁的袁娟说，弟弟去年底被查出患了白血病。

感冒病好后 23岁的汉子被确诊患上了白血病

23岁的袁磊和妻子同父母一起住，家是一座4间平房。昨日，袁磊的母亲坐在炕上告诉记者，自己就这一儿一女。去年9月，袁磊外出到一家建筑工地打工，干活很累，还顿顿吃方便面，连着吃了20多天。后来大家都感冒了，袁磊一病就是20多天。

“病好后，回家就发现脖子、身上的淋巴结变大了，腮部肿痛。”一提到袁磊的病，老人眼睛红肿。去年10月，在建昌当地医院，袁磊被确诊为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为了给袁磊治病，一家人辗转到锦州医院、天津医院，被告知需要进行骨髓移植才有救。最终，袁磊被家人送到了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治疗。过完年，袁磊去沈阳住院治疗，妻子就带着1岁的女儿回到了娘家。

眼见女儿打掉孩子救弟弟 老人：“对不起她婆家人啊”

“儿子两年前结的婚，儿子帅，媳妇也漂亮。”袁磊的母亲说，本来好好的一个家，没想到会摊上这事。因为家庭条件本来就不好，为了给袁磊治病，已经花了20多万元，这些钱多数都是向亲戚和朋友借来的。

“医生说，以后治疗还将需要五六十万元，其中进行骨髓移植手术就需要30万元左右。”老人说，即便卖房卖地也要救儿子的一条命，只是觉得最亏欠的是女儿，为了给弟弟捐骨髓进行移植，她把怀孕4个月的孩子都打掉了，“不知道以后该怎么还这个情，也对不起她婆家人啊。”

袁娟称：“孩子没了还可以再要，弟弟只有一个，一定要救他的命。”据介绍，袁娟有一个儿子，怕他孤单，想再要一个孩子给他作伴。准备一年好不容易怀上的孩子，又摊上了弟弟的事。说着，袁娟又止不住哭了起来。

目前，袁磊在沈阳接受化疗，预计在月底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准备了一年才怀上的 打胎后没敢问是男孩女孩”

在弟弟和骨肉间如何选择割舍？作为一个母亲又是怎么下的决心？如果和弟弟配型不成功，会不会后悔打掉孩子？

昨日，记者带着一连串的疑问，采访了打胎救弟的姐姐袁娟。

记者：和你弟弟在一起最快乐的是什么事？

袁娟（泪流满面）：我家就我们姐弟俩，他一直很依赖我，我走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就喜欢看着弟弟的笑容。但是现在不敢看他了，想起他的病我就很伤心，很想哭。

记者：你喜欢孩子吗？

袁娟：我一直想再要一个孩子，就像我们姐弟俩有个伴互相照应多好。丈夫和婆婆也喜欢孩子。为了要孩子，平时吃了很多中药补身体调理。准备了一年多，终于怀上孩子了。

记者：弟弟患白血病后，你怎么想到捐骨髓的？

袁娟：我就这一个弟弟，一定要救他。医生说只有移植骨髓才能救弟弟的命，我就提出用我的骨髓。那是去年11月份，我怀孕4个月，医生说，怀孕做不了骨髓移植，配型也会受到影响。但为了救弟弟就不要孩子了。

记者：在弟弟和孩子间选择，是每个女人都难以面对的，你当时是怎么下定的决心？

袁娟（坚定地说）：当时没有犹豫，就想救我弟弟。去年11月在医院拿的打胎药，回到娘家吃的。3天后又去了医院。当时孩子有4个月，也没敢问是男的女的。

袁娟的母亲接过话题说：女儿要打胎时我犹豫了，一面是救自己的儿子，一面是肚子里的孩子，心里也很矛盾。但还是劝女儿不能这样，要保住孩子啊。好不容易要的孩子不能因为我儿子打掉啊（说着说着，老人的眼泪就流了下来）。

记者：如果配型不成功，你后悔打掉这个孩子吗？

袁娟：我不后悔，我为了弟弟尽力了。在去年12月25日在沈阳医院进行了配型，好在最后配型上5个点，医生说能移植。

袁娟的丈夫坐在妻子的身边低着头，不时抬头看看妻子。他说，“妻子的做法我很支持。事后，也安慰妻子，就多给她做好吃的。”

记者：你弟弟的病受到了很多亲戚朋友和市民的关注，目前就准备骨髓移植了吧？

袁娟：感谢大家对我弟弟的帮助。我这次能用骨髓救我弟弟，就还能救别人。等以后谁要是需要骨髓移植，我愿意帮助所有的人，不需要任何回报。我已经做好了骨髓移植准备。

记者采访结束后，袁娟给身在沈阳看病的弟弟打去电话，一再叮嘱“多吃点饭，一定要多吃点饭”。

■弟弟心声

“我没脸说放弃” “姐姐的付出，让我没有理由放弃。”昨日，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血液科，袁磊红着眼圈说。

姐姐的这份付出 坚定了他活下去的信心

“姐姐打掉孩子前，我根本不知道。”袁磊说，从医院做完化疗回到家，母亲跟他说了这件事。袁磊当时什么都没说，他匆匆走出屋子，一个人躲到屋后失声痛哭。

袁磊红着眼圈说，他不敢想象姐姐会有多心疼。再看到姐姐，袁磊的心像翻了个儿地揪着疼，姐姐依旧是平时大咧咧的样子，只轻描淡写地说了这件事，袁磊努力控制着眼泪。“我不敢提这事，不敢在她面前流泪，怕她难受。”袁磊说，姐姐也一样，只商量着做骨髓配型的事。

袁磊性格有点内向，“其实，确诊后我就想放弃了。”袁磊说，治疗白血病起码要几十万，还不一定能治愈，他不想让家里人财两空，还拖累了姐姐一家。但家人却始终没有放弃，父母姐姐四处借钱，还有好心人把这件事发到贴吧上，姐姐竟也为他放弃了肚子里4个多月的小生命。

“就凭姐姐为我做的这事，我没脸说放弃。”袁磊的眼泪噼里啪啦往下掉，“我要做的事情太多，还没好好回报父母，没照顾媳妇孩子，还没跟姐姐斗够嘴。”

与姐姐在斗嘴中长大 “我这个傻姐姐，让我温暖又心疼。”

与平常姐弟一样，姐弟俩是在斗嘴中长大的，“上小学的时候，我总欺负她。”回忆起儿时的往事，袁磊露出灿烂的笑，“她干啥我都捣乱，去哪儿都跟着。”

“上初中，我就不爱跟着她了。”袁磊说，姐弟俩放学回家，都不在一起走，还经常闹点小别扭。姐姐18岁那年出去打工，粗心的弟弟第一次感觉姐姐的重要，“挺担心她，也挺想她的，但从来不会说出来”。

生病后，姐弟俩一见面，还像以前一样“掐架”，但心底却都流着眼泪。“我这个傻姐姐，让我温暖又心疼。”袁磊笑着说，眼里却含着泪，她就是那样，做什么决定前从不找人商量，嘴巴像刀子一样快，心里却像豆腐一样软……

父亲：要打掉孩子是女儿自己提出来的

采访结束，在病房外，袁磊父亲袁振斌告诉记者，这是儿子病后，他头一次听儿子说心里话。家里俩孩子，姐姐外向开朗，弟弟阳刚内向，在大病面前，姐姐为弟弟的这份付出，让他这个父亲也感动，更多的是心疼。

袁振斌说，要打掉孩子是女儿自己提出来的，他听了心里跟着一颤，眼泪差点掉出来，他对女儿说，“得跟丈夫和婆家商量商量。”女儿告诉他，“都已经商量好了。”袁振斌再说不出来话，“心里难受得不行，但实在没有办法啊。”

华商晨报 华商响网记者 刘海臣 摄 本报讯（华商晨报 华商响网记者 杜宝忠）

本文来源：华商网-华商晨报 作者：杜宝忠

《“过度医疗”就是医疗腐败》

今年逢劫，笔者两次住院，初尝了一番“过度医疗”的滋味。当然于我并不严重，至所以出来吆喝几声，是由于受其他医疗案例的触发，不得不说几句，请勿对号入座。

何谓“过度医疗”，简单地说，就是指超出需求的医疗服务，它包括过度检查、过度治疗、过度开药等。就好象给一位肌肠辘辘的旅人，你不是为他煮一碗汤面，而是剥光他的衣服做抵押，为他炒了一盘葱爆海参一样。

当下老百姓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越来越看不起病了。近几年，国家多少次地降低药品价格，调整医疗收费，可落到实处时，人们依旧感受不到此举带来的变化和优惠。却明显感到医疗收费的直线上升。倒底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过度医疗”可以算得上一只幕后的黑手。

比如，伤风感冒、胃肠不适等常见的小毛小病，只要踏进医院的大门，没有几百元是下不来的。而一个小小的阑尾手术，术前竟要做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百余项检查,至于住院病人嘛，各种套餐式检查更是一环扣一环，方方面面，无一遗漏，“查”你没商量。唯一能和你“商量”的，就是“收费催缴单”。仅举其中的化验“套餐”检查为例,一整套下来，就得千元以上。一种病，照了“彩超”，再照“CT”,遇到忒负责的医生，再加一次“核磁”，已不算什么新鲜事。对于一般病人，可以门诊就治的，尽量动员住院,可以保守治疗的,劝导同意手术。因此，“过度医疗”说穿了就是小病大治、大病狠治、重病久治。就是把简单的问题复杂化，没有需求，创造需求去解决。认认真真为你看病，体体面面让你掏包。让你说不出，无法说，说白说。因此，当下令人困惑的并非是看病难的问题，而是难看病、病难看、病不起。

从表面上看，“过度医疗”至多是一种技术出轨,是医生的个人行为，但当它蔚然成风的时候，也就形成了一种威然的盘剥。比起羞答答的医疗红包来，“过度医疗”却闪烁着优质服务的光环，这正是它的精采和堂皇之处。然而在它的背后，却总能见到金钱和利益的黑影。

“过度医疗”的根源出自医生的收入分配与奖金提成与医院的经济创收密切相关。俗话说，“大河有水小河满”，个人与科室、科室与院方之间的经济定额和指标，促成了“过度医疗”的滋生。在所谓的《医院经济管理方案》中(各医院细则不尽相同)，医生可以从开药、做检查、收治住院等各种医疗处置里得到比例不等的“提成”，一些特殊的医疗项目如光子刀、支架置入、磁共振等均与医生个人收入挂钩。在这样的制度前提下，如何去“创收”，全靠医护人员的个人智慧。一些医生为提高收入和奖金，拼命开药，能用国产药治好的病用进口药，能用普通药治好的病用新特药，能用一两种药治好的病用三四种药。由于医患信息的不对等，医疗知识的悬殊差，拒绝医嘱的病人极为罕见，因此，医生的“营销市场”，前景着实看好。

当前医院的“过度医疗”已成为相当普遍和严重的“流行病”,医院“病”了，而且病的着实不轻。医院提供“过度医疗”，是造成医疗费昂贵的重要诱因。而医院夲身缺乏内部监管、外部审计和社会监督,医生夲身缺乏职业道德和医徳修养，则是造成“过度医疗”持久蔓延，愈演愈烈的根本原因。惩治“过度医疗”是法律的盲点，界定“过度医疗”是法律的空白。然而更令人遗憾的是抨击“过度医疗”、拒绝“过度医疗”的“鼓与呼”几成失音。面对“过度医疗，人们依然是顺从、忍耐、坚挺，看来“过度医疗”，这招“温柔的腐败”还得继续下去，谁能开出一付救世良方来，救救众生，救救医院，救救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