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运城模式排除了《执业医师法》带来的困拢
中国人把现代医学当做科学迎进来,它立定足跟后,也就是全面把持了权力后,又运用“立法”为武器全面排挤中医。现代医学是把医疗当市场,以病患者的苦难来榨取钱财。但中医把病患者当做播施仁义之术的对象,彰示传统道德和爱心。因此,理所当然成为现代医学的心头大患,眼中之钉,非拔掉就不能瞑目。所以,《执业医师法》出台后,很多老中医、草药医、无数价值连城的单方验方都被非法化了。病人就只能到医院排队等候,导致“看病难、看病贵”的现象出现。所好的我们有一个权大于法的机制,才产生了甘肃模式和运城模式,这就给中医自救留下了种子。这不仅仅只是中医的种子,而是给我们彰示快速复原的样版:
(二)运城模式揭示:
应按原创中医模式发展中医,而不是按西医模式限制中医
运城模式要打破的是被《执业医师法》划定的“非法行医”的框框。《执业医师法》是西方政府为维护现代医学的利益,对付传统医学的武器。西方传统医学被现代医学排挤和清除的法律依据。此方法在西方用得通,因此,美国的传统医学就只能靠边站了。
上述记者报道:这位名医却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每天早晨他开门给人看病,午后关了门开着小三轮拖拉机到十里地外的田上种地。
据介绍,另外一位同样来自芮城的董木匠的行医经历则被《人民日报》报道过:8年间诊治八万多名病人,日就诊量50人,处方积了两大麻袋。记者在一旁观察这位民间中医如何给人看病。一位李姓医生甚至热情地要教记者如何用两根针治疗“所谓的小儿肺炎”。
这里说明,医生资格的确定,不应该是课堂里的试卷,而是病人。医生不会治病,病人不会自登家门。没病人登门的时候,医生在家种田,有病人就行医。这难道比考试认定会差吗?治病需要诊断,而中医的诊断是与治疗连在一起的,不会诊断就不会治病。诊断也是从治疗实践中学会的,没有治疗实践,也就不会诊断,很多医生却无法应付课堂考试的题目。因此就不能获得执业的许可,虽然会治病,却成为非法行医。所以,西医争得一个统一的管理模式,实行牧师管和尚,寺院都改成礼拜堂了。
医院里的医生,都是考试考出来的,因此,都是合格、合法的医生,但就是不会治病。诊断有仪器替代了,医生只是个开检验单的。医生的任务是根据检验的结果开药方,也就是执行买掉药物的程序,而不是真的在看病。可见运城模式把《执业医师法》的两个目的揭穿了:一是让会治病的中医非法化;二是让不会治病的西医合法化。所好的是我们还留了一手,搞了个运城模式,否则,我们也就不可能知道中医怎么被搞得如此狼狈的了。
《执业医师法》关于医生行医执业的申报条件,规定必须有固定的地址,而且不能少于40平方米的规定更是让人不知所以。患病能规定固定地址吗?当然不能。对患者进行治疗,怎么可以多少平方米为批准的条件?假设患者在路上发病,医生进行治疗,就是违法,那么患者路上生病,也是违法生病了?我经常在半路上为车子里替人开药方,岂不也是违法行医了?医院里的医生,只能在医院里看病开方,那是因为他们需要仪器来诊断,而中医的诊断仪器都在自己身上,随时带着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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