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00多年前至今,人类出生时预期寿命翻了倍,全社会平均寿命也在增大,不少人认为照此趋势我们将很快活到或超过120岁。然而古往今来的数据表明,寿命是存在极限的,且与经济、医疗无关。全球老龄化使更多人接近此极限(即 百岁老人),如果不出现突破性科技,我们的预期寿命将难再增长。
本文是有趣的探讨寿命变迁与未来的综述,不讲分子生物,只讲大数据,篇幅适中、信息明确,由复旦大学水炎博士翻译~
据报道,全球百岁老人和超百岁老人(110岁以上)的数量正在增加,进而出现了长寿“革命”的说法,这使人们相信,人可以活得更久了。然而,当人口老龄化、人类寿命和平均预期寿命的个中奥妙还没有被研究清楚时,这种说法很容易误导大众。
本研究通过调研人口死亡率,旨在揭示过去一个半世纪以来人类的寿命变化模式,并阐明未来可能的人口老龄化趋势。
全球人口的平均年龄确实在逐渐增加,但这一定暗示着人类的最大寿命在延长(且将继续延长下去)吗?
如果人类寿命确实一直在增加,今天最高龄的人就是有史以来最长寿的人。
迄今为止有记录的最大死亡年龄是法国妇女珍妮·路易斯·卡尔芒(Jeanne Louise Calment)在20多年前创造的,她于1997年去世,享年122岁。如今在世的最高龄老人,是日本妇女田中兼,现年116岁(编者注:原文发稿时),要想比肩卡尔芒,成为“有史以来最长寿人类”,需要在此基础上活得更久。
目前并不确定人类的最大寿命在持续增加,我们应注意区分长寿和人口老龄化这两个概念,自1950年以来,全球老龄化日益严重,这和出生率彼时起几乎减半有密切关系。而对于人类最大寿命是否在改变,我们还需要更深层次的思考。
人类死亡率数据库(HMD)涵盖了37个不同国家的详细的年龄数据,以及世界上最全的人类死亡率数据。近日,HMD通过研究1850年来就有完整数据存留的8个国家:比利时、丹麦、英国(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冰岛、荷兰、挪威和瑞典,发现它们的新生儿(1岁以下)出生时预期寿命从1850年的41.6岁到2010-2015年的81.3岁几乎翻倍(图1)。
这可能得益于19世纪英国工业革命后,人类在流行病学上取得的巨大进步,使得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致命传染病发病率(尤其是年轻人)急剧下降,使得预期寿命显著增加。
注:八个国家分别为比利时,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冰岛,荷兰,挪威,瑞典;数据源自人类死亡率数据库
现在关于寿命的一个共识是:预期寿命(即:当前大环境下,你还能活多少年)在我们出生时最大,此后在生命整个周期内随着年龄增大逐渐变小,达到接近死亡的“天命年龄”时,预期寿命也靠近0。
但在1940年之前,预期寿命不符合这种规律。如上文图1显示:在1940年之前的90年里(橄榄绿曲线之下的曲线),人们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比儿童时期估算的要短。这种不符合当下常识的现象在图2更清晰:19世纪中末期,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甚至比青春期预期寿命还短。
图2则更清楚地显示:19世纪中末期,出生时的预期寿命甚至比青春期预期寿命还短。而今天,我们的预期寿命之所以能在出生时最长,是因为婴儿、儿童的存活率显著提高了,这有赖于流行病学的进步。
图2-按年龄和年代划分的8个欧洲国家平均预期寿命(1850年-2015年)
注:八个国家分别为比利时,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冰岛,荷兰,挪威,瑞典;不同颜色的柱状图代表不同年龄段人群(右下方图例)
观察图1众多曲线由起点到终点的分散程度,以及图2不同时期婴儿和各年龄段人群预期寿命的增幅发现,成年人的预期寿命增长比婴儿缓慢,老年人的预期寿命增加很困难,长寿老人的预期寿命几乎“岿然不动”——这种与年龄有关的预期寿命增长趋势,代表者人类最大寿命是相对固定的。即使大环境更利于长寿,大众也可能难以突破“寿命极限”,正如同图1中世世代代人的预期寿命都最终“汇聚”同一点,这种现象被称为世代寿命趋同(generational lifespan convergence)。
表1提供了更多关于不同年龄群体的信息,既证实女性在整个生命周期预期寿命都比男性长,也揭示了世代寿命趋同的相关细节:从1850年以来,20岁、40岁、60岁、80岁和100岁时预期寿命的增长幅度逐渐缩小。
表1-八个欧洲国家的平均预期寿命(以年计)(1850年-2015年)
注:综合估计是基于男女人数的加权平均数(不是简单的算术平均数);八个国家分别为比利时,丹麦,英格兰和威尔士,法国,冰岛,荷兰,挪威,瑞典;数据源自人类死亡率数据库;年龄超过100岁的群体的数据没有显示出来,因为样本量太少了,对这些群体的预估的误差较大。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850-1859年百岁老人(女性和男性总和)的平均预期寿命为1.88岁,而2010-2015年百岁老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2.07岁。换言之,在受调查国家中,今天的百岁老人可能只比160年前的百岁老人多活0.19年(69天)。虽然这只是西欧八个国家的统计数据,但当医疗卫生条件极差的国家境况得以改善后,类似的寿命趋同现象可能成为人类的普遍特征。
一个半世纪过去了,虽然我们在为年轻人平均预期寿命的显著性增长(来自医疗卫生进步)而欢欣鼓舞,但目前几乎没有证据表明,人类最大寿命延长了。纵观人口死亡率的历史规律,今后早年就死亡的人将越来越少,大家都趋向于在晚年死亡。所以,出生率的降低、死亡年龄后移,以及最大寿命不变,共同解释了当下全球老龄化加剧、老年人口膨胀的现象。
至此我们终于明白,这场银色海啸并不是人类寿命逐渐增长的“革命”。至于那些活过100、110岁的生存大师,也并不是身体机能“突破寿命极限”的先锋(不意味着我们也将跟随他们的脚步),而是死亡年龄后移使得老年群体扩大的伴随产物。
目前生物学和人类寿命的数据研究都认为,人类最大寿命(即绝大多数人的寿命极限)为115岁左右,但由于该分析未区分性别(男女寿命有别),因此极少数女性可能超过115岁。
人类的世代寿命趋同特征,指示我们人类最大寿命可能有所谓“平台期”,往后很难出现19、20世纪那般新生儿预期寿命逐年大增的情况,而近期一些国家的寿命报告确实出现了这种迹象。
我们对寿命的研究仍在进行,所以目前的结论也可能是暂时的,人类预期寿命仍可能进一步增长;但如果最大寿命平台期着实存在,寿命增长停滞则不可避免。早在1990年,科学家Olshansky就提到:“除非有突破寿命限度的新科技出现,否则近几十年人口出生预期寿命的涨势终将结束”,他还认为,我们应当把重点从延长预期寿命转向增加活到健康老年的绝对人数,这与近来大家推崇的健康衰老(aging well)不谋而合。
如果世代寿命趋同和寿命停滞是不可避免的,这会对老年人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产生什么影响?我们需要认识到:在寿命有限的情境下,健康寿命(健康状况良好的寿命跨度)是最重要的。
公共卫生、流行病学的进步让更多人在晚年(而非过早)死去,此时我们的大龄社会可能出现两种情况:发病率压缩,或发病率扩张。
(1)发病率压缩
延缓死亡、提高平均寿命的措施可能对延迟老年病(心血管病、肿瘤、呼吸系统病、骨质疏松、认知损伤等)发生有用,从而使发病率压缩,人们健康寿命提升。
(2)发病率扩张
与发病压缩相反的境况是,虽然人们在晚年才死去,却在生命中很大比例的时间承受老年病、慢性病折磨,医疗服务以及全社会负担都加重。
当代医疗保健能够治疗一些疾病,但在解决衰老相关的问题上成功了吗?大量研究表明答案并不乐观:首先社会的出生率下降,而最大寿命面临平台期,人口老龄化势必难免。而生物学上的衰老,会增加多种疾病的易感性,即使治愈个别老年病,也会有其他疾病取而代之,让人承受病痛、走向死亡。
因此,就目前证据,很难推测攻克某些老年病就能够让发病率压缩——干预老年病可能在降低死亡率的同时,增加综合的疾病的发病率。因此,我们更应重视社会心理危险因素、疾病初级预防和公共卫生改善,将重点放在延长有活力的健康期,以压缩发病率、推迟疾病发生。
全球人口老龄化是一个现实的、带来巨大经济和社会文化挑战的问题。因此,对老龄化有正确认识很重要:全球老年人口的绝对数量在未来几十年将持续增加。
此外对人类寿命有正确认识很重要:历史数据并不支持人类最大寿命持续延长这一论点。合理解释应该为:人们现在活得越来越久,是因为越来越大比例的人口正在接近相对固定的、有限的人类寿命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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