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5日上午10：00，《汉晋风华——文物中的三国》系列讲座第八场在成都武侯祠博物馆群贤堂开讲。本次讲座由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历史文化学院院长霍巍教授主讲，以《从考古出土文物看蜀汉三国时期的文化交流》为题，分“佛教传入”“胡人形象与西域”“西来的有翼神兽”等六部分，从出土文物和传世文献入手，揭秘蜀汉三国时期文化交流的精彩片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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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传入
文献角度考证，巴蜀地区西晋时已有寺庙、僧人以及流行奉诵《法华经》。《法苑珠林》卷二六《敬法篇》载：“西晋蜀郡沙门静僧生……诵《法华经》，……至夜，每感虎来蹲前，部讫乃去”。但考古资料表明，至迟东汉晚期佛教已在蜀地广泛传播，甚至出现了佛像。
乐山麻浩一号崖墓门楣发现了目前我国年代最早的石雕佛像。“高肉髻，身着通肩大衣，右手施无畏印，左手提袈裟，跏趺坐”是巴蜀地区这一时期佛像显著特点。
乐山麻浩一号墓室正门门楣上方的佛教雕像
绵阳何家山崖墓、忠县涂井崖墓等出土摇钱树干上面也发现有佛像，时代在东汉建安至蜀汉时期，造型与乐山麻浩崖墓佛像相似。
摇钱树（局部）
除巴蜀地区外，三国时期长江中下游地区佛教也已兴起。文献载，支谦，月支人，其祖父东汉灵帝时归附东汉，三国时开始译经活动。考古出土的魂瓶、青铜牌饰、铜镜等文物上面也出现了佛像。
魂瓶，又名谷仓罐，三国时期主要流行于长江中下游地区。此件青瓷谷仓罐，建构了三层空间。下部罐身贴塑螃蟹、鱼等水生动物；中部塑佛像；上部有阙、神鸟，象征着仙境世界。佛像结禅定印、有身光，在形态上与蜀地略有差异。
青瓷魂瓶
但是，当时人们对佛教的认知与印度佛教本身乃至西晋以后有很大不同。最早的佛像不是作为偶像加以崇拜，而是与中国本土宗教的“神”融为一体的，同“升仙思想”关系密切。佛的功能可能是镇压、保卫等。
汉末三国时期还出现了“浮图祠”。所谓“浮图祠”，又名“窣堵波”，音译自梵文，意即佛教塔刹。《三国志·刘繇传》记：“笮融，丹阳人……乃大起浮图祠，以铜为人，黄金涂身，衣以锦采。垂铜盘九重，下为重楼，阁道可容三千余人”。
湖北襄阳蔡越墓出土的黄褐釉陶楼，为汉代常见的木构楼阁式建筑，但是却在楼阁顶端有“相轮”。“相轮”为天地、日月、水火的象征，是印度式佛教塔刹重要特征之一。汉末三国时期塔刹传入了中国，但受到了本土文化影响，印度式塔刹与汉式楼阁结合形成了新的建筑样式。
黄褐釉陶楼（蔡越墓出土）
在今德阳市什邡出土了一块东汉画像残砖，其上有也有楼阁式建筑，顶端有相轮、宝珠，应为东汉蜀地塔刹造型。
东汉画像砖（四川什邡出土）
学术界一般认为，佛教传入中国大致有陆路与海上两条路线：陆路通过丝绸之路由中亚进入中国西北；海路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进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但最新考古发现表明佛教自陆路传来的可能性更大。
自东汉中、晚期开始，丝绸之路沿线就出现了很多与佛教相关的文化遗存。敦煌悬泉置遗址出土的东汉中期汉简中载有“小浮屠里”这样的地名，当时这一区域内可能有专门供佛教弟子居住的聚居地。
在今巴基斯坦犍陀罗地区出土公元1—2世纪的舍利函上面，顶部佛像与巴蜀地区佛像相似，而器身下部佛像却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佛像相似。说明巴蜀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佛像都受到了犍陀罗佛教造像影响，也说明了中国的佛教是由中亚地区传入的。
舍利函（巴基斯坦出土）
胡人形象与西域
蜀汉三国时期，成都一带可能已经有一定规模的胡人聚集点。《华阳国志·蜀志》郫县条下有“冠冕大姓何、罗、郭氏”的记载，而何姓与罗姓都是胡姓，通过“通商入蜀”这种方式定居于蜀。这些胡人，头戴尖顶小帽，高目深鼻，上身短衣，下身长裤，脚穿靴，服饰与汉民迥异。主要从事音乐、舞蹈、饲马等工作。
四川汉画像石中的胡人形象
中江塔梁子崖墓M3甬道右壁上面雕刻有5个胡人，头戴红色尖顶小帽，络腮胡，手挽手，似在跳舞。在胡人雕刻的上部有题榜铭文“襄人”。所谓“襄人”就是居住在今西北地区的“羌胡”，文献亦称为“月氏胡”。
M3甬道右壁的胡人图像
《后汉书·西羌传》载：“月氏王为匈奴冒顿所杀……其赢弱者南入山阻，依诸羌居止，遂与共婚姻。及骠骑将军霍去病破匈奴，取河西地，开湟中，于是月氏来降，与汉人错居，虽依附县官，而首施两端。其从汉兵战斗，随执强弱”。M3墓主的先祖曾是讨伐羌胡的将领，其军队中曾有过部分胡人，故而在其墓中有羌胡形象。
蜀汉朝廷与西域诸国亦有使者往来。《三国志》卷三三《蜀书后主传》裴松之注引《诸葛亮集》载蜀汉后主刘禅诏云：“凉州诸国王各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二十余人诣受节度”。蜀汉末年，胡人时附时叛。蜀汉朝廷也曾与西边的康夷发生过战争。《三国志·后主传》：延熙十年（247年）“汶山平康夷反，维征讨破平之”。战争从客观上加强了民族之间的交流与融合。
西来的有翼神兽
雅安芦山县境内保存了大量的汉代石兽，这些石兽造型多为狮型，“跨步前行，昂首挺胸，肩生双翼”威猛凛然，有的头上还生有独角。这些石兽主要出土在墓葬前面。
芦山县东汉石刻馆藏
在芦山县东汉三国时期姜城遗址城门处，也发现了有翼神兽，头部缺失，作匍匐状，四肢矫健，肩生双翼。在神兽背部凿一方形石孔，推测其上应还有其他建筑构件。
芦山姜城遗址出土
除了狮子形态有翼神兽外，在四川出土的画像石上还有“天马”的造型。这些马多前蹄奋起，昂首嘶鸣，与一般马匹无异，但却在肩部生有一双羽翼。
天马（四川出土画像石）
有翼神兽在中国本土找不到源头，却在西方有着深厚的文化渊源。西方有翼神兽有三大类：人首狮身的斯芬克斯（sphinx）；人首牛身的拉马苏（Lamassu）；混合成的想象翼兽格里芬（Griffin）。汉代有翼神兽形象应是受到西方影响产生的。
亚述王朝萨尔贡二世宫殿中的
人首有翼公牛拉马苏
（Lamassu,公元前900—前700年）
古巴比伦城的浮雕装饰翼狮（公元前9世纪）
除芦山出土有翼神兽外，在今凉山州盐源盆地出土铜器中有大量的“双马神像”铜也与阿富汗出土的黄金双马神像相似。
蜀地丝绸的生产与传播
秦汉时期，以成都（益州）为中心，形成以丝绸生产、盐铁制造、漆器、金银器制作等为重要产地的中心城市，是“西南丝路”最为重要的物质交流中心。
蜀汉时期，成都所生产的蜀锦远近闻名，成为蜀汉政权的重要财政收入。建兴初年（224年），诸葛亮《言锦教》称：“今民贫国虚，决敌之资，惟仰锦耳”。蜀锦成了蜀汉政权重要的战略资源。为保护蜀锦生产，蜀汉设锦官，建立锦官城，“锦官城”的称呼由此产生进而声名远扬，后世也常以锦官城作为成都的别称。
从两汉至三国，成都的织锦不仅已经行销全国，而且在汉代与西域各国的贸易中，成都生产的织锦常常作为对西域各国的赏赐之物而频频发现于沙海绿洲之间。如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古墓群中，曾发现大量精美的丝绸制品，研究者认为其中便包含有部分蜀锦。
尼雅遗址出土“五星出东方利中国”锦（国家文物局编：《丝绸之路》第146-147页，文物出版社，2014年11月）
丝绸这类物品在汉王朝与周边各国和地区形成的“朝贡”体制中，具有特殊的意义，常常作为汉帝国赏赐给外国或“四夷”的珍奇物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是国家礼仪的承载之物。
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十所记“陵阳公样”的蜀锦纹样题材，文献记载系初唐人窦师纶所创。据学者考证，所谓的“陵阳公样”实则在三国魏晋时期已经存在了。“陵阳公样”中对雉、斗羊、翔凤、游麟等题材纹样来源于中亚赞丹尼奇锦。
联珠对马纹锦（都兰出土）
蜀郡工官生产的漆器
蜀地生产漆器的历史，可以追溯至春秋战国时期。成都商业街战国船棺墓地就出土了漆案、漆俎、漆豆、漆床等大量精美漆器。
成都商业街船棺葬出土漆器
两汉时，蜀郡已成为全国漆器生产中心之一。江陵凤凰山西汉墓出土的漆器中有“市府饱”、“成府饱”、“成市草”等文字，即是成都生产的。大约在武帝前后，蜀郡设立工官，专门从事铁器、漆器生产，蜀郡工官生产的漆器远销海内外。
江陵凤凰山168号汉墓出土
外底有“成市□”、“□市草”字
1984年6月，安徽省马鞍山市郊发现一座三国时期的古墓，墓主人是东吴的一位大将，与孙权关系密切，还曾参与擒杀关羽。这位古墓的主人就是三国时期吴国大将朱然。墓中出土了五件蜀地生产的漆器。
漆盘（朱然墓出土）
在今朝鲜平壤地区汉代墓葬中也出土了蜀郡生产的漆器，如漆耳杯、漆盘等器物。
耳杯（平壤地区汉式墓出土）
汉魏三国时期的铜镜生产与对外交流
东汉三国时期，中国的铜镜大致可分为三大系统。
魏镜系统（中原系统）
承继东汉以来中原镜种；
吴镜系统
长江中游武昌、鄂城地区出土的神兽镜系列中，有所谓画纹带神兽镜、重列神兽镜、直铭重列神兽镜、半圆方枚重列神兽镜、分段式重列神兽镜等不同的形制，流行的年代从东汉中期至六朝早期；
蜀镜系统
在这一时期的神兽镜上，常可见到“广汉西蜀作镜”、“广汉西蜀造作明镜”的镜铭，证明四川的西蜀广汉也是当时重要的铸镜中心之一。
过去学界对所谓“蜀镜”的特征不太明确。1989年，四川绵阳何家山1号崖墓出土的一面“三段式”神仙镜，为我们揭开了“蜀镜”的神秘面纱。这面镜背纹饰内区由与镜钮平行的两条横线分割成上、中、下三段图像。
上段：中央为一龟趺，上立华盖，华盖右侧坐一神仙，其前后各有一名侍者；华盖左侧有三人，均侧身面向神仙，或躬或立。
“三段式”神仙镜局部（何家山出土）
中段：镜钮两侧各坐一神仙，右侧为东王公，头戴“山”字冠，坐于鹿背之上；左侧为西王母，头戴胜，坐于龙虎座之上。
“三段式”神仙镜局部（何家山出土）
下段：中央立一两相交缠的神树，上部枝干向两侧延伸，树的两侧各坐有两名神仙。
“三段式”神仙镜局部（何家山出土）
目前考古资料显示“三段式”神仙镜流行的区域很窄，主要流行于四川盆地和关中平原地区，三段式神仙镜应为四川本地所铸铜镜。
文献记载，三国时，曹魏、东吴与日本有着一定的外交、贸易往来。《三国志·魏书·倭人传》中有曹魏时期倭邪马台国女王卑弥呼获赠“铜镜百枚”的记载。《三国志·孙权传》载：“（黄龙二年，230年）春正月，遣将军卫温、诸葛直将甲士万士浮海求夷洲及亶洲”。亶洲即在今天的日本群岛。20世纪80年代，有学者认为日本各地古坟出土的“三角缘神兽镜”如神兽镜、佛兽镜、佛像夔凤镜等类别，即是从长江中下游的吴境传入（包括技术、工匠等）。《日本书纪》、《古事记》中也常见“吴织”、“吴衣”、“吴床”等。
文献中，没有蜀汉与日本交往的记载。但在今日本地区出土的三段式神仙镜应是从蜀地通过海上贸易到达日本。
日本出土三段式神仙镜
上：日本文化厅藏
下：日本奈良宁乐美术馆藏
蜀汉三国时期各个民族、各种文化相互交流、碰撞、融合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重要时期，为隋唐盛世乃至今天中华文明的形成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文 | 全国三国文化中心研究工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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