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神人像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和区域文化传统
为什么这类神人像持续地集中出土于长江流域古文化遗址中呢？它反映出怎样的一种区域文化传统呢？
我们认为神人像文物出土于从新石器时代到两周时期长江流域诸多遗址中，并延续至汉代，显示出长江流域文化中存在一种历史悠久的独特的神鬼信仰文化传统。如果我们结合其它方面资料所提供的信息，这一文化传统的存在就更为明显。
镇墓兽
首先，从随葬品看，中原地区墓葬随葬的基本是宗庙祭祀用礼乐器和日用品，而南方楚系墓葬随葬品中除了有与中原地区相似的礼乐器、日用品之外，往往随葬一些特有的物品，如诡异神秘的镇墓兽、绘有巫鬼形象表示辟邪、升天、通神等寓意的帛画、彩绘图案，如曾侯乙墓棺板上的壁画、信阳、长沙楚墓出土的彩绘、帛画等等。这些葬俗反映出在南方楚系文化中存在一种独特的鬼神信仰体系。
镇墓兽
广泛存在于南方两湖、江西、安徽等地的独特的非墓葬出土青铜器现象（三星堆祭祀坑也应属于这类现象），青铜器往往出土于山前水边。据研究这是一种祭祀山川鬼神的遗存 。这一现象也应与当地独特而悠久的宗教信仰体系有关，是长江流域独特的宗教信仰的表现。
三星堆祭祀坑
其次，从传世的文献中也可以看出这种不同地域文化传统的差异，如从以诗歌为代表的文学作品来看，中原文化以《诗经》为代表，长江流域楚文化以《楚辞》为代表，两者反映了不同的区域文化面貌。
《诗经》基本是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们在宗教、政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活动的记载。其中保存了大量的周人祭祀祖先的材料。例如，《诗经·大雅》中的《生民》是赞美周始祖后稷，并以后稷配天，《公刘》是赞美周先祖公刘迁豳、《緜》是赞美太王（古公亶父）迁岐，《文王》是赞美文王图商，《皇矣》是赞美文王伐密、伐崇，《思齐》是赞美文王母大任（王季妃），兼及祖母太姜（太王妃）、妻大姒，《大明》是赞美武王伐纣，《下武》是赞美文王作丰、武王作镐。这些诗全是在宗庙之上祭祀各位祖先所唱之歌。其它与祖先祭祀有关的诗还有《生民》、《既醉》、《凫鷖》、《假（嘉）乐》、《棫朴》、《旱麓》、《泂酌》等。“从《诗经》看，在许多典礼中，以祀祖的典礼最为重要” 。
除了以上周王室的祭祖歌外，各诸侯国也有自己的祭祖歌，如《鲁颂·闷宫》中追述了姜原、后稷、大王、文王、武王、成王、周公、鲁公伯禽等鲁国的直系祖先，《商颂》是宋襄公所作，因宋是商末王子微之后，故《商颂》中追述了简狄、契、成汤、武丁等祖先。
这些诗歌应该都是在宗庙之上祭祀祖先时吟唱的，体现了一种以祖先为对象的、理性的、礼仪化的祭祀活动与政治活动相结合的宗教信仰与仪式，与以《楚辞》为代表的无处不在的、浓重的鬼神观念和神秘的招魂仪式之类的宗教信仰和仪式大为不同。
当然，周代除了祖先崇拜以外，也有一些其它的原始崇拜，包括自然崇拜，如《周礼·春官》中所记对山川、河流、四方等的祭祀；生殖崇拜，如《诗经》、《礼记》中的祭祀“高媒”活动，但这些宗教信仰均不占主导地位。
除了以上这些与宗教祭祀和政治活动有关的诗歌外，还有许多反映现实生活和男欢女爱的诗歌，如“风”部分的诗歌。
中原地区的这种祖先崇拜及与之配套的祭祀礼仪活动和宗庙、礼器等物质文化形式往往具有明显的世俗政治实用功能，成为象征、强化政治等级、地位，加强群体凝聚力和认同感的工具 ，与孔子所宣扬的“敬鬼神而远之”、“祭神如神在”、“子不语怪力乱神”的精神相一致。
然而，如果我们考察长江流域的楚文化，虽然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明显可以看到与中原文化一致的礼乐文化因素，如青铜礼乐器、相似的墓葬制度，以及基本相同的文字系统等，其自身独特的文化传统因素也相当明显。在《楚辞》中，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精神面貌的宗教信仰和神秘的宗教仪式，如《楚辞·大招》、《楚辞·招魂》显示了楚人相信人类魂魄和另一种鬼神世界的存在，并描述了楚人巫鬼信仰中的东南西北四方和天上、地下的恐怖的鬼魅世界，如东方“长人千仞，惟魂是索些” ；南方“雕题黑齿，得人肉以祀，以其骨为醢些” ；上天“虎豹九关，啄害下人些。一夫九首，拔木九千些”；地下幽都“土伯九约，其角觺々些。敦脢血拇，逐人駓々些。参目虎首，其身若牛些” 等等。
正是因为这些鬼魅的存在，所以楚人在为逝者准备随葬品时，需要准备神秘怪异的镇墓兽或神祇绘像，以护佑死者在地下的平安，不受邪魔恶鬼侵害。
试将《诗经》与《楚辞》两相比较，中原地区与长江流域两地的宗教信仰差异非常明显，故《汉书·地理志》记载“楚有江汉川泽山林之饶，……信巫鬼，重淫祀”。著名思想史家张岂之先生也说：“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成为春秋战国时期齐鲁文化（即儒家文化）的物质基础。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成为楚文化（即道家文化）的物质基础。儒家的原创性文化厚重、扎实，提高了人的道德价值。道家的原创性文化飘逸、清俊，提高了人的审美价值。两河（黄河、长江）是中国的两条母亲河，由她们哺育出的两大体系的原创性文化构成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主流。”
五、长江流域神鬼宗教信仰传统的地位与影响
如果说无偶像崇拜传统反映的是一种“青铜礼器文化圈”大传统内居主导地位的中原地区礼乐文化的宗教信仰特征，那么，长江流域区域文化中出现的作为原始宗教信仰表现形式的人形化鬼神形象，则展现了一种历史悠久的区域鬼神文化信仰，并对中原文化产生了一些影响。但这种鬼神信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在中国文化大传统中一直未获得主流地位，而形成于黄河流域的以祖先崇拜为基础的礼乐文化一直占据着中国历史文化的主导地位，成为文化大传统的核心内容和基本特征。
另一方面，虽然黄河流域的礼乐文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形成于长江流域的区域文化传统在中国历史文化大传统中也发挥了重要的补充作用，尤其是两汉时期，长江流域区域信仰文化通过来自于长江流域的统治阶层将自身的诸多文化因素带入中国文化大传统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两汉文化中出现了一系列关于神仙世界、天上地下、羽化升仙、东王公、西王母、巫蛊之术等等的宗教信仰和思想观念，它们成为墓室壁画、画像砖、铜镜纹饰等的主题。汉代文化中的这些因素与中原地区传统的礼乐文化差别很大，而与以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关系更为密切，似一脉相承。以此来说，所谓“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在宗教信仰上也是有所体现的。
在较早的三代时期，我们透过相关的文物也能看到长江流域文化因素在中原地区的出现和影响：沣西西周早期墓葬曾出土一件兽面神像玉饰 ，形制与天门石家河遗址出土的玉质神像风格一致，推测应是石家河文化玉器流传下来被西周时期人们收藏的。宝鸡 弓鱼 国墓地茹家庄M1、M2出土的小铜人也显示出来自南方巴蜀文化的影响，该墓地出土遗物包含有多方面的南方文化因素，有学者认为该墓地家族来源于早期蜀文化 。周原出土的扁茎人面纹铜短剑也应来自南方地区。同样，妇好墓的某些玉器可能也来自南方文化区域，如玉凤、神人形象玉饰等 。
殷墟妇好墓出土玉凤
六、中国古代文化大传统与各区域文化小传统
在强调长江流域具有某种共同宗教信仰的同时，我们也要强调因生态环境、资源条件、生产生活方式和文化传统的不同，更小的区域也会形成自己的文化小传统，邻近的区域文化传统之间虽然有交流、互相影响，但彼此更有差异。对地域广大，各地环境、文化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差异巨大的中国更应如此。
在中国古代，不同的区域之间文化传统和发展道路存在差异的现象不是商周时期才有，也不仅仅局限于宗教信仰方面。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划分为六个大区 ，张光直先生提出的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交互作用圈理论 ，严文明先生提出的“中原以外五个文化区都紧邻或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的观点 ，都指出中国大地上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存在几个区系、几个小文化圈，它们有自己各自的文化传统。这些文化圈又相互作用，每个文化都在后来形成的华夏民族文化中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文化因素，起到一份作用。新石器时代各文化圈虽具有各自强烈的个性特征，但随着不同区域文化的频繁接触，各文化圈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也是明显的。从龙山时代开始，这些小文化圈就构成了一个大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多元”渐渐走向“一体”，至夏商周三代时期，某种层面的文化一体化完成，文化大传统初步形成。这个大传统的突出特点就是礼乐文化、礼乐制度及其物质化的表现——礼乐器、宗庙建筑等，故我们可以称之为“礼乐文化圈”，其背后是祖先崇拜信仰 。这种文化可以视为中国的“文化大传统”，即一种官方的、主流的文化。但在这个大传统下仍然存在着因环境、语言、历史传统、生产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差异而形成的许多区域文化小传统。如果从考古学的视角看，以考古学文化最常见的陶器风格和组合为标准，在夏商周每个时期都存在许多区域文化。这些陶器特征的差异正是我们划分考古学文化类型的主要依据。这些陶器组合与风格的不同是否代表族群或政权的不同尚值得推敲，但作为某一方面文化小传统的表现是可以肯定的。
从考古学文化面貌所显示的中国古代不同区域文明演进模式和发展道路的差异来看，也存在不同的区域文化传统。近年来，李伯谦先生通过比较研究红山文化、良渚文化和仰韶文化墓葬的随葬品，提出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存在两种模式。“在中国古代文明演进历程中，距今5500年至4500年这个阶段，无论是北方的红山文化、东南的良渚文化还是中原的仰韶文化，都已发展到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阶段，但它们所走的道路、表现形式并不相同，如果说它们都是苏秉琦先生所说的‘古国’，则红山文化古国是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良渚文化古国是神权、军权、王权相结合的以神权为主的神权国家，仰韶文化古国是军权、王权相结合的王权国家。”“其中，红山文化类型与良渚文化类型有某些接近之处，仰韶文化类型则与之区别甚大。” 红山文化、良渚文化虽然盛极一时，但最后都逐步消亡了，只有仰韶文化持续发展下去，并衍生出中原龙山文化和夏商周文化 。李先生明确提出了中国古代存在不同区域文化传统，非常有意义。这些区域文化传统影响到它们采用不同的生存、发展策略和文明演进模式，甚至最后的成败。而其中以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化是以重视神权、具有浓厚的神鬼宗教信仰为特色，长江流域浓厚的神鬼信仰可谓源远流长，与相关文物和文学作品展现的深层次文化面貌一致。
一个区域的文化传统一旦形成，是很难被完全放弃和割裂的，即使它在政治上不能占据主导地位，但它也会作为地方文化小传统，以各种方式被传承，并发挥着某些作用。费孝通先生曾把小传统细分为“地上”和“地下”两层。“在民间的生活中有种种思想信仰和活动，士大夫是看不入眼的，认为不雅驯，而没有被采用，未成为大传统。这部分依旧在民间活动，凡是到民间去观察的人还能看得到，而且在民间是公开的，不受限制的，这些就是我所说地上的小传统。但有一部分是犯了统治阶级的禁例，不能公开活动，但是在民间的信仰里还是保留着，只是大人先生们不屑看或视而不见。这些我认为可以包括在地下的小传统里。” 如果我们将三代时期长江流域的鬼神文化信仰与早期良渚文化、石家河文化的特征和文化演进模式联系起来，就能很明显地看出这种区域文化传统的传承和影响。
七、大传统与小传统：重新理解中国文化发展史
中国在新石器时代存在多元文化，中国文化是多源的观点现在已经为学界普遍接受。但进入文明社会以后，中国文化的面貌如何？是融合成为一种文化，还是仍然是多元文化并存的局面？华夏文化与周边文化是何种关系？即使是在中原华夏文化区内，文化是否就完全一致了？物质形态的考古学文化是否还应该因功能、意义的不同而作更细致的划分与研究？我们认为，理解中国三代以后的中国文化，仍然不能预设只有一个单纯的文化传统。实际上，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不同时期都存在过多个更小区域的文化传统。仅从宗教信仰来说，就有本文提到的长江流域鬼神文化传统、岭南的铜鼓文化传统、北方的萨满教文化传统，等等。这些区域文化传统与以中原为中心的主流文化传统是怎样的关系？彼此又是如何互动的？小传统文化是如何不断丰富、促进中国大传统文化的更替、演进并保持创新活力的？这些问题都是很值得深入探讨的。
因此，研究夏商周三代以后的中国历史，我们在关注具有一致性的文化面貌，占据上层主流地位的大文化传统时，要承认不同区域、居于社会下层非主流地位的各种小文化传统的存在，并予以重视；另一方面，我们在研究不同区域小文化传统特征和彼此差异时，要重视对它们之间的共性及其背后原因，即文化大传统的研究。只有对大小文化传统进行综合考察，才能更全面地理解中国历史发展过程。在考古学研究中，尤其要注意纠正那种“抓小放大”的倾向。试以夏商周三代考古为例，我们不仅要关注以陶器特征和组合为标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的划分和研究，也要对以青铜礼器为主要特征的“礼器文化圈”及其背后的社会、文化意义予以重视。两者之间反映出怎样不同的文化意义、社会行为和人际关系？彼此之间是一种怎样的关系？从大小传统理论来看，陶器文化与铜器文化虽然有关联，但彼此的社会作用和象征意义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们的研究不能一概而论。
此外，从大小文化传统的视角来看，夏商周朝代政权的更替不是一个文化代替另一个文化，而应该是不同区域文化在认同、接受文化大传统的过程中不断壮大自己，夺取主导地位的同时，又以自己的文化不断补充、修正和发展着文化大传统。正如赵辉先生所总结的，“业已从考古学角度明确分辨出夏商周分别是三种有联系、却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各有自己的发祥地，彼此都有一定的并立共存期。三者的关系，并非‘父子’，却似‘兄弟’。按照苏秉琦先生的说法，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育中存在一种‘大一统观’，将夏、商、周、秦、汉视为一脉相承的改朝换代。这种观念虽然不断遭到质疑，然最终使之化为陈腐者，全赖考古学的证据。”
这种大小文化传统的互动现象在后来的历代王朝更替和各种族群之间的互动、融合过程中不断上演，由此，中国文化在不断调整变化之中广纳百川，融合创新，保持活力。中国历史上没有一个延续的、一成不变的、囊括全国范围的所谓文化传统！
（本文电子版由作者提供 作者：徐良高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考古》2014年第9期 注释有删减，详细内容请点击左下方“阅读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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