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王朝都有一批公开的或潜在的政治对手和敌对势力,新建的王朝更会面对较大的威胁。秦朝所面对的敌手相当复杂,他们汇聚成一股力量强大的政治反对派。依据这些政治对手和敌对势力形成的原因,他们大致由以下几类人构成:
第一类是“六国余孽”。
这类敌对势力实际上是由战国时期的老对手转化而来的。每到改朝换代之际都会产生大批怀恋故国、仇视新朝的遗老遗少,“六国余孽'就属于这一类。他们本是六国统治集团的成员,或是宗室国戚,或是封君贵族,或是卿相重臣,或是其他忠诚宗国旧主的士大夫。
秦始皇在完成统一战争的过程中,与各国旧贵族结怨甚深。
秦始皇对各国贵族采取的措施可以概括为:杀戮豪杰,迁徙大族,降为奴仆,严加控制。他灭了韩国,后来又平定贵族叛乱并杀了韩王安;他灭了赵国,并亲自到邯郸坑杀了一批与他有仇怨的贵族;他灭了魏国,杀了投诚的魏王假及诸公子,仅仅逃亡一人,他仍穷追不舍,重金悬赏,必欲斩尽杀绝;他灭了楚国,杀了一批贵族,他们的子弟后来都成了反秦的干将;他灭了燕国,杀了太子丹,又到处通缉他的门客;他诱降了齐王建,又背信弃义地将其活活饿死,招致齐国臣民的怨恨。
家仇国恨使一大批人成为秦朝的死敌。这些人的部分家族成员和门客故吏也会加人进来。他们人不死,心还在,一有机会便会兴风作浪,甚至组织叛乱。秦始皇二十一年（公元前 226 年),韩国旧贵族就曾在故都新郑发动了较大规模的叛乱。秦军平其乱,为了根除祸患,还杀掉了被软禁的韩王安。
“六国余孽”的数量很多。秦灭齐之前,有数以千百计的楚、赵,韩,魏等国的士大夫逃到齐国聚居。据说,“三晋大夫皆不便秦,而在阿、鄄之间者百数”“鄢、郢大夫不欲为秦,而在王城南下者百数”,他们都有复国之志,因而被齐国谋士视为一支重要的可以借助的政治,军事力量。
流散在各地的这种人士可能数以万计。秦朝建立后,他们往往隐姓埋名,蓄势待机,一有风吹草动,便起而推波助澜,以求一逞。其中有些人有较强的主动攻击性,他们甘冒杀身灭族风险,积极寻找时机,不惜铤而走险。张良的博浪一击最为典型。
这一类人主要来自六国贵族、旧臣。他们胸怀光复宗国、报仇雪恨之心,拥有较大的政治影响力和一定的经济实力,且大多具有政治军事经验,其中不乏将帅之才、谋略之士,因而是最具直接威胁性的政治敌手。后来兴兵反秦的六国诸侯王及其重要助手多属于“六国余孽'这一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以下几个人。
一是张良,他是韩国贵族后裔,胸怀韬略,有胆有识。张良从黄石公处得到《太公兵法》“常习诵读之”,因而有帝师之才。为刺杀秦始皇,他不惜倾家荡产,亲临险境。在反秦战争中,张良“亦聚少年百余人'起事,后来投到刘邦帐下。他“运筹策帷帐中,决胜千里外”，充分展示了军政之才。
二是项梁、项羽叔侄,他们是楚国贵族后裔,“项氏世世为楚将,封于项,故姓项氏”。项梁是项羽的叔父。项梁父亲即楚将项燕。秦灭楚国时,项燕与王翦决战,兵败自杀(一说被杀)。项梁、项羽素有大志,早就蓄志反秦。他们“避仇于吴中”,在当地士大夫中颇有号召力。项梁经常主持当地大规模的徭役和丧事,“阴以兵法部勒宾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项羽“长八尺余,力能扛鼎,才气过人,虽吴中子弟皆已惮籍矣”。他不喜欢学习书法、剑术,认为“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于是项梁乃教项羽兵法。
秦始皇巡狩会稽,项梁、项羽亲眼见到皇帝的大驾卤簿,项羽竟脱口而说:“彼可取而代也。” 后来叔侄二人趁天下大乱,杀会稽守,率精兵八千人起兵反秦,成为灭亡秦国的主力军之三是魏豹、田儋、韩王信等人。魏咎、魏豹兄弟都是“故魏诸公子”。魏咎“故魏时封为宁陵君,秦灭魏,为庶人”。陈胜称王,魏咎投奔到他的帐下。攻占魏地后,陈胜立魏咎为魏王。魏咎兵败自杀,魏豹亡走楚。楚怀王予魏豹数千军队,攻克魏二十余城,立为魏王。狄人田儋及其叔伯兄弟田荣、田横是“故齐王田氏之族”。
田氏兄弟“皆豪桀,宗强,能得人”。天下动乱之际,他们设计谋诛杀狄令,起兵反秦,率兵略定齐地。田儋、田荣、田横先后自立为齐王。韩王信是“故韩襄王孽孙”项梁“立韩公子横阳君成为韩王”。后来刘邦立得力战将“信为韩王”。
第二类是仇秦的“侠义之士”。
他们是一批对秦朝统治者深恶痛绝的侠义之士。广义而言,他们也可以归入“六国余孽”范畴。但是与前一类略有不同的是:
他们出身平民,仇秦的缘由主要是基于一种“义”。尽管也有政治理念或政治情感因素夹杂其中,却主要出于某种个人因素。他们的仇秦主要表现为对秦朝皇帝个人的仇恨。一个“义”字,也使他们敢于采取非常之举以报仇雪恨。举琴行刺的高渐离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
高渐离,燕国人,与荆轲有莫逆之交。两人一个善于击筑,一个慷慨悲歌,可谓知音知己。易水河畔,高渐离与荆轲一弹一唱,悲歌一曲,众人和之,因而留名下古。荆轲刺秦失败,高渐离受到牵连、秦朝建立后,秦始皇下令缉捕“太子丹、荆轲之客”。高渐离改名换姓,以打工为生,藏匿于宋。
高渐离是一位音乐家。主人知其才,“召使前击筑,一坐称善,赐酒”,遂尊其为上客。他经常“击筑而歌”,当地人都知道他是一位才艺出众的乐师。久而久之,这个讯息传到秦始皇耳中。秦始皇任高渐离以宫廷乐师之职,并上分欣赏他的演奏。不久,一位熟人认出并告发了他。“秦皇帝惜其善击筑,重赦之”。死罪赦免,改为弄瞎双目,从此高渐离成为盲人。秦始皇每次令高渐离击筑,“未尝不称善”。
高渐离决心为家国、朋友和自己报仇雪恨,于是暗地把铅块塞进筑中,寻机刺杀秦始皇。有一次,秦始皇沉浸在动人的乐曲声中,将身体靠近高渐离。高渐离趁机举乐器向秦始皇猛击,可惜没有击中。高渐离因此被杀。从此以后,秦始皇“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高渐离与其说是仇视秦朝统治的人,不如说是侠义刚肠的人。对朋友的“义”永远高于其他人的“恩”,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履行与知己故交的心理契约,从不计较个人得失。
仇秦的“侠义之士'常常以刺客的面目出现,以奋不顾身、拼命一搏的个人行为做出突发性的举动。对于秦始皇个人而言,这一类人也是最危险的对手。这类危险有时会令人有无处不在的感觉,必须时刻防范。秦始皇后来甚至发展到不敢接触任何可疑的人。
第三类是怀念故国的广大臣民。
他们已经成为新朝的臣民,而在情感上依然对故国旧君有怀恋之心,有很大的离心倾向。项梁、项羽的谋士范增在分析政治局势的时候曾经讲了这样一种现象:“夫秦灭六国,楚最无罪。自怀王入秦不反,楚人怜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虽三户,亡秦必楚’也。今陈胜首事,不立楚后而自立,其势不长。今君起江东,楚蜂午之将皆争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将,为能复立楚之后也。”
项梁认为他讲得很有道理,于是找到在民间为人牧羊的楚怀王的孙子心,“立以为楚怀王,从民所望也'。在各国故地都会有类似情况。
这一类群众通常未必对新朝有所反抗,如果新朝政策得当他们都会逐渐转化成顺服的臣民。他们不能算作“六国余孽”,然而极有可能成为“六国余孽”的群众基础。一旦有人以光复故国为号召,兴兵举事,他们就会纷纷响应,成为反秦势力的基本群众。
第四类是由于其他各种原因而仇恨当权者的人。
历朝历代这样的人都为数不少,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对皇帝或其他当权者个人心怀不满。例如,引发“坑术士'事件的侯生、卢生等人和没能亲自参与封禅大典的齐鲁儒生。他们都曾得到秦始皇的信用,却由于某种原因遭到追究、面临处罚或失宠。他们耿耿于怀,在背地里大发牢骚,甚至恶语相加,散布谣言。这类人当初未必反对秦朝统治,仅仅对某个当权者有私怨,但是这种情绪进一步发展或一旦发生某种事变,他们很容易转化为与秦朝为敌的人。
第五类是各种怀有政治野心的人。
从历代的政治斗争看,这类人的数量相当大。他们的政治行为受强烈的政治野心的驱动,为了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他们未必与朝廷有深仇大恨,有的甚至毫无嫌隙,但是一有机会便会以不正当的手段达到个人目的。如果夹杂了个人恩怨,他们的行为会更加恶劣。赵高是一位典型。
赵高与赵国王族同宗,是“诸赵疏远属”。其父犯宫刑,妻子没为官奴婢。据说其母野合所生子皆承赵姓。因此赵高兄弟数人,皆生隐宫,成为被阉割的宦官。“其母被刑僇,世世卑贱”。秦始皇见赵高能力很强,“通于狱法,举以为中车府令”,还让他担任公子胡亥的师傅。
赵高曾触犯重罪,秦始皇命令蒙毅依法处置。蒙毅根据法律规定,判处其死刑,“除其宦籍”。秦始皇爱才心切,“赦之,复其官爵”。但是,赵高为人有才而无德,图谋富贵而不择手段。他为了攫取卿相之位,“又怨蒙毅法治之而不为己也,因有贼心”。后来他趁秦始皇病死巡狩途中的机会,利用中车府令兼行符玺令事的地位,“乃与丞相李斯、公子胡亥阴谋,立胡亥为太子”。
这个事变是导致秦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这类政治对手具有隐蔽性、潜伏性。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大多以驯服臣民的面目存在,认真履行臣民义务,有的甚至属于歌功颂德、阿谀奉承之辈。若无机遇,他们可能终生只是一个寻常的臣民。
但是一遇机会,他们便会在强烈政治野心的驱动下,胆大妄为,做出不利于皇帝和王朝的举动。这类人为数不少,又很难识别。他们广泛分布在朝野上下、宫廷内外,有的就生活在皇帝身边,其中还不乏枭雄豪杰和巨奸大猾。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类人最难防范。
第六类是“草莽英雄”。
在古代文献中通常称这类人是“盗”“盗贼”。他们因为各种原因流落江湖、啸聚草莽,属于后世所谓笑傲江湖的“绿林好汉”。
春秋时期的盗跖是这类人的先辈,据说他们“万人必死,横行天下”。在秦朝,法繁刑苛,动辄罚款、赀物、谪戍“黥为隶臣”,“刑为城旦”。许多人为了逃避苦役苦刑而逃亡,靠打家劫舍为生,其中有不少豪杰。这些人的行为本身就直接威胁着秦朝的统治秩序和地方安定。一遇风吹草动,他们就会大干一场,“席卷千里,南面称孤”。刘邦帐下的战将彭越、英布是这类人的典型代表。彭越为盗的原因不详。彭越聚集一批流民劫掠富豪“常渔钜野泽中,为群盗”。
后来彭越成为一员骁勇的战将,被刘邦封为梁王。英布是一位刑徒,故又称黥布。他被遣送骊山为秦始皇修筑陵墓,“骊山之徒数十万人,布皆与其徒长豪桀交通,乃率其曹偶,亡之江中为群盗”。天下大乱,英布“ 乃见番君,与其众叛秦,聚兵数千人”。
他先后在项羽、刘邦帐下为将 ,被封为淮南王。
第七类是持有不同政见的士人。
在通常情况下,这类人大多或隐身朝市,或避难山野。有的是具有反秦倾向的“天下豪俊”。著名代表人物有张耳、陈馀等人。
张耳、陈馀都是大梁人。张耳“其少时,及魏公子毋忌为客”,后来“乃宦魏为外黄令”。陈馀好儒术,他“父事张耳,两人相与为刎颈交”,“秦灭魏数岁,已闻此两人魏之名士也,购求有得张耳千金,陈馀五白金。张耳、陈馀乃变名姓,俱之陈,为里监门以自食” 秦始皇屡下诏书“购求两人,两人亦反用门者以令里中”。
他们始终不愿为秦朝服务。陈胜起兵,张耳、陈馀投奔其帐下,出谋划策,奉命辅佐武逆“北略赵地” 他们知人善任,富于谋略,在反秦战争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据说“其宾客厮役,莫非天下俊桀,所居国无不取卿相者”。后因“据国争权”,两人反目成仇。
还有一部分人出于对秦朝现行政策的不满而成为持不同政见者。例如,秦始皇焚《诗》《书》“坑术士”,导致许多士人的不满。
他们有的降志屈身,依然在朝为官。大部则迫于弹压,畏于酷刑,隐逸林泉,潜心学术。如汉初传《诗》的浮丘伯、申公、穆生、白生,传《易》的田何,传《礼》的高唐生,传《春秋》的公羊等。其中孔子后裔孔甲等部分儒者后来参加了反秦斗争。史称“陈涉之王也,而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卒与涉俱死。
陈涉起匹夫,驱瓦合适戍,旬月以王楚,不满半岁竟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缙绅先生之徒负孔子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 以秦焚其业,积怨而发愤于陈王也。”
第八类是“闾里黔首”。
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生活在社会下层的人群就一直是现存统治秩序的天敌。他们属于社会中弱势群体,在政治结构中处于被统治者的地位,在经济结构中处于被剥削者的地位,在社会结构中处于被歧视者的地位。秦朝的“闾里黔首”主要由这些人构成。他们没有政治权利,法律地位、社会地位低下,还必须向国家交纳沉重的赋税。
其中奴隶,奴婢等贱民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人的权利,尊严被剥夺殆尽。“闾里黔首”之中也有一些阶层的社会地位、经济地位较高,但是作为被统治阶级或阶层的成员,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也受到当权者的支配、剥夺、压迫甚至奴役。
“闾里黔首”与国家(皇帝)之间的矛盾是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这就决定了他们是现存秩序天然的政治反对派。由于各种社会原因,“闾里黔首”通常大多以顺民的方式存在,他们顺从或敬畏皇权,还对圣王明主多有期待。只要还能生存下去,他们大多不会介入政治,更不会造反。可是民不欲反而官逼民反,一旦政治繁苛,赋税沉重,徭役频兴,大灾流行,导致“闾里黔首”无法生存下去,他们就会被逼无奈,铤而走险。
“闾里黔首”中不乏各种人才。他们本来就是社会历史的真正主角。尽管通常默默无闻,可是一旦有机会他们就会占据历史舞台的中心位置,展现历史发展主宰者的风貌。首义反秦的陈胜、吴广就是“闾里黔首'中卓越人才的典型代表。
陈胜,阳城人,字涉。吴广,阳夏人,字叔。陈胜素有大志,年少时曾受雇于人,佣耕于野。有一次,他思绪万千,辍耕垄上,对其他佣耕者说:“苟富贵,无相忘。”伙伴们笑而应曰:'若为庸耕,何富贵也?”陈胜慨然而长叹,曰:“嗟乎,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他和吴广都被推任为戍卒的屯长,史称“吴广素爱人,土卒多为用者”。事实证明,陈胜、吴广颇有政治头脑,也有很强的组织领导能力。
在特定政治情势下,这些“瓮牖绳枢之子,甿隶之人”,奋发崛起,振臂一呼,“率罢散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他们“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于是“天下云会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汉高祖刘邦本也属于“闾里黔首”的范畴。他出身平民,“及壮,试为史,为泗水亭长”。他常常到咸阳服徭役,纵览都城,见到过秦皇帝仪仗,曾喟然太息曰:“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有一次,刘邦“以亭长为县送徒郦山”,许多刑徒中途逃亡。刘邦估计自己很难交差,所以干脆将刑徒统统放走。
他率领部分刑徒流亡草莽。天下大乱,他趁机在家乡聚众起兵,被众人拥立为沛公。在各路反秦军队中,刘邦这一支率先攻克咸阳。后来刘邦与项羽楚汉相争,逐鹿中原,终于败项羽于垓下,再次统一了中国。
大规模揭竿而起的“闾里黔首”是一股不可阻挡的政治力量。
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一旦第八类人群起反抗,星星之火势必变成燎原烈焰。无论当朝统治者还能聚集多大的力量,也难以挽狂澜于既倒。
“天下畔秦,能者先立。” 历史还一再证明,一旦天下大乱,许多循良的官吏、百姓也会加入到抗争者的队伍中来。西汉第一任相国萧何和第二任相国曹参本是秦朝的地方官吏。他们都是刘邦的同乡。萧何“为沛主吏掾”,曹参“为沛狱掾”,都“居县为豪吏”,是干练、称职的官吏。
在正常情况下,他们是秦朝统治的骨干力量。继曹参担任丞相的王陵,也是沛人。他“始为县豪”,是一方豪强。刘邦曾经事之如兄。在正常情况下,他也只是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百姓,不会参与造反。在动乱年代,萧何、曹参、王陵都与比他们身份低下的刘邦结为君臣,成为反秦势力的骨干。
其实,有上述各类“怀有逆心”的人群存在并不可怕,也可以有所防范。任何一个新建的王朝都会有类似的敌对势力及相应的政治隐患。推而言之,自人类社会有了贫富的分化,有了阶级的差别,有了政治的存在,古今中外任何一个统治者都会面临类似的政治问题,他们都不得不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阴谋家、野心家及其他敌对势力。
有这一类人存在就必然会有各种各样的麻烦,诸如“叛国”“谋反”“谋逆”“谋篡”“行刺”“诽谤”“惑众”、“盗贼”“匪患”之类。这也是迄今为止人类文明史的常态。然而这一类人能不能成气候,归根结底取决于芸芸众生的政治态度,而芸芸众生的政治态度又直接受国家总体政治状况的影响。在通常情况下,主动权把握在当权者的手中。
早在先秦,思想家们就提出了“一言丧邦,一言兴邦”的观点,还发现了庶民“可以载舟,可以覆舟”的现象。在帝王“一喜天下春,一怒天下秋”的时代,这些思想不失为真知灼见。只要最高统治者的方略和政策得当,芸芸众生就不会积极参与反对国家政权和皇帝的活动,甚至不会主动介入政治,因此形形色色的政治反对派也就很难兴大风作大浪。
秦始皇好大喜功,穷奢极欲,不恤民力,赋役繁兴,诛求无厌。
古代论者几乎一致认为,他有两大暴政:一曰“收以太半之赋”,二曰“威以参夷之刑”。这种说法是否有所夸大,有待进一步的研究,然而这是一位令天下“苦”的皇帝,当无疑义。
秦朝建立仅十余年,人们就呼出“天下苦秦久矣”,可见对“天下苦秦”之“苦”还是要有所分析的,大体可以分为统一之前六国臣民之旧苦和统一之后秦朝臣民之新苦。七大国战国长期鏖战,秦军屡屡奏响得胜鼓,攻灭杀伐,不仅苦了六国的贵族,更苦了各国的百姓。秦朝刚刚建立,原属各国的臣民对这种“苦”还记忆犹新。人们原来期待战争结束之后,苦尽甜来,谁知却旧苦加新苦,遂有“苦秦久矣”之叹。“天下苦秦'之“苦”大多由普通民众承受。
秦始皇统治时期的民之苦有四：
其一曰兵戈不休。
秦始皇亲政以前,兼并战争已属旷日持久。连年征战,兵戈不休,真可谓“不一日而无兵”。秦始皇发动的统一战争历时一二十年,恶战一场接着一场,从未休止。这些战争无论是“合理的”还是“不合理的”,沉重的战争负担势必苦民。戍卒是最苦最重的徭役,它的征发对象具有广泛性,包括众多社会阶层的臣民,其中主要承担者是劳苦大众。“兵戈不休”必然导致“民苦”。“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王朝兴与亡,总要“兵戈不休”,百姓只是个“苦”字。
哪一个王朝兴起时,没有一段“不一日而无兵”的日子!
论者大多谴责秦始皇穷兵黩武,这是不公正的。统一战争(包括扫灭六国,北伐匈奴、南征百越)基本上是合理的,属于不能不战,或势在必战,或你不战他战,或迟早必有一战。战而胜之,可以“以战止战”,达到“弭兵”的效果。
从历代统一战争的过程看,这类问题也都是以一气呵成的方式完成。如果只限于这些战争,秦始皇有功无过。它也不是秦朝亡国的根源。由于不能不战,有关的战争负担也属“合理'范围内。以北伐匈奴为例,蒙恬率三十万大军,“暴师于外十余年”,战争负担沉重。
这件事一直受到后人指责。而这个负担是不得不付出的。战国时期,仅赵国一国就需要十几万军队防御匈奴,加上秦国、燕国的防御军队,人数也相当可观。秦军北逐匈奴,一度采取积极防守的态势,又须修筑长城,这个用兵数量并不为多。
汉朝初年,每次对匈奴用兵大体也需三四十万兵力。平时为防御匈奴而设的常备驻军也至少有二三十万之多。此后,历代王朝都必须以重兵防御北部边疆,在当时的形势下,这一笔战争负担基本上属于合理的范围之内。南征百越与扫灭六国一样,都有“以战止战”之效,它基本解除了这个地区的战争压力,有一劳永逸之效。更何况对于这个地区的开发有利于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尽管秦朝的国防负担比较沉重,但是并不像许多评论所说的那么严重。统一之前,七大战国各养兵数十万乃至百余万。天下总兵力逾三四百万,且战事连绵,波及甚广。秦朝统一之后,南北用兵的总规模最大时也超不过数十万。
秦始皇所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统一国家,历史注定他是一位“战争皇帝”。他用二十年左右的时间出色地完成了这个任务。有关的战争基本上属于合理的范围之内。
只要对比一下其他“战争皇帝”(多为开国皇帝)所发动的战争的规模、范围和时间,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兵戈不休”不是直接导致秦朝灭亡的原因。百姓不至于为此“四方溃而逆秦”。只有当“兵戈不休”与其他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时候,它才构成一个王朝的覆灭之因。
其二曰工程浩大。
工程浩大,糜费良多,是导致秦王朝短命的主因。在战乱残破,大局甫定,急需休养生息的时期,好大喜功,骄奢淫逸,糜费资财,轻用民力,这是政治之大忌。秦始皇恰恰犯了这个大忌。但是在探讨秦朝亡国之因时,有必要区分“合理的”与“不合理的”工程,不能一概加以指责。
有一类工程属于合理或基本合理。这些工程多数为当务之急,工程的完成还有增收节支之效,有的还有利于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历来争议颇大的修筑长城一事,也应划入这一类。尽管工程浩大,而其总体负担不会超过六国各自修筑长城所需负担的总和。长城筑成以后,在抵御匈奴侵扰方面可以节支,在发展内陆经济方面可以增收。这个工程的总体收益是合算的。
修驰道、开运河、整沟渠等大体与此相仿,且都属于有巨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的工程项目。秦始皇把驰道筑向四方,把长城筑在边疆,这一点历来受到人们的谴责。公平地说,这类工程项目都应列入秦始皇的政绩。
还有一类纯属劳民伤财,如与修皇陵、封泰山、祭神明、求仙药,厌王气有关的各项工程。其中仅阿房宫、骊山陵等工程就长期动用七十万人以上的劳动力,还需要消耗大量的财力、物力。
粗略估计,秦始皇平均每年用在无益工程和活动上的劳动力可能达百万之多,其人力,物力、财力消耗甚至大大超过用于南平百越、北御匈奴和修筑长城开支的总和。秦朝弊政主要体现在这类工程和活动上。
其三曰赋敛繁剧。
秦始皇曾经一度实行过“缓刑罚,薄赋敛” 的政策。可是连年征战,大兴土木,封禅巡狩,供奉神仙,修宫筑陵,势必赋敛繁剧,减轻民众负担的举措并没有落在实处。关于秦始皇统治时期的移民,征发,谪戍的人口规模,许多史学著作算过这样一笔账:秦朝约有二千万人口,南征百越、戍守五岭征发五十万人,修筑长城四五十万人,建造宫殿和皇陵七八十万人。
加上兵役以及其他杂役,“总数不下三百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秦民已被完全淹没在赋税和徭役、兵役的苦海之中。” 这个算法不够准确,还值得进一步推敲。
首先,南北两个防线并非总是同时有如此规模的服役者,上述几个数字,特别是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都要打些折扣。其次,一些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专家认为“秦朝人口的下限是4000万,实际上可能更高些”,甚至可能达到 6000万。如果这个说法符合历史事实,那么每年处于服役状态的人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将大幅度降低。但是,无论如何计算,秦朝的徭役繁重,赋税沉重,这是事实。
其四曰刑罚严苛。
关于这一点,在法制篇已经论及。当时仅在咸阳附近修筑宫殿、陵墓的刑徒就有七十余万,还有大批的人被谪戍,刑罚的严苛程度可想而知。
笔者认为,秦始皇治民之失主要在于徭役繁重,而导致徭役繁重的主要原因是搞了过多的劳民伤财的工程和活动。秦始皇不应征发的徭役主要有修宫殿、筑陵墓、求仙药等。如果大幅度减少这方面的徭役,在那个时代中便可以算是“仁政”了。征发各种徭役是最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破坏农业生产的人为因素。“一人就役,举家便废。”征发徭役过滥常常成为引发民众起义的导火索。
不应征发的徭役和应当征发的徭役叠加在一起,势必大幅度增加民众负担。民不聊生,内患必生。正如唐代政论家所说:一旦民力凋尽,“庶黎怨叛,聚为盗贼,其国无不即灭,人主虽欲改悔,未有重能安全者。”秦、隋亡国便是典型事例。
外患不足虑，内患实堪忧。晚年的秦始皇以刀锯鼎镬待天下之士，以严刑峻法制天下之民，导致政治反对派不断增加，敌对势力不断壮大。楚地的歌谣，必是表达着怀念故国臣民的心声；博浪的椎击，显然来自政治反对派的铁椎；东郡的刻辞，可能是反叛黔首的标语……这些现象都是天怒人怨的征兆。
秦始皇意识到政治形势的严峻，却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减轻民众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反而企图用厌王气的方法防止新王兴起，用杀黔首的方法压制舆论，用求仙药的方法延长个人的统治。这无异于南辕北辙。
天下动乱,行将到来,刚刚建立不久的秦朝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危险。就在这个时候,一位旷古未有的昏君登上皇位。他的胡作非为彻底动摇了秦朝的根基。
秦始皇最大的政治失误是没有稳定有序地安排政治继承人。
在君主政治条件下,这件大事历来被视为“国本”,稍有不慎,就会导致政治动乱,乃至王朝倾覆。秦始皇在巡幸途中暴病而亡,其长子扶苏又远在边塞,致使胡亥得以乘机篡夺了皇位。皇权的合法性从此受到广大臣民的质疑。政局也因此而进一步摇动。为了坐稳皇帝宝座,心中有鬼的秦二世采取了一系列的不正常的政治措施。
在这场政治变局中,秦始皇的长子扶苏被欺骗而自杀,其余的皇子、公主被诛杀殆尽;秦始皇的绝大部分辅臣、爱将及近侍之臣,包括蒙恬、李斯等人相继被贬斥 ,诛杀甚至灭门。秦朝的政治日益黑暗,恐怖,统治集团内部离心离德,人心涣散。
秦二世不仅没有调整严刑酷罚、横征暴敛的政策,反而推行更严厉的“督责之术”,制定更残酷的律条刑罚,征发更繁重的赋税徭役。调整政治的机遇丧失了,国家的根本摇动了。秦朝的君臣关系,君民关系全而恶化。
恰在此时,又发生了皇帝制度下第一次宦官专政。权宦赵高身为帝师,位居宰相,专擅朝政。他挟持庸君,欺上瞒下,乃至于指鹿为马。后来竟发展到弑君篡政,图谋称帝。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皇权变异。秦朝的政治已然无善可伐,民众之苦已然无以复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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