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讲的是Paul Farmer医生在海地以及其他贫穷地区行医的故事。读完这本书以后我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他选择了用最艰难的、自我牺牲的方式去拯救那些贫穷者、被压迫者、被忽视者。你甚至都无法嫉妒他。他存在的意义就是让你时刻提醒自己，不管你做了多少，你都还做得不够。以及，无论如何，你会感激这个世界上有他这样一个人存在。”本文内容是摘录书中部分对我触动最深的片段。）
Farmer医生写过一本书，《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传染病，尤其是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着重提及的结核病和艾滋病，不仅仅是身体的疾病，更是社会的疾病。贫穷者也是传染病最大的受害者。
这个哈佛医学院毕业的医生为什么选择在海地这个全世界最贫穷的国家免费行医？Farmer医生说，你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自我牺牲，但也可以说是一种解决内心矛盾的方式。“我向这个世界出售我的服务，但有些人买不起，我对此感到内心矛盾。你会感到矛盾，因为你应该感到矛盾，‘逗号’。”——Farmer医生用“逗号”代表了逗号后面跟着的那个词，“asshole”。
海地的中央高原地区曾经很贫穷。然后美国用国际援助和军队给海地带来了一个民主的政府和艾滋病，然后他们变得更贫穷。一部分国际援助被用于修建水电站。水电站修好了，住在首都太子港的美国人和海地中产阶级有了源源不断的电力。而水坝淹没了中央高原地区的农田，农民被迫耕种山脊上的小块田地。然后当邻国多米尼加爆发猪瘟的时候，美国担心猪瘟威胁本国养猪业，于是要求海地与多米尼加一起杀掉了所有土生猪，并事后补偿给农民衣阿华农场饲养的猪。这些农场养大的猪在山上根本无法生存。于是海地农民又失去了他们的猪。第二年，由于失去了一切额外收入来源，小学入学率急剧下降。感谢美国博爱的国际援助。
关于什么是人人生而应有的基本权利，Farmer医生说：“干净的水，医疗，学校，食物，铁皮屋顶和水泥地板。”2000年阿里斯蒂德连任海地总统，联合国认为一个人连当十年总统是不民主的，于是他们中止了对海地的国际援助和贷款。“有时候我会想，也许脑子有问题的是我。”Farmer医生这样评价，“不让人得到干净的饮水，不让小孩上学识字，不让这个国家重建公共卫生体系，也许这一切都有它好的一面。但我还是觉得，发疯的不是我，是做这些决定的人。”
然后，面对患病的穷人，这个世界说，治疗他们太不“经济”。Farmer医生在中央高原地区治疗结核病患者，他和他的同事们会步行几小时山路就为走访一个结核病患者，确保患者按时吃药、有钱吃饭、房子能遮风挡雨。他们得到了100%的结核病治愈率。有人会说“你不能要求每个医生都像你这样工作”，Farmer医生说，他的回答是“Fuck you”。知识分子们坐在空调开得太足的玻璃办公室里谈论针对贫困地区的病患使用“适当的技术”。“你知道‘适当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富人用好东西，穷人用狗屎。”Farmer医生这样评价。
Farmer医生说到“WL”——白人自由主义者——会谈论穷人的一种方式：他们很穷，但他们很快乐。对此，Farmer医生说：“他们会友善地微笑，他们很有幽默感，但这是跟‘快乐’完全不同的两码事。”现在世界银行的行长Jim Kim早年跟Farmer医生一道在海地行医。有人问他，你凭什么把你的病人叫做“穷人”，他们并不这样称呼自己。Kim答道：“好啊，要不叫他们快死的人怎么样？”
年轻的中产阶级大学生们去海地（以及其他若干贫穷的地方）做志愿者，并且半真半假地希望融入本地社区。Farmer医生的评价是：“穷人不想要你看起来跟他们一样。穷人想要你穿西装打领带并且给他们带来食物和水，‘逗号’。”
在贫穷国家，患耐多药结核（MDR）的病人通常会死，因为变异的结核菌对一线药物产生抗药性，而二线药物又太贵。Jim Kim说：“幸亏结核病是空气传播的。”——否则有钱人会任由结核病患者自生自灭，没人有动力去推低药品价格。在Kim全力推动之前，这种缺乏动力到了如此的程度：生产二线抗结核药物的几家厂商垄断市场收取高价，没有其他厂商尝试低价打入这个市场，甚至几乎没人知道相关的专利早都已经过期多年了。相信自由市场会自动消灭垄断的人应该来解释这个现象。
而在“自由”的对立面。古巴的平均医生密度全世界最高，几乎有美国两倍。话说回来，美国糟糕到了什么程度？波士顿的传教山社区婴幼儿死亡率高于古巴。纽约的哈林区5到65岁男性死亡率高于孟加拉。哈佛的一位教授说，斯堪地纳维亚国家提供了一个既保障优质公共医疗又保障政治自由的例子。Farmer医生说：“他们是在管理富裕，我们是在管理贫穷。在管理贫穷这方面，海地是个坏典型，古巴是个好典型。”
这个世界的各种不对的事，Farmer医生认为最根本的是抹去了具体的人、具体的痛苦。“我惊讶于人们如何可以不关心、抹去、忘记。”可能这是他一直不脱离一线临床实践的原因。“没有临床工作，我什么也不是。”他这样说道。PIH曾经花费两万美元用专机把一个患鼻咽癌的儿童送到波士顿治疗。有人问这样的做法是否合理，Farmer医生说：“你为患者做任何你能做的事。如果是我自己病重，我不会觉得这个做法不合理。”但是两万美元本来不是可以用来干很多别的事吗？“比如用来给医生开工资。‘天，我的薪水就有五倍于John需要的专机费用，而我才29岁’——如果你这么说出来，你听起来就像个asshole；而如果你说这两万美元可以花在别的地方，你听起来就很深思熟虑。这是哪儿不对了？我说不清。我发现很难在不冒犯某些人的前提下把这个道理讲明白。”
“如果你说走七个小时去看两家病人不值得，你就是在说他们的命不如别人的命重要。而认为有些人的命不那么重要，是这个世界上所有错误的根源。”又一整天的跋山涉水以后，Farmer医生说，“谈到公共卫生，很多人说家庭、村庄、社区、城市、国家。首先是病人，一个一个的病人，治疗病人的时候，你才会学到怎么治疗一个家庭、一个村庄、一个城市、一个国家，也许整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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