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学诚的《文史通义》被称为开新学术风气的作品，他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个领域，这部书也和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清代的乾隆、嘉庆年间，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出现了两大发展趋势：一是乾嘉考据学，产生了不少考据学大家，他们撰写的考史著作和考订的古籍可谓汗牛充栋，在考证历史事实和考证史书讹误等方面都取得了辉煌成就。二是文史理论的总结，产生了以浙东学派史家章学诚为代表的批评性与总结性相结合的史学思潮，对18世纪以前的中国史学作了系统考察与总结，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就，成为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而居于这座理论丰碑顶端的著作，就是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它被称为开新学术风气的作品，主张借古通今，所论涉及史学、文学、校雠学等多个领域，这部书也和刘知幾的《史通》并称为我国古代史学理论的“双璧”。
章学诚（1738—1801），字实斋，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他生活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值乾隆中叶至嘉庆初年考据学风靡全国的时期，然而他却不追随流俗从事考证，而是针砭学术，探究校雠源流和史学义例，这就注定其学问不被当时社会所接受，章学诚本人也在乾嘉年间默默无闻，一生穷困潦倒，命运坎坷。但是，仕途的挫折和治学的寂寞造就了他不甘屈服、勇于另辟学术蹊境的性格，生命不止，著述不辍，不仅为清代乾嘉时期的中国史学开辟出一片新天地，而且对中国古代文史理论和治学方法作出了特殊贡献，奠定了他在中国学术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其主要著作除了《文史通义》外，还有《校雠通义》《乙卯札记》《丙辰札记》《史籍考》等，这些作品被后人编为《章氏遗书》。
据史料记载，章学诚少年时并不聪慧，读书每日不过二三百言，记忆也不牢固，对文字也没有深入的理解。此外，他的身体也不是很好，幼时多病，好不容易有所好转，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直到十五六岁以后，才知识渐开，泛览群书，在父亲的启发诱导下，开始对史学产生兴趣，曾在塾课之余取《左传》《国语》等先秦典籍，试图按照纪、表、志、传的体例编撰纪传体的《东周书》，已撰成百余卷，后被塾师发觉而被迫终止。然而，这一实践为他后来专门从事史学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七年（1762），二十五岁的章学诚入京师国子监读书，因不谙世故，屡屡受挫。他曾回忆说：“始余入监舍，年方二十有五，意气落落，不可一世，不知人世艰也。……每大比，决科集试至三四百人，所斥落者不过五七人而已，余每在五七人中。祭酒以下，不余人齿；同舍诸生，视余若无物。”幸运的是，学者朱筠对其颇为赏识，招其入门下受业。章学诚从朱筠问学，不仅得到朱筠的言传身教，而且得交戴震、邵晋涵、洪亮吉等知名学者，学业大有长进。这一时期他治学的重点仍然在史学，所得的钱，除用于生活外，其余全部用来买书。他说自己“性尤嗜史，而累朝正史计部二十有三，非数十金不能致，则层累求之，凡三年而始全”。这是很不容易的。在购书的基础上，章学诚开始深入研究纪传体史书。
在京的十余年，章学诚虽然屡试不第，饱受世人讥讽，被人“视为怪物，诧为异类”，但却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从未动摇治史的决心，在学业上也逐步趋于专精和成熟，为其文史撰述打下了基础。
乾隆四十三年（1778），章学诚经过七次科举考试，终于考中进士。然而他自知性格与社会格格不入，于是没有选择走仕途之路，而是以教读与著述为生。为了生计，他不得不奔走各地，曾经主讲水平书院、清漳书院、敬胜书院、莲池书院、定武书院、文正书院，为地方官府修撰《天门县志》《和州志》《永清县志》《亳州志》《湖北通志》等。虽然生活多有坎坷，但他并没有屈服，反而迸发出向艰难困苦的环境抗争的勇气，经常是“江湖疲于奔走，……撰著于车尘马足之间”，不断坚持史学义例和校雠义法的研究，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
章学诚在学术实践的基础上，非常注重积累治学经验，他自称“鄙于读书无他长，子史诸集，颇能一览而得其指归”，注重把握各家的著述宗旨；又“能窥及前人所未到处”，所以“能别出意见”。正因为他具备这种学术素养，所以才能撰写出《文史通义》这部成一家之言的史学理论著作。这部书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阐明史学家法和著史之意，辨析各种史书体裁，抨击治学各分畛域的积弊，宣扬史学经世致用的价值。
一般认为，《文史通义》一书的写作，自章学诚三十五岁起，至六十四岁逝世时止，历时二十九年。但严格说来，他仍没有写完。
要说写《文史通义》的目的，还要从刘知幾及其《史通》说起。应该说，章学诚的经历和刘知幾有很多相似之处，这一点章学诚自己也有所提及，他在给朋友的信中叙述刘知幾在仕途、史馆的遭遇，包括任九品获嘉县主簿十九年而没有升迁，担任六品史官“著作佐郎”，馆内互相排挤，“凿枘相违，龃龉难入”，后“三为史臣，再入东观”，但并没有给刘知幾的功名带来多少帮助。因此，刘知幾干脆不以官场为意，开始私撰《史通》，后成名著。不得志的章学诚，此时的想法便是效仿刘知幾，靠自己的著述留名后世。他曾说：“学问之事，……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即治学），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
但是，刘知幾的《史通》在中国史学批评史上已经树立了一座高峰，后人要赶上或超过它，就必须寻找突破口，创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史通》主要评论史书体例与编撰方法，同时论述史籍源流与前人修史之得失，提出修史需“才、学、识”三长，才者，文笔之精妙也；学者，史料之精熟也；识者，选材之精当也。
章学诚青年时就在史学理论方面崭露头角，人们常将他与刘知幾相比，但章学诚不同意这种做法，说道：“截然两途，不相入也。”体现了他要超越刘知幾史学理论的志向和抱负。
纵观《文史通义》，其中确有很多发明创见，言刘知幾所未言，从而在中国史学理论史上树立起第二座高峰。
章学诚最重要的学术贡献就在于他对“六经皆史论”的阐发。明朝中叶，王阳明曾提出过“六经皆只是史”这一命题，后来王世贞、李贽等人也有类似的意见。但以上学者所论经史关系既与章学诚所处的时代背景不同，其意蕴更不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论”丰富与深刻的内涵相比。换言之，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论”系针对时弊而发，并构成了他全部思想体系的理论原点。
为什么说“六经皆史”？章学诚认为“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古代原本“无经史之别，六艺皆掌之史官，不特《尚书》与《春秋》也”，“三代学术，知有史而不知有经，切人事也”。也就是说，离开了“史”，“经”将无以立足。这个观点无疑是“经”“史”关系的重大突破。
章学诚还认为，“史”之所以能够成为“学”，贵在史之有“义”，而非简单的史料考订、搜集与排比。治史贵在有“别识心裁”，“别识心裁”就是“史意”。他把阐发史意作为《文史通义》一书的最高宗旨，认为史学主要包括史事、史文、史义（史意）三个部分，其中史义（史意）是灵魂。那么，章学诚为何如此强调史意的重要性呢？这与当时的学术背景有关。乾嘉时代，考据之风盛行，学者们终日埋头于典籍之中，不问世事，多为无用的鱼虫之学。章学诚认为这是从明人无本空谈的一个极端走到了过分强调实证的另一个极端，因而应该对考据学风有所矫正，方法就是提倡发挥自己的主观见解，这就是“史意”。可见，《文史通义》以“史意”为宗旨，有矫正当时考据学风之意。
既然“史意”贵在“别识心裁”，则其中必然蕴含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处理不好，很容易走入左右史实、任情褒贬的歧途。为此，章学诚在刘知幾“才、学、识”史学三长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史德”。所谓“史德”，用章学诚的话说就是“著述者之心术也”，实质上就是一个史学家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心术”，应当具备什么样的本体精神或自觉意识的问题。章学诚认为史学家撰史评史不能没有感情，但又绝不能放纵感情，感情用事必然会使气失宕、淑、骄，情失流、溺、偏。因此，把握好史实与感情的分寸正是“别识心裁”的主旨所在，这也是史家追求的一种崇高境界。
章学诚撰写《文史通义》的第二个目的是为著作之林校雠得失。他所谓的“校雠”，并不局限于厘正错误，更主要的是辨学术、考源流。他说：“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所谓“班”，是指东汉班固的《汉书》，“刘”指西汉学者刘向，《雕龙》即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
可以看出，章学诚通过“六经皆史”“做史贵知其意”和“史德”等历史观，建立了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这是对中国古代史学理论做出的全面总结与创新，从这个意义上说，章学诚在史学理论上的建树标志着中国古代史学理论体系的成熟。
《文史通义》的价值首先体现在“经世致用”思想上。章学诚在书中说道：“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且如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后之言著述者，舍今而求古，舍人事而言性天，则吾不得而知之矣。学者不知斯义，不足言史学也。”可见，在章学诚看来，如果治史做不到经世，就对史学的研究失去了发言权。
他提出“六经皆史”，目的就是反对空疏义理和传统考据学。在章学诚看来，古代的“六经”只应作为历史记载的角色被研究，它们既非载道之书，也不是道本身，先前学者们对六经的盲目推崇，导致了宋明时代学术的空疏之风。在这一前提下，章学诚便极力反对学人即经求道的做法。
而“史意”则是史学经世的关键途径，包括史家对历史事实、历史规律和对史学方法、史学思想的认识，其中史家的修史旨趣显得十分重要。在章学诚看来，史事和史文只是存义的资料和工具，只有将它们与史义（史意）相结合，体现史书的内核和本义，才能称得上是真正的史学。而史家要想探寻反映历史发展趋势的规律和宗旨，就必须结合时下的社会现状，将“史学”与“经世”二者有机结合起来。
章学诚还按照自己的史学思想，将史学著作和史书区分为“撰述”和“记注”两种类型。“撰述”是指史家自己的学术著作，而“记注”则是文献与资料的汇总编辑。从侧重点来看，“记注”主要考察的是史学家对原始资料的整理和记诵，而“撰述”则凭借史家个人的才识和思想，突出史学的内核。“记注”是原始资料，也是历史研究的基础；“撰述”有着思想内涵和学术价值，二者不可分离，不可偏废，都是为经世致用服务的。
章学诚坚持史学研究必须结合社会现实，认为只要是脱离了现实的学问，就是无益于社会的空疏学问。这种思想对于我们今天研究历史不无借鉴意义，我们今天提倡鉴古知今、以史为鉴，也是看中历史能够为现实服务这一层面。
此外，书中还提出了许多为学的方法，特别是《博约》篇中提到的“学贵博而能约”的思想，很值得我们注意。
《博约》篇概括了博学和专精的关系，提出了一般知识与专门研究并重的治学思想，此处的“博”，意为渊博，即广泛地浏览、系统地涉猎；“约”意为专精，即在广泛浏览的基础上，选择一个领域进行深入研究。要做到“约”，首先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基础，从而体现了“博”和“约”的辩证统一关系。也就是说，“博”的目的应该在“约”，为约而求博，体现了明确的目的性；反之，“约”也只有在“博”的基础上才能实现，要成专家之学，必然要有渊博的知识作为基础，有了丰富的学问，才能择一而专。所以二者在治学过程中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整体。有了渊博的知识，才能于其中选择一项，精而专之；有了博览以为基础，才能上升到专精。
需要指出的是，章学诚所提倡的广泛涉猎并不是漫无边际地全盘皆收，而是有明确原则的。也就是说，广泛地学习也应当有明确的目标和方向。学海无涯，“以一人之身而逐无端之好尚，尧、舜有所不能也”，我们如果不加选择，即便终老也未必能有所建树。而所谓专门之学，也不仅仅指“学一先生之言以自封域”的因名气而成为专家的人，而是能够在相应的专业领域有所思考，能出一家之言、成一家之学的人。
有人认为章学诚强调专门之学会影响对知识的整体认识，对此章学诚也作了清晰的论述：学者的精力和生命有限，必将在浩瀚的知识海洋中有所选择，这是不得不做的事情。而学有所专就是将专于一家之学和暂缓其他知识的学习相调和，把当下主要的精力放在某一专门的学术领域中，而这并不意味着对整体知识的放弃，反而在专门之学达到一定水平的时候实现知识门类之间的互通。可见“博”和“约”互为前提，互相促进，这才是章氏治学之道的精髓所在。
“博约”思想所体现的治学方法在理论和实践上是有其科学性的，对于我们今天治学而言，处理好“博”和“约”的关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的生命是有限的，而知识是无限的，正所谓“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正因如此，求取知识就不能漫无目的，如欲以人有限的生命而阅尽无限的书籍，便是不自量力，便不是实事求是的学习态度。因而博览群书的目的应该是为了专精服务，学问之归宿也应在成一家之学。那么，如何成一家之学呢？当然在于创新和独见，而创新和产生独见的基础，则是要有博览群书的功夫和积累。这种广博的阅读常常要超越所攻专业之学的范围，实现“博杂”。
至于如何选择专精领域的问题，章学诚并未清楚地加以讲述。在当代社会，这个问题对于求学尤为重要。我们应结合个人的兴趣和能力以及时代的需要等方面来综合考虑，特别是要对跨学科的内容进行学习和研究。这种方式对研究者来说既可以丰富知识、开阔视野，同时也能有方向地朝较新领域探索，这应当是治学的有效门径之一。
周 刊编辑：东方 / 行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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