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站南广场曾有一座标志性建筑——苏联红军阵亡将士纪念碑，俗称“坦克碑”。
在其矗立的61年中，“南站坦克碑下见”成为很多人接送亲朋好友相会的习惯约定。
如今，纪念碑早已迁至沈阳城北的苏联红军烈士陵园，而与之相关的记忆在沈阳人心中无法抹去。
苏军建多座烈士纪念塔
沈阳站坦克碑的来历要从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说起，雅尔塔会议是美国、英国和前苏联三个大国在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之间即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即将取得胜利之际，举行的一次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秘密首脑会议，会议确立了战后的格局以及前苏联出兵中国东北的事项。史料记载， 1945年8月8日，前苏联对日正式宣战。 9日凌晨， 150余万苏军几乎在所有方向上跨过了国界，强渡了额尔古纳河、黑龙江和乌苏里江，分别从后贝加尔、黑龙江沿岸和滨海地区进入了中国东北境内，在5000多公里的正面战场上展开了强有力的攻击。
虽然经过迅速补充，总兵力已经达到95万人，但关东军兵力的增加只是一种表面的膨胀，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各个战场连遭惨败，士气低落，关东军往日的威风已经不复存在，在极短的时间内，日军苦心经营14年的防线彻底崩溃了。
关东军总司令部命令溥仪放弃新京（长春），随军“迁都”通化，企图在那里与苏军决一死战，此时的关东军官兵已经完全没有了斗志，纷纷逃命。原来设想的大决战竟然化为一场“追逃游戏”。苏军各个方面军的作战行动都进展顺利。特别是由克拉夫钦科上将指挥的近卫坦克第六集团军在大兴安岭的突击行动收到了奇效，在不到一周时间已前突到东北中部地区，创造了一个奇迹。
8月15日，日本天皇裕仁公开宣布投降，但骄横一世的关东军以没有收到停战命令为借口，仍然坚持“玉碎”政策。到17日，除海拉尔、虎头、东宁等要塞的残余日军仍在顽抗外，其余大多已经丧失战斗能力。最终，败局已定的关东军只好乞降。至此，苏军仅用了不到10天的时间就全歼了“皇军之花”关东军。8月19日，苏军开进齐齐哈尔。 8月20日，苏军解放了长春、沈阳、哈尔滨、佳木斯等城市；8月22日，苏军先头部队进抵旅顺、大连； 23日和24日，苏坦克部队乘火车进驻旅顺、大连。
据俄罗斯官方统计，在与日本法西斯作战中，大约有14500名苏军战士牺牲在中国境内，为了纪念在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中牺牲的苏军烈士，苏军先后在中国境内的哈尔滨、长春、沈阳、大连、金州、齐齐哈尔、满洲里、海拉尔、图们等45座城市修建了苏军烈士纪念塔，总数不少于50座，绝大多数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东部地区。
碑顶坦克模型重达13吨
在攻击沈阳火车站的战斗中，苏军与日本关东军打得非常惨烈。苏军相当数量的坦克进行轮番冲击，而固守在车站里的日军凭借地形优势，频频发射钢炮炮弹，苏军多辆坦克被命中起火，人员伤亡较大。战斗结束后，苏军在与中国协商之后，在沈阳站站前广场树立一座顶部悬置坦克的纪念碑，以纪念苏军阵亡将士。
该纪念碑由前苏联国防部设计投资，全名为“苏联后贝加尔坦克军将士纪念碑”， 纪念碑为方柱形花岗岩条石砌成，占地146.8平方米，通高24.27米。纪念碑分碑顶、碑身、基座三部分。纪念碑最夺人眼球的地方就是碑顶上安放着一辆青铜铸造的坦克模型，其长3.9米、高3.6米，车身呈30度角上扬，炮口指向东方，体积为实物的三分之二，重达13吨，是在鞍山的一家工厂制造的。
据沈阳的鲍文仲先生回忆， 1945年9月的一天，两名苏军军官骑着摩托车，把时年18岁的鲍文仲从家里接到驻沈的苏军司令部。苏军少将菲力雅司金、少校工程师雷普山可基，将一张由前苏联工程技术人员设计的图纸递给了他，当场任命鲍文仲为建造纪念碑的现场管理员，并协助招募50名石匠。
9月17日，现场施工开始。苏军对工地一直把守很严，参加施工的人员都发有出入证，并经常调换。 9月20日上午，苏军在站前举行了隆重的仪式，安葬了10名苏军坦克战士的骨灰。 11月7日，纪念碑建成，仅用了51天。 11月14日，苏军司令部正式把这座纪念碑移交给沈阳市政府。修建期间，还曾在空中拍了照片。
1945年11月11日出版的东北日报二版头条位置，刊登了显著的大字号标题，其肩题为“纪念十月革命廿八周年”，主题为“沈阳举行盛大庆祝会”，副题为“洋溢着中苏两大民族团结和胜利精神”。报道再现了11月7日纪念十月革命数万人大会的盛况。大会是中苏联合举行的，地址在沈阳的“日本站”，这是老百姓的俗称，其实就是沈阳站。当宣布开会时，连珠似的礼炮声，引起人们的振奋与遐想。在广场中央，红军烈士纪念碑，亦与同时开幕。几十丈长的白色幕布，慢慢地拉了下来，白石的碑顶上，现出一架黄铜铸的坦克，在明朗的阳光里，坦克现出金色，而不似如今的绿色。当年，鲍文仲先生在介绍参与建碑的过程时，对碑下究竟埋了些什么也说不太清楚，原因是：他是一般管理人员，只负责修建。相关档案记载，纪念碑基座下面有一个宽0.8米、长2.5米、深2米的墓穴，安葬了10位苏军烈士的骨灰。名单上写着烈士的名字———阿乌强斯基少校、沃尔科夫少校、勃烈奇耶夫大尉，士兵顾德拉伊、格拉琴克、多洛托夫、斯波里安诺娃、谢列斯基、波达科夫、切尔涅茨基。
习惯约定坦克碑下集合
由于纪念碑位于沈阳市中心的沈阳站广场，南来北往的人川流不息，纪念碑建成后几乎成了沈阳市的城市标志之一。在此后的几十年里，在沈阳人的心目中，坦克碑的知名度不亚于一宫两陵。有多少沈阳人在它的身上见证了爱情，见证了离别，见证了儿时的回忆，也见证了少年的成长。在沈阳站南广场，纪念碑周围始终会围着一圈乘客，这里成为很多人等待上车前习惯停留的地方。纪念碑还是人们的约会地点，无论因为什么原因约会，纪念碑都是沈阳站利用率最高的地方。“南站坦克碑下见”是多少沈阳人接送亲朋好友相会习惯约定。
那时，很多人愿意在这里集合，不管来自哪，不管有多少人，人们一眼就能找到等待自己的人，对于集合的人来说，大家都聚在一起说笑，没人不时地向某个方向去看，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位置谁都走不错。“记得小时候，坦克碑是集合地点。我妈单位旅游，所有同事都到坦克碑下面集合，没了坦克碑，现在在沈阳站集合还不好弄呢，经常找不到人。 ”李先生说。
李先生对这个纪念碑还有着特殊的记忆，他在北京工作多年，还记得若干年前的那个场景：他在大年初一的凌晨四五点钟沈阳南站的出站口前,迎着凛冽的寒风，顶着鹅毛的大雪，借着站台外昏黄萤弱的灯光，第一眼就望向沈阳广场那个标志性建筑--一座顶部是辆坦克的纪念碑，这幅画面便永远地定格在他的记忆中。后来，只要回沈阳，他就还会有意地选择停靠在沈阳南站的火车，还会在出站口的一刹那有意无意地用目光去寻找那座记忆中熟悉的纪念碑的身影，“因为看到它，心里就会不由得感觉到一种回家的踏实，就会不由得涌起一股如家般的暖流。”
像李生生一样，那些长年工作在外地的人，过年返乡走出火车站的那一刻，第一眼会习惯性地看向这个纪念碑。
纪念碑还有一个重要用途，就是留影的地方。很多初次来沈阳的人，一下火车就会发现这座纪念碑很有特点，于是都会在这里按动快门，留下身影。即使沈阳人也愿意把外地人拉到这里看一看，拍拍照。 李先生至今还保存着在纪念碑下面的一张照片，一身中山装，上衣的左上衣兜捌着一支英雄牌钢笔。
坦克碑曾经历六次整修
相关资料记载， 1970年后，纪念碑先后经历了六次整修维护，第一次是在1970年11月17日，崩毁后复建；第二次是在1981年8月1日，设围栏保护；第三次是1988年7月16日，对碑面条石维修；第四次在1988年8月25日，采用“挂钩”技术保护碑体石板；第五次在1991年5月16日，采用方钢围圈保护；第六次是1999年7月2日，对纪念碑进行清洗。而早在 1969年2月底，这座坦克模型曾被吊装下来，保存在当时的沈阳市安装公司、后来的辽宁省安装公司院内， 3年之后，坦克模型才回到原来的位置上。这个纪念碑1963年被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1987年，它被批准为沈阳市重点保护文物。 作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曾有无数俄罗斯人、中国人来纪念碑瞻仰、纪念。 1988年，沈阳站日客流量最高达19万人，而在车站并没有扩建，候车室没有扩大的情况下，站前广场包括坦克纪念碑，便成为第二候车场所。
2003年，沈阳地铁规划中将沈阳站广场确定为换乘站，沈阳市开始向国家有关部门及俄罗斯驻沈阳总领事馆提交拆迁报告，得到同意。从2003年至2005年，沈阳市几次向国家文物局、民政部递交拆迁方案，获得批准。
当时对坦克碑的去留与否，沈城各界曾经多次讨论。有的人认为：现存的“坦克碑”与沈阳站欧式风格的总体改造理念相悖，不迁碑将影响整体效果改造后的沈阳站；同时，设计中的沈阳一号地铁线在南站的出入口正处于碑的下方，不迁走将影响地铁线路的建设。也有的人认为：坦克碑是沈阳的“名片”和“灵魂”，承载着老沈阳人的眷恋和情感，也是沈阳少有的一本见证历史的生动深刻、形象感人的实物教材。
2006年9月，纪念碑搬迁到了沈阳城北的前苏联红军烈士陵园，并特建立一座塔柱，安放坦克和浮雕。至此，纪念碑在沈阳站南广场共计矗立61年。
2010年8月23日，沈阳站在坦克碑原址上新建了一块纪念碑。碑文以中间的原坦克纪念碑图案为分割，南面为外文，北面为中文。碑文记录了坦克碑的历史和迁移原因、时间、地点。
苏军在沈阳、长春、哈尔滨三个城市建的三座纪念碑主体造型分别是坦克、飞机、军舰，合为海陆空纪念碑。而三座纪念碑有一个共同点：碑顶三种兵器的炮口一律指向东方。
北国网、辽沈晚报记者 关切“坦克碑”被迁走前。 资料图片1946年拍摄的“坦克碑”。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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