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山大·纳诺的浸入式不干预拍摄对象的纪录片作为一部强有力的镜像，讲述了布加勒斯特贫民区的几位难以逃脱毒品、贫穷和恶魔般母亲的掌控的姐弟的故事。
历时15个月，亚历山大·纳诺（Alexander Nanau）的纪录片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迷人但又令人不安的视角，呈现出了布加勒斯特贫民区三个孩子的生活。这部影片大部分是以孩子的视角拍摄，并且没有任何明显的导演痕迹。影片专注于这一对姐弟，他们或许有一丝希望摆脱毒品、贫穷和恶魔般母亲的掌控。正是这一丝稍纵即逝的希望，使得《托托》这部影片成为这样一种令人深感痛心的经历 ，这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免地引发了对纪录片伦理的探讨：介入干预是否可能？影片在苏黎世和华沙分别获得最佳纪录片奖。该影片将会在电影节引起轰动，但与此同时也会引发意义深远、富有价值的讨论。
在辛米妮卡·佩特雷失败的假释听证会上，她声称在服刑期间，三个孩子都被她的兄弟照顾。在看到她的孩子的住所后，观众已经知道“照顾”的说法有点言过其辞了。17岁的安娜、15岁的安德列娅以及10岁的托托奈勒（也就是“托托”），在一个看起来像是有裂缝的公用窝棚中漂泊生活，周围满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在注射毒品的亲戚和其他人。辛米妮卡已在狱中四年，并且还有三年要度过，也就是说，考虑到孩子们的状况，他们活到现在实属奇迹。
大姐安娜恐怕已然不可救药。她早已与周围的人一起吸毒，对自己的兄妹没有责任感，对自己的未来没有任何期许。在纳诺拍摄期间，她因毒品交易被捕；出狱后她向妹妹承诺将改过自新，但没过多久便再度注射毒品。
起初，托托是个小混混，顽固任性，对周围的污秽肮脏已经司空见惯。他从未去过学校，但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参加了教育俱乐部，学习了阅读和写作并在一名有活力的教练的指导下开始学习街舞。教练的坚定鼓励为帮他走出贫民区提供了可能。托托的热情和决心为影片注入了一剂不可或缺的乐观。
接下来是安德烈娅。这部纪录片很容易被叫做《安德烈娅和她的姐弟》，因为她的故事最让人心痛。起初，她尽可能地在朋友家过夜，因为这是她仅有的逃避方式。但随着安娜渐行渐远，安德列娅意识到，她唯一的生存办法就是和托托相依为命。她在教育社区的时间不如弟弟那么顺利——她不太容易集中注意力，并且因为要照顾他们两个人而不堪重负——但她努力掌控一切。
在一个重要的时刻，一名社区工作者催促她和托托去一家孤儿院。虽然这样做就意味着抛弃安娜，抛弃她唯一熟知的生活，但安德烈娅意识到这是他们唯一一次机会。利用别人赠与她的一部相机，她制作了一部视频日记，纳诺把这部分插入到自己的影片中，从而帮助观众更加充分融入她的角色。在影片最后，思米妮卡提前一年出狱。安德烈娅想和托托待在孤儿院，但他们的母亲不同意。就在那一刻，观众心里渐渐生出的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纳诺坚信，他使观众完全投入到这些孩子身上，并且在某个时间点，已经很难去问是否干预比摄像机更被需要。在之前的纪录片《艾恩·B眼中的世界》中，导演曾面临这样的问题，那时他安排拍摄对象去租一间公寓，最后实验失败。这让他学到了教训。但是，有着被告知（如果被扭曲）的自由意志的成年人，和一个具备应对被赋予的角色的孩子之间，是否有区别？责任的极限是什么？谁来负责？可以争论说，一些非虚构影片成为了社会变革的催化剂，但这样的反应真的会在当代罗马尼亚发生吗？这些问题很难回答，不仅答案，就连《托托和他的姐姐们》的部分重要性也一定存在于由这些问题引发的讨论当中。
仅就电影拍摄而言，这部影片形式上的不妥协令人印象深刻，并且是“未察觉的观察者”拍摄的优秀实例（很大程度上因为纳诺担任了摄影指导）。辛米妮卡在镜头前似乎在表演，但孩子们并不需要这样的伪装，尤其是安德列娅，她时常给人感觉在致命浪潮上游泳，少有观众不被感动。
By杰伊·维斯伯格 翻译：王岳 马子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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