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剌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剌绣作书画、饰;第六节余论;一、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较之汉唐文化粗犷朴素的伟大,宋代文化以细腻典雅的;历来关于张择端描绘汴京繁华景象的风俗画《清明上河;这些争论的背后,实则亦反映了世人对两宋繁华的缅怀;二、苏轼的画论,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一)苏轼心目中的“士人画”主要指哪类画?;苏轼所谓的
宋代剌绣施针匀细,设色丰富,盛行用剌绣作书画、饰件等;并分化为欣赏性绘画与实用性剌绣两大支系。
第六节 余论
一、陈寅恪曾言:“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年之演变,造极于赵宋之世。”宋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中华文明的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但宋代却先亡于女真,再亡于蒙元,而且由于蒙元的入侵,宋文化遭到彻底的毁坏。
较之汉唐文化粗犷朴素的伟大,宋代文化以细腻典雅的精致而取胜。而过分细腻精致之物常不可久保,正因宋人于审美境界中的苦心孤诣,他们创造了至今仍令人陶醉不已的伟大文化,但也正因他们过分沉浸于审美快感之中,而对军国大事无所用心,终致使这种文化不可避免地走向失落[1]。
历来关于张择端描绘汴京繁华景象的风俗画《清明上河图》的争论颇多:如创作年代,董其昌称“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南宋时追慕汴京景物,有西方美人之思。”李东阳则称此图卷首有宋徽宗题标,应是北宋时作品。又如“清明”、“上河”作何解,此画的诸本流传,图中所画无柱之桥是否为“虹桥”等问题,亦是聚讼纷纭,莫衷一是[2]。
这些争论的背后,实则亦反映了世人对两宋繁华的缅怀与追忆。在后人看来,两宋的繁华就如南柯一梦,恰因其如梦如幻,朦胧缥缈间才更添一层惹人追思和向往的情致。
二、苏轼的画论,在历史上产生的影响极为深远。特别是到了文人画蔚然兴盛的明清两代,他画论中的某些片言只语更是被文人画派广为传诵,奉为至高无上的金科玉律。但是在众口流传中被各自解以己意,产生出各种误解和曲解。为了还苏轼的文人画观以本来面目,某些被误解和曲解的问题很值得澄清与订正。
(一)苏轼心目中的“士人画”主要指哪类画?
苏轼所谓的“士人画”观即文人画观,它具有自己的时代特点:1、它既非过去那种单纯以画家身份贵贱作为划分标准,也非如后来明清之世那种专看作画态度的是否“以画为乐,以画为寄”等来分辨其是否文人画。2、苏轼区分“士人画”与“画工”画,虽也取决于画家身份,但并不搞“唯身份论”。他虽把文同和他自己为代表的文人墨戏画归入文人画范畴,但主要的是把上自王维、下迄李公麟、王诜等为代表的文人画的正规画作为文人画。文人所画的正规画,无论是题材、格局、技法等方面,都与画工所画并无显著的
外来区别。区别只在于文人之画于无形中显示出某种文人士大夫所特有的气质、素养、情趣。换言之,在苏轼心目中,从王维到王诜等大量文人所画的正规画,其与画工所画区别之处,主要不取决于作品的外在造型诸因素,而取决于作品内在的“意气”或“思致”。
(二)“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是指论画还是指作画?
苏轼诗中分明说的是“论画”,而不是说的“作画”。“论”与“作”虽只一字之差,却含糊不得。苏轼的原意是说论画(观画)不可仅止于形似,不可像儿童论画那样所见之不广,而应通过形似并超出形似以获得更多的情趣;而不是说其所论(所观)之画不当有其形似(对于画者而言,是不能不讲形似问题的)。总之,苏轼此言仅从论画原理上来论述,决不是从作画的具体表现手法来论述的。把这两句诗理解为在具体表现手法上的鄙弃形似,是与苏轼原诗立论的主旨相悖的。
对苏轼这两句诗加以曲解,始于南宋初年,到了明清两代,几乎所有悖理害意的作画、论画的毛病,都拿苏轼这两句诗来加以诡辩和美化。这是苏轼始料所不及和不能任其咎的
[3]。
三、宋人的文人画观,与明清两代所言大不相同。成书于南宋初年的《画继》最早记载了北宋中晚期文人画思潮的种种表现。此书《杂说·论远》开宗明义第一条谓:“画者文之极也。故古今之(文?)人,颇多着意。张彦远所次历代画人,冠裳太半。唐则少陵题咏,曲尽形容;昌黎作记,不遗毫发。本朝文忠欧公(欧阳修)、三苏父子(苏洵、苏轼、苏辙)??或评品精高,或挥染超拔。然则画者,岂独艺之云乎?难者以为‘自古文人,何止数公?有不能且不好者’,将应之曰:其为人也多文,虽有不晓画者寡矣;其为人也无文,虽有晓画者寡矣。”
此条论画而标举一“文”字,一着眼于“文之极”三字为画的根本属性;二着眼于以“多文”两字为“晓画”的必要条件,而“晓画”实包括“评品”与“挥染”(即理论与创作)两方面。此处所谓“其为人也多文”,此“文”字的含义,与苏轼在《文与可画墨竹屏风赞》中所言“与可之文,其德之糟粕;与可之诗,其文之毫末”的“文”,同其意旨,都源于孔子“博学于文”、“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之意。非仅就文章、文艺而言[4]。
注释
[1][法]谢和耐(刘东译)《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2]臧华云《谈清明上河图》(《文物参考资料》1954年1期);阮璞《张择端<清明上河图>二三考据性问题》(《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3]阮璞《苏轼文人画观论辨》(《中国画史论辨》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3年)。
[4]阮璞《<画继>所显示之宋代文人画观》(《画学丛证》,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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