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镛是清代安徽芜湖人，屡试不第，仍然白首不渝，是《范进中举》中“范进”的现实原型。清雍正十三年（1735），陶镛终于考中举人，4年后进士及第，历任北直武强县（今属河北）知县，山西洪洞、乐平（今昔阳）知县，湖北宜昌府知府。陶镛担任乐平知县6年，大力整饬弊政，捐修城署宫祠，创办沾城书院，洁己奉公，爱县如家，被百姓赞为“清映冰壶、明空玉镜”，并入载县、州、省三级地方志书，成为名重一方的一代名宦。
一、穷经皓首，屡试不第，为《范进中举》原型
清代小说家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科举制度下知识分子求学入仕的坎坷命运作了生动描写，令人同情。《范进中举》是其中的一篇。范进是一个书呆子，50多岁还屡试不中，被岳父胡屠户斥骂为“现世宝穷鬼”“烂忠厚没用的人”。胡屠户多次叹息将女儿嫁了个没用的苦人家，一年连猪油也过不了几次嘴，等等。在这位盛气凌人的岳父面前，范进唯唯诺诺，毫无人格尊严可言。但最终还是“文曲星人下凡”，考中举人，皓首书生又经不住特大喜讯的刺激而发疯。——这段跌宕起伏的情节被选入初中语文课本后，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吴敬梓画像
据考证，《儒林外史》中的主要人物形象大多都取材于真人真事，故事情节也都各有所本，有案可稽。该书首次刻印时，金和（吴敬梓的侄孙女婿）就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书中人物“言皆有物，绝无凿空而谈者”，并直称范进士姓陶。清人平步青更是在《霞外攟屑》中考证说：范进的现实原型为“芜湖陶西圃镛”。
《霞外攟屑》
陶镛，字序东，号西圃，是清朝乾隆年间芜湖县学的老秀才，是当地远近闻名的“书痴”，乾隆四年考中进士。吴敬梓之所以把“陶镛”化名为“范进”，是因为在古汉语中，“陶范”一词连用，意指铸造青铜器的陶制模子。“范”即是“陶”的隐语，“范进”是隐指陶镛这样的人竟成了进士。
诞生了《儒林外史》的芜湖儒林街
陶镛的老家在芜湖县陶屋基，他幼年发愤读书，功名心切，以致落下了痰厥之症，经常发羊癫疯。他的丈人是一个杀猪的屠户。儒林街的菜市场上经常传出“胡屠户”斥骂女婿陶镛的吼声。当陶镛真的考取了举人，胡屠户对他的态度马上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称这是自己的眼力，等等。女婿高中举人，喜极生悲，突然发疯，是这位平时见了就让女婿发怵的丈人，用一个巴掌把这病医好的。
庄有恭画像
在《范进中举》中，胡屠户骂范进“尖嘴猴腮”。而陶镛的长相也的确不敢恭维。据他的同年进士庄有恭（乾隆四年状元，历任江苏、浙江、湖北、福建巡抚）说：陶镛“貌不逾中人，踽踽廉谨，乃其诗若不称其为人者然”。
就在陶镛中举后第二年，即乾隆元年（1736），吴敬梓路过芜湖并短暂停留，游玩了在芜湖极富盛名的儒林街。陶镛上学的芜湖县学就位于儒林街上。吴敬梓来到时，还是“满街争说陶举人”的时候。陶镛苦其半生，由发愤读书而读书发疯的事迹，给吴敬梓这位早已对科举制度嫉若仇雠的安徽老乡留下了深刻印象。
清代科举考试流程
吴敬梓是安徽全椒人，出身于书香门第、官宦望族，22岁时考取秀才，由于父亲早逝、族人欺负争产而导致他对社会由愤愤不平到厌恶憎恨，并开始纵情声色、放浪形骸，早早将祖产挥霍一空，成为有名的败家子典型。清雍正七年（1729），已经破产的吴敬梓到滁州府参加科举考试，由于考官听信人们对他“文章大好人大怪”的闲言闲语而不予录取，甚至他屈辱地匍匐乞求仍然被无情斥逐，从而斯文扫地，颜面尽失。如果不是经历过这些对科举考试和社会现实的切肤之痛，吴敬梓看待陶镛中举或许更多的会是一份恻隐之心，而不是极尽嘲讽。
王鸣盛画像
事实上，范进中举的故事并不是个案。科举入仕作为学子跻身官场的最重要途径，需要通过县试、府试、院试(包括岁试和科试)、乡试、会试、殿试等数十场考试的层层关卡，用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来形容也并不为过。这也就是为什么考场会出现如此多的年迈学子的原因。比如，著名学者王鸣盛的父亲是一位老秀才（生员），屡试不第，当王鸣盛已成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时，他的父亲仍然拄拐杖参加考试。一次，在参加生员岁科试时，主考官是王鸣盛的同学，见他入场，便起身作揖道：“老年伯正当婆娑风月，何自苦为？”老人正色道：“君过矣。大丈夫奋志科名，当自得之，若藉儿辈福，遽自暴弃，我甚耻之。”康熙三十八年（1699）广东乡试时，甚至出现了102岁的老生员。像这样一辈子读书、一辈子应试者，在清代不乏其人，白首生童俨然成为一种考场现象。这也是为什么吴敬梓在创作《儒林外史》时，会将这种现象作为一种典型，大加笔伐的原因。
二、视县如家，冰壶玉镜，成清代山西名宦
陶镛的科举考试历经坎坷，但峰回路转，桃暗花明，中举后仅4年就进士及第，并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此后，经过武强县知县、洪洞县知县的历练，到乾隆二十二年（1757）正月，又调任乐平县知县。直到乾隆二十八年离任。
民国《昔阳县志》
陶镛总计在乐平任职的6年，正是地方不平静的6年。据民国《昔阳县志·祥异》记载，乾隆二十二年（1757）七月，乐平大风，庄稼受损严重；二十三年六月，赵壁、丰稔等村遭受雨雹，庄稼受损严重；二十四年春，大旱数月，至闰六月二十日始有雨。侯家坻、黄得寨等村遭受蝗灾。当年秋冬，即遭大饥荒，每斗米售价五百文，每斗糠售价四十文，百姓被迫外出逃荒。二十五年春，因上年饥馑兼瘟疫大作，死尸枕藉，逃亡过半。
乐平县本来就是穷乡僻壤，加之连年天灾，百姓生活困苦不堪。陶镛以百姓疾苦为己任，遇旱抗旱，逢蝗灭蝗，而且还设法晓谕县绅捐谷施粥，出粟平粜，帮助百姓度过难关。
陶镛还周巡县境，访贫问苦，一举革除了常年困扰百姓的柏井驿的弊政。《乐平县志》还收录了陶镛关于驿务繁苛的一段议论，他将柏井驿的病民扰民，与揭露赋税繁杂、官府压榨的《石壕吏》《舂陵行》相提并论，刚直正义之气溢于言表。
陶镛还多次带头捐俸，兴废举坠。据《乐平县志》《平定州志》记载，其历年主要建设有：
自乾隆二十二年（1757）至二十七年，城墙由于年久失修，多次发生坍塌，动辄十余丈，陶镛带头捐修。
乾隆二十三年（1758），将坍塌的县衙二堂的左厢房捐俸改建为3间书屋；捐修申明亭；捐修添建文庙东西庑各4间，将棂星门改建为大成坊，添造东西角门，重修泮池、石桥；添建名宦祠、乡贤祠更衣亭；重修文昌书院；重建祭器库，添建乐器库、盥洗所、焚帛所于大殿两廊；捐俸领到朝廷颁发的《钦定三礼义疏》共220本。
乾隆二十四年（1759），倡捐重修狐突庙显泽龙王祠、风云雷雨等祠；重修育婴堂、八蜡祠、狐公大王庙、蜡神庙。
乾隆二十五年（1760），重修关帝庙。
乾隆二十六年（1761），倡捐重修忠孝祠、节烈祠。
乾隆二十七年（1762），捐俸倡修文庙东经义斋、西治事斋；重修尊经阁、教谕宅、社稷坛、风云雷雨坛、先农坛。
《陶邑侯德政碑记》
陶镛在乐平，可谓是因革创变，琳琅满目。乐平进士、翰林院庶吉士张鹤云称：“我邑侯芜湖陶公来莅兹土，甫下车，锐以兴废举坠为己任……邑士民颂召父杜母焉。”百姓称其“秉性慈祥，宽猛互济，其所以抚绥乐邑者美不胜记”。全县士绅为他树立了《陶邑侯德政碑记》，称：“人人感说，户户讴歌，莫不为我公得人庆。”
三、大力兴学，惓惓乐育，创办沾城书院
陶镛经历过漫长的寒窗苦读，辛苦备尝，因而入仕后，对兴学育士的理解和重视也大异于常人。在担任武强、洪洞知县时，他就“尤以振兴学校为己任”。在听讼审案之余，常常为诸生讲学，“以故两邑爱之如慈母，复戴之如严父焉”。
陶镛调任乐平县后，由于乐平地处太行山上河北、山西两省交界，属于冲要县份，军务繁忙，但他仍然对兴学育士倾注了很大热情。他不是单纯地为兴学而兴学，还把兴学当作培育风气、化民辅治的一种手段。
文庙中的文昌祠，一直是乐平县历代生员的求学之处。乾隆十九年（1754），时任知县鹿师祖重修文昌祠，起盖后楼，撤去戏台，并将文昌祠改为文昌书院，但大体上还是县学的延续。陶镛到任仅半年，就着手整修文昌书院，他捐俸银并倡谕绅士募资200余金，重修或添建县学东西斋、明伦堂、尊经阁及教谕宅。他又从生员中选拔优秀学子进入书院读书，亲自校阅课程，日讲指画。陶镛认为，书院之名一般取典于本地人文历史、山川名胜，而“文昌书院”却以神祠命名，很不庄重。他以乐平县境内有沾山、沾水，“沾水青兰”还是乐平的“八景之一”，遂改名为沾城书院。
陶镛在洪洞时，曾聘请浙东名士杨廷杓到洪洞担任其子的家庭塾师。陶、杨二人在讲学、公务之余，樽酒论文，志趣相投，彼此引为知己。陶镛调任乐平知县后，杨廷杓也随同前往。陶镛在沾城书院，亲自主持课会，每次都要根据学生作文评定等次，奖励优秀。时间一久，考虑到所辖的柏井驿为晋东第一要冲，军情、驿务常常应接不暇。为了不耽误学生学业，陶镛先公后私，捐俸聘请杨廷杓出任沾城书院山长，专任督课之责。
杨廷杓为了不辜负陶镛兴学育才的心意，搬出县署官舍，吃住在书院，与诸生朝夕相处。乐平虽然地处偏僻，但自古以来敦诗书、悦礼乐，学生目睹老知县又捐俸银又修城垣，现在又将家庭塾师请来主持书院，更加“爱之戴之，欢欣鼓蹈”。学生谨朴无华，焚膏继晷，陶镛与杨廷杓也循循善诱，悉心授业，学生学业大进，文章灿然可观。一年后，又精选其中三十余首上等作文，辑成《沾城书院课艺》，刻版付印，以示鼓励。
杨廷杓作《沾城书院课艺》
清代，县里的生员求学有两条渠道，除书院外还有“县儒学”。县儒学的主持称为教谕，其职责是“掌训迪学校生徒，课艺业勤惰，评品行优劣”，并协助知县举行春秋祭孔大典。乾隆二十二年（1757），山西乡宁人乔泽洪与陶镛同期调往乐平县，担任教谕。乔泽洪为恩贡出身，年届七旬，为文坛名宿，也是陶镛振兴沾城书院的得力助手。4年后，乔泽洪致仕归家，陶镛写下《送乔广文归里序》相赠，叙述了二人“一时相得之盛”。
芜湖县儒学大成殿
乾隆二十三年（1758）正月二十五，陶镛召集诸生开学讲课。“春日方长，扃门气静”，九十余位学生济济一堂。陶镛不禁心生感慨，作诗以纪其胜。诗曰：
春到山城淑气盈，讲堂开处集群英。
岭头畟畟松风起，雪后涓涓涧水鸣。
何意论文当政暇，须知入理在心清。
白岩迥出云霄外，指点前型策后生。
昔阳县儒学所在的学宫
天道酬勤，有志竟成。陶镛在乐平县历经数年苦心孤诣，培育文风，振兴士气，终于收到“风气骎骎日上，频年科甲联登”的效果。
乾隆二十六年（1761）九月初九重阳节，陶镛携吴鹤亭、沈东湖二位同学登蒙山，题诗曰：
六年宦此逢重九，出谷重登第一峰。
高下原田秋获响，纡回石径藓苔封。
塞鸿乍豁云边眼，霜叶遥霑醉后容。
拟似东坡老居士，归途二客尚余从。
昔阳蒙山
陶镛在知县任上，曾3次被选为山西乡试的同考官，在乡试中协同主考﹑总裁阅卷，史称其“三聘同考，搜罗称得士”。后调任湖北宜昌府知府，因老病去职，杜门谢客，日以诗书自娱。
“政声人去后，民意闲谈中。”陶镛的功绩既体现在官职的升迁中，也传布于百姓的口碑中，这在清代乾隆以后的地方志书中历历可见。“临别而思教泽，则沐泽必深；去任而知戴德，则感德倍挚。”光绪《山西通志·名宦录》载：“陶镛……精明恺悌。岁旱，劝谕绅士平粜，民食以济。倡修庙学，葺治沾城书院，以次及西门鱼鳞坡并城门，以资保障，利行旅。粮无重耗，讼无停滞。编审升汰公明，士民有‘清映冰壶、明空玉镜’之颂。”250年以后，昔阳县编纂出版《昔阳教育志》，其中的“人物传”也是从“陶镛传”开始的。
陶镛被载入光绪版《山西通志·名宦录》
比陶镛小二十多岁的吴敬梓天不假年，年仅54岁就在贫病交加中去世。5年后，陶镛调任乐平县，巨细必亲，嘉谋善政，赫然成为一代名宦。这与当年芜湖儒林街上那个群口相传的“屠户女婿”形象早已大异其趣。当然，这一切吴敬梓是没法看到了。
（原载于方志山西微信公众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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