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董其昌影响，程嘉燧的作品呈现交游唱和，如切如磋

导语：受董其昌影响，程嘉燧的作品呈现交游唱和，如切如磋

明代社会经济得到了一定的发展，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形成了交游唱和、雅集应酬、文人结社等活动形式的社会风气。作为传统文人的程嘉燧，他的交游非常广泛，常携友人游览名山，吟诗作画，文会雅集。清初诗人吴伟业称颂在晚明画坛中，具有一定地位和声望的九位画家为“画中九友”，它的形成是因画家之间以友谊为中枢纽带，相互之间切磋画艺而得名。在“画中九友”之中，程嘉燧与董其昌、李流芳有过来往，特别是与李流芳的交往比较频繁。程嘉燧在与他们的交游唱和之中，自然会受到他们绘画思想的影响。董其昌、李流芳也都曾学倪云林的绘画，特别是董其昌提出的“南北宗”论，程嘉燧与李流芳在绘画思想上都受到了它的影响。

清初诗人吴伟业在罗列的“画中九友”中，以董其昌（1555-1636）为首，可见董其昌在明代画坛的重要地位。董其昌可谓是文人画最大的推动与实践者，他不仅对传统绘画有相当深刻的领悟，而且具备了很高的鉴赏、洞察力。董其昌作为明代文人的佼佼者，绘画上自然具有“士气”高格，在遵循传统的文人、文化的精神基础上，并以此作为审美观的准绳。

董其昌绘画取法甚广，集宋元诸家之所长。董其昌在参悟和取法古人的基础上又对文人画进行研究，并提出了“南北宗”的概念，董其昌在《画旨》中进一步详细说明了“南北宗”的划分：艺术风格追求凝重、刚强、雄劲等，审美上追求“阳刚之美”的雄伟气概的画家归为“北宗”；艺术风格追求古雅、简淡、柔润等，审美上追求“阴柔之美”富有诗意的文人画家归为“南宗”。董其昌推崇“南宗”，即简便、大智、顿悟。“南宗”绘画讲求用“心”，是画家个人情愫的抒发与流露，董其昌认为，山水画的创作应保持一种陶冶性情的愉悦状态。董其昌把“元四家”的绘画列为“南宗”一系，黄公望、倪云林自然也是他所推崇的，并给予了极高评价。南北宗论的提出，不仅对明清社会，乃至对中国山水画史都产生的影响极为深广。作为与董其昌生活在同时代的文人画家程嘉燧，他对元代绘画的极度推崇也是受到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的影响。

程嘉燧与董其昌曾相互品评过绘画作品，交流心得体会，程嘉燧认为董其昌的绘画“笔墨沉著，位置简略，而下笔侣率易，独风神气骨清远，超迈萧然”是自己所“不可及”的。董其昌也曾说过，程嘉燧“最矜重其画，不轻为点染”并称其山水画“人间不多见”。程嘉燧在《题董宗伯画册后》中曾记，董其昌曾与他“论画于都下”，又曾去过他家一起观赏倪云林《霜林远岫》，董其昌并尊他为“可语者”。既然程嘉燧被称为是“可语者”，那么他与董其昌在绘画思想与审美情趣方面必然是会有相通之处的，董其昌推崇以“淡”为宗的文人画审美情趣，追求元人“平淡天真”的境界影响到了程嘉燧对“简淡”的绘画风格的追求，程嘉燧山水画 “简淡”风格的产生便是由取法黄公望、倪云林而得来，可见，董其昌的“南北宗”论的提出对程嘉燧山水画“简淡”风格的形成有一定的影响。

李流芳（1575-1629），风流儒雅，才气宏放，不可绁覊。万历间举孝廉，文品为士林翘楚，

李流芳较擅长山水画，出入元四家，他的花卉写生作品也能妙于传神，逸气飞动。李流芳可谓“多能者”，诗歌、绘画、书法方面皆有所长。周亮工的《读画录》中记载了一件趣事：李流芳曾为一歌姬作画，而后歌姬将画悬挂于室中，文人墨客到此无不观看，歌姬也由此成名。可见，李流芳在当时是具有较高的声誉和影响力的。

清代画家方熊在《娄坚褉叙墨迹册》的款题中有记，程嘉燧与李流芳同为安徽歙县人，而且后来又都侨居嘉定。李流芳与程嘉燧可以称得上是关系笃厚，他们互以表兄弟相称，李流芳也经常引荐他的朋友给程嘉燧，钱谦益便是由于李流芳的引荐而结识的程嘉燧。另外，在李流芳众多的友人之中，他也尤其敬重程嘉燧。程嘉燧也在《奠李长蘅》中说过，李流芳是他平生素交的朋友之中“唯一”的知心人，可见，他们感情的深厚程度。他们还常同游名山胜水，观景写生，吟诗作赋，也各留有大量诗篇画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