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六参加户外徒步,大巴车上的两个半小时,闲来无事,手上翻阅一本来自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社会学系的安妮特.拉鲁教授所著书籍《不平等的童年》,作者目的是想要考察,在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到底是如何发生的?客观上,也给于我们这一代父母对孩子的教育,指明了一条道路,解答了许多初为父母的困惑。
我的童年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的乡下,父亲常年在外,缺席我的成长,母亲忙于家务,对孩子的养育遵循“散养”,除了学习和一些不得不关注的家庭事务,她很少过问我,某种程度上我的童年是快乐的。而第一次意识到阶层与不平等,是在学校组织的一次校园歌手比赛,与我竞争的对手是另外一名来自镇上街道的女生,父母有正式工作,业余时间有专业的音乐老师教导,教音色、气息控制、真假音间自如变换,当音乐开始,她像一个老将一样站在舞台中央,一开口我就知道,我已经输给了她,台下掌声雷动,台上意气风发,她最终夺得第一名,收获鲜花和令人羡慕的目光,我虽然也获得奖项,但远未达到自我要求的标准,荣誉反而像一纸责备,窥见不少内心的遗憾。
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父母对我这种“散养”教育模式,被称为自然成长。而镇上街道的女生父母对她的教育模式被称为协作成长。在美国,穷人、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教育文化本质并无不同,区别在于教养模式,而决定教养模式的关键在于阶层,经济地位被看作阶层的核心。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业余活动、语言模式、以及对教育机构干涉。
穷人、工人阶级的孩子业余活动和亲戚朋友以及附近街区的同伴一起玩,他们通常自己创造游戏,选择同伴,他们有自己独立的世界不与成年人产生关联。成年人忙于生计已经很不容易了,哪有时间应付他们?中产阶级的孩子则不同,业余时间通常被钢琴课、足球训练、棒球训练排满,工作日则需要上私立学校的课后训练班,参加学校的话剧以及音乐会,经常忙碌到晚上9点钟回家,是很正常的事。中层阶级父母很支持他们的活动,一家人的生活作息完全依照孩子的时间做出安排,平均每年在孩子身上投入4000美元用于课外经费,此外,父母还要承担工作之外接送孩子的重任,他们的生活紧张而秩序,忙碌而疲惫。
语言模式上前者更侧重指令式沟通,交流少,孩子很少表达自己的想法,或表达了但成人视而不见,渐渐的孩子会丧失表达欲望,或习惯这样的沟通方式。后者更侧重与孩子交流时采用讲道理、摆事实的方式交流,鼓励孩子表达自己想法,给孩子一些自己的建议,有关于孩子的决策通常会采取商议的方式进行,注重语言能力的开发与运用。最终结果在家庭关系的形成上,也会不同,前者亲子关系会变得激烈而受挑战,后者则会平和与从容许多。
在对于教育机构的干涉中,前者认为学习是孩子和老师之间的事情,家长无须干涉太多。后者则对教育机构提成自己的看法或解决一些实际的问题,比如提供给学校经费赞助一些充实孩子们业余体验的活动,以及联系身边的关系解决学校面对某方面资源方面的匮乏。
这三方面的不同,导致在不同环境下成长的孩子,在人生初级阶段已经完全不同,前者轻松愉悦,后者忙碌紧张,随着日积月累的沉淀,缓慢而夯实的不平等在成长间悄无声息的拉开了距离。
《不平等的童年》通过十年的追踪,出身中产阶级的四个孩子,有三个拿到了常春藤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而工人、穷人家庭的四个孩子,有一人在一个三线大学就读,其他几人在高中阶段纷纷辍学。而这本书出版十年后,作者再次回访,中产阶级的孩子大部分从事收入较高的工作,而小时候轻松愉悦的工人与贫困家庭小孩,无人受雇于专业部门。
合上书籍,回想今天,改革开放距今四十年,社会由于发展的变化,不断日新月异,从前的美国与今天中国历史上的时期并无不同,当今天的社会主体变成了中产阶级,实现跨越阶级的中产家庭提早让孩子加入竞争序列,从过去环境一无所知的局促感到洋溢着自信的优越感,这本身就是社会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不以个人的抵触或逃避而停顿,也不以个体的感慨和不作为而勾留。
它反而会让你更加清醒与释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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