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腾墓志》
北魏墓志自孝文帝迁都洛阳后逐渐成熟，形成了其特有的艺术风貌，是楷书在演进过程中的重要形态。自民国初年起，大批元氏墓志出土于魏都洛阳。在南派书风的影响下，北魏书法原本隶意十足的雄强粗犷中也蕴含了洒落细腻的笔致，可谓古朴而不失精巧，遒厚中寓飘逸之姿。
元氏为皇室宗亲，墓主身份显贵，且多有朝中重臣，因此负责书、刻之工匠往往怀着尊崇惶恐之心为之，落笔端庄谨严，结字沉稳静穆。这从《元遥》《元晖》中可得其证。然二者于法度之外，似乎稍乏趣味与天然神采。刻于神龟二年（519）的《元腾墓志》则别具一格，在保有北朝生拙茂密特点的同时，笔法更为丰富多变，于不经意间流露出自然的书写性，尤其在点画的曲直变换中将线条的细腻灵秀表现得淋漓尽致，使作品焕发出勃勃生机。
《元腾墓志》
《元腾墓志》最大的亮点是浓重的“运笔”意味。这在众多的石刻作品中是不多见的，也是构成作品最终面貌与格调的基础。而透过墓志本身，同一时期南朝萧氏碑志在书风及具体技法上的交融也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临摹的过程中，笔法上的把握是尤为重要的。与《元桢墓志》不同，此志在点画上并非势大力沉、雄奇角出，其方圆之间的转换也常常是随性而出，在凸显细微婉转的过程中，通过适当的刀意增加作品的金石气。这种金石气的迟涩感不仅可以减少线条的油滑飘浮，还能在起收笔处对其形态与锋芒藏露做出生动、感性的调整，于看似偶然的对比中求其天成之趣。例如“琴”“瑟”二字，虽然字形相似，但上方的四个“王”，无论是空间比例还是具体点画的形质、意韵皆能各具表情。其丰富多变的造型与书手举重若轻的控笔能力赋予作品一种全新的生命力。这种由对比所产生的拙趣与唐楷的正襟危坐可谓迥然有异。“琴”字的上部尽量压缩，为“今”部的舒展做好准备，两个竖画微向左倾，此欹斜之势则通过“今”部重心的右移形成衬托。“瑟”字容易写得平稳，但在巧妙地将“必”部中间的点向左移动，并与左边的“王”连成一体后，随即打破了字形原来的构造，形成了“错位”的艺术效果。“琴”“瑟”二字能收放自若、相映成趣，确有琴瑟和鸣之感。这种独具匠心的思维正是学书者需要悉心观察并加以发挥的。也就是说，为避免结字的平稳均衡，在笔法的丰富性和对比效果上多用力是成功的关键。再如“堂”字，若以中轴线为界则左右相同。作者在处理上也是运用了改变、增删点画的方法，将“冖”的长横从中间断开，变为两个横点，字的上部就营造出众多方向、形态各异的点包围长竖的局面，给人以短促跳跃的美感，与下面的四横又形成了对比。这种视觉上的冲突看似粗率突兀，实则是对全局的新意设计和精妙把握。
另外，点画间气息的呼应也不可忽视。此作虽属楷书范畴，但气脉通畅，点画之间极具连属感。因此除末笔外，大部分笔画在起收处并不过分发力，而是依据下一笔画的位置有意识地顾盼照应。这一特征在各种“点”的书写上表现得尤为明显，甚至有些“灬”部（如“烈”字）已完全呈行书状。这也是作品能够富有生气的重要原因。
来源：《中国书画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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