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一进油坊门,戴祥就看到老板坐在账桌上,老板抬头也看到了戴祥,发现戴祥的枪正对着他,惊呆了。戴祥轻轻地对他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向我们完税的。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烦劳你跟我走一趟,护送我出去,请你走在前面!”油坊老板不得不听命,戴祥便跟在老板后面,用枪始终对着老板的脑袋。到了据点外面后,戴样和油坊老板结了税账,要他交470万元(法币),并约定了时间、地点。
(财税干部合影 资料图)
本文来源:南通老区网,作者:凌萍,原题为:《一位新四军税务所长的征税历险记》
作者简介:1926年11月9日出生在启东合作镇无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1942年参加青抗会,1944年12月去新四军苏中四专校学习,在校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5年抗战胜利后,先后担任和合镇税务所长、路南财经所长兼路东联防队指导员,启西区北新分局主任、区财经局副主任、启中区财经主任、副区长、区长兼区大队长,大兴区区委书记兼区长、区大队长。解放后,历任中共启东县委、青委副书记,南通团地委组织部长、青委书记、团地委书记,专署科委副主任、科协副主席,南通地区农科所党委副书记兼所长,南通地区农办副主任、农经委副主任等职。1987年离休,享受副厅级政治生活待遇。
十九岁的农村小伙子当了新四军税务所长
我于1926年11月9日出生在启东合作镇无畏村的一个贫苦农民家。父亲长年在地主家打工,拼命省出一点钱供我读完了小学,此后我便随父亲到地主家干活。1940年,新四军东进到了我家乡,建立了革命政权,给我们贫苦农民带来了翻身的希望。1942年,我十六岁就参加了青年抗敌委员会,积极地参加轰轰烈烈的“二五”减租减息运动和艰苦卓绝的“反清乡”斗争,受到党组织重视。
在“反清乡”斗争节节胜利之际,1944年组织上突然派我到苏中四专校学习。该校此处台北三仓区陆子苴(现东台市境内),是所抗大式的学校,全校有600多人。在那里,我学习了毛主席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持久战》等著作,还学习了商务税务专业知识。此时我才晓得,组织上要把我培养成一名新四军的财税干部。在校期间,辛夷队长介绍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45年日本鬼子宣布无条件投降,新解放区需要大批干部,校方决定让我们提前结业。我和俞文相同志被介绍到东南货管局(设在启东聚星镇),受到局长陈世魁同志的接待,他将我和俞文相同志分配到四分局(汇龙镇),分局主任张劲同志命我到和合镇任税务所长,俞文相同志为会计。税务所下设寅阳港、戤效港、吴仓港三个税收小组。就这样,我这个十九岁的农村小青年就当了新四军的税务所长,从此开始了四年历险征税之履。
为打破敌人对解放区的经济封锁而战斗
当时我党所制定的税收货管政策,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和商人的拥护和欢迎。那时,商船穿梭不息,码头装卸等港口服务业蓬勃发展,港口成了商贸流通中心,呈现出一派繁荣景象。解放区流行的一首歌谣——“千条船呀万条船,千条万条来往像梭穿。布朝北呀米朝南,从南到北只收一道捐。除了解放区,别处哪儿有,哪儿有……”,就是当时的真实而生动的写照。
启东沿江地处长江北岸入海口处,与崇明遥遥相对,素有江海门户之称,税源丰富。然而,这里社会情况相当复杂,特别是逃往崇明、上海的还乡团与海匪勾结,使我们的税收货管工作常常受到严重骚扰。1946年的一个夜晚,我所副所长王笃同志在公司港附近开展工作时,遇上一股土匪,他的一支三号驳壳枪被缴,税票和税款被抢劫一空,人也被土匪捆绑拷打。时隔不久,我所驻吴仓港税务员茅锡祥同志在傍晚回宿舍的途中,也遇上了土匪,税票和税款都被抢光,人也被土匪打伤。因我所接连两次发生被抢劫事件,上级分局便专门为我所增配了武器,加强了防范措施。
1946年深秋的一天,我们接到可靠情报:一条匪船已进入吴仓港和合镇港湾内,船上藏有枪支弹药。我立即带人赶去,把船主引上岸来,进行盘问,他拒绝交待。我们便上船搜查,在船仓的夹仓中,搜查到日本制造的三八步枪三支,子弹数百发。经向上级请示,分局将海匪就地正法。
海匪不仅抢劫我税务所,还偷袭驻在吴仓港北七八华里处的新四军一师采办科、东南办事处,损失严重,被匪特缴去轻重机枪两挺,小炮四门,步枪二三十支,子弹数万发,采办科的负责人章林等七人与匪特搏斗中壮烈牺牲。
当时我们除了提防匪敌外,还要同一些奸商进行斗争。他们为了瞒报出口物资数量,常用金钱拉拢、腐蚀、行贿我们的税务干部。但我所的税务人员丝毫不为所动,对行贿行为一律当场痛批,并进行重税罚款处理,使广大商人知道我们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不是他们想象中的“税官”,我们共产党的税收干部是人民的公仆,虽然我们天天和钱打交道,经手的钱千千万万,却一尘不染!仅管那些受处罚的商人对我们税收干部恨之入骨,背后骂我们“棺材里伸手——死要钱”,尽管我们常受到匪敌的袭击,但我们仍是日日夜夜坚守在税收工作的岗位上,不折不扣地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税收货管任务,得到上级的多次表扬和人民的一致好评。
依靠群众突破敌后征税困局
新四军取得苏中“七战七捷”胜利后,主力奉命战略北移,苏中四分区各地相继沦为敌后。1946年10月31日,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占领了启东汇龙镇。
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党领导的坚持在敌后工作的地方政府、地方武装实行精兵简政、财税合并,组织决定:全区130多名财税干部,留下60多人坚持原地斗争,其他同志另行安排。上级以我所为基础,组建了路南财经分所,黄凯为所长,我为副所长,不久黄凯同志调走,由我担任所长。全所虽然只有10多人,但这是一支骨干力量,队伍精干、行动灵活、士气高昂,为保障供给、支持解放战争,全体同志甘愿时刻冒着风险,不怕流血牺牲,始终坚持在路南敌人心脏地区开展税收。
当时斗争之尖锐,环境之险恶是前所未有的。一批逃亡到崇明、上海的敌对分子组成“还乡团”,随国民党军队全副武装地“还乡”,纷纷占领启东大小集镇,建据点、筑碉堡。这些“地头蛇”抱着刻骨的阶级仇恨,到处抓田倒租、反攻倒算,杀害翻身农民和区、乡、村干部,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挣扎。他们还在农村组建由地富分子参加的“铁叉队”,到处设岗放哨、密布暗探,我们夜间一出来,就到处响起锣声、“捉匪”声,国民党驻军马上出来搜捕,常有新四军干部被捕身亡。一度,我们白天根本不能露面,只有隐藏在贫下中农家中,伺机而动。
这是锻炼和考验我们共产党人革命理想、信念、意志的关键时刻。我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坚持为支援前线、为解放全中国而征税的意志毫不动摇!我们紧紧依靠贫下中农和区、乡干部,一个个狠狠地惩处农村中的敌方暗探,武装制服“铁叉队”,终于清除了国民党军队和“还乡团”遍布在乡间的耳目和帮凶,使农村又变为我们共产党的天下,从而打开了征税局面。
五条港跳江突围
我们征税的地区毕竟是敌占区,时时会遭遇险情。
未等我们定神,五、六个敌兵已登上了堤岸,离我们只有十来米。敌兵用枪对着我们大喝一声:“喂!你们是什么人?”所幸,我和李熬都是农民打扮,我马上回答:“我们是老百姓。”大概敌人未怀疑我们是新四军干部,又唤道“上堤岸来,我们要检查。”我们只得慢慢地向敌人走去。我一面低声地吩咐李熬在接近敌兵时快速甩硫磺弹,我们趁机向北突围。不料,此时又有十多个敌兵爬上了堤岸,其中一个是和合镇开肉店的老板,此人姓俞,绰号蛤蟆,他的两个哥哥曾被我们枪毙了,他参加了“还乡团”,认识我和李熬。他认出我们后一面高喊:“龚所长,不要跑,快投降吧”,一面向我俩打了几枪,子弹从我们身边飞过,弄得江滩泥浆四溅,我们浑身沾满泥浆。我立即拔出腰间的驳壳枪向敌人还击了两枪,李熬也甩出了—颗硫磺弹,轰的一声,惊动了众多敌人。
敌人紧紧封锁北岸,集中火力分两路向我们追击,以为我们肯定跑不掉了。我边跑边对李熬说:“我们向北突围无望了,冲不出去了,只有跳江,扑过五条港,才有生路!你快跟上我,往东奔!”我俩飞快地向前边奔跑,敌人在后面打着枪追赶,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们沉着应战,使尽全身力气加快速度向前飞奔。当与敌人的距离拉远到四五十米时,我猛然回头一看,李熬不见了,我以为他中弹牺牲了,便径自继续向东奔跑。终于到了五条港外口,我紧握手中驳壳枪,毅然决然跳入江中向港东游去。
五条港外口水面宽,水又深,我不顾敌人子弹在我身边横飞,在惊涛骇浪中一口气游过了200多米宽的五条港!游过五条港,我在江滩上全身都冻麻木了,筋疲力尽,人伏在江滩上,半个身子还浸泡在江水中。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拚命地往上爬,但还是爬不上去。这时,敌人已赶到五条港外口,不停地向我开枪射击。我没有一丝后怕,反而有一种胜利的喜悦:不管多么惊心动魄,这次敌人是捉不到我了!恰好此时高桥乡的两个乡干——张朝相(已故)、施兴邦(在南通离休)也被敌人追赶到五条港,他们在港东江边偷偷向堤外看,发现有人半个身子泡在江水中,便冒着敌人乱飞的子弹,飞快地爬过来救我。他们认出我后,使劲地拉住我双手,将我扶到了堤岸内,我这才真正脱离了危险。他们把我扶到江边老乡施占相家中,施伯伯给我换了衣服,喝了两碗红糖生姜汤,我很快恢复了体力,又继续投入战斗。不久,我欣喜地得知,李熬同志也脱险了,当时他藏到江滩上的芦根堆里了,敌人只顾追我,未发现他。遗憾的是,他还是在后来的斗争中遇敌牺牲了。
冒险开辟“据点征税”奇径
随着对敌斗争形势日益严峻,开展税收工作困难重重,以至后来渐渐无人向我报税。我们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对坚持原地斗争的区、乡村干部影响很大。为了度过这个难关,我们只好把税票发给乡干部,让其自收自支,多余经费上缴。
有一次我到路北见到原游击营的司务长何士达同志,他开心地对我说:“财神爷到了!”可是我已变成身无分文的“穷鬼”财神爷,实无菜金供给,只能给他税票,查验印章,税率条例,让他们自己到小集镇去收税。他接过税票非常高兴,以为有了税票就有了钱,可是他连续三天到东余镇去收税,却一分钱也没有收到。他再次见到我时,急得哭起来了:“区游击营已几天无油炒青菜了,再过三天,连炒盐黄豆也吃不上了。”身为财税干部的我听了这话后,心情非常沉重:我们对区游击营的最低给养都不能保证,怎么谈得上支援战争、支援前线呢?可是,要征税,大商人却都在敌人据点里,我多次写信,约定地点、时间,但始终不见他们踪影。
天无绝人之路。我们横下一条心,决定冒险打入据点,开辟据点征税新途径。我和戴祥同志商定,首先把和合镇东市梢毛召福油坊、和合镇北市梢同康木行和江夏村(镇)等油坊老板列为重点税收对象。一天上午,戴样化装成一个打油工人,用一根扁担挑着两只油桶,带一支卡尔德手枪,把枪放在右手手心里,手按在扁担上面,大摇大摆地过桥,通过了敌人的哨卡,单枪匹马到达毛召福油坊。一进油坊门,戴祥就看到老板坐在账桌上,老板抬头也看到了戴祥,发现戴祥的枪正对着他,惊呆了。戴祥轻轻地对他说:“我这次来,主要是请你向我们完税的。为了我们的安全起见,烦劳你跟我走一趟,护送我出去,请你走在前面!”油坊老板不得不听命,戴祥便跟在老板后面,用枪始终对着老板的脑袋。到了据点外面后,戴样和油坊老板结了税账,要他交470万元(法币),并约定了时间、地点。隔了数日,油坊老板托人把税款如数送来了。
至此,我所在敌后路南地区坚持斗争的十二位财税干部中,先后有戴祥、龚镜春、李熬、沈士高、韩良等九位同志壮烈牺牲,我是少数幸存者之一!可见,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征来的每分钱、每粒粮都来之不易,是用烈士的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新四军的财税干部为中国革命的胜利、全国的解放,作出了巨大的牺牲和不可磨灭的杰出贡献!
为了纪念他们,由张劲同志执笔集体赋诗四首:
当年英姿勃勃,同战海启。
今日鬓发斑斑,回忆过去。
云集故地,畅叙东南财史,
忆往事,鼓士气,斗志不衰。
白发回首话当年,东进炮声振心弦。
投笔从军参加党,江海些许少人烟。
宣传抗日壮队伍,扩大财经保供给。
今朝缅怀功勋史,未为“英雄”末座伴。
革命胜利人人颂,财经干部立大功。
不畏艰验征粮税,保障供给责任重。
多少先烈捐躯去,血洒海启育新风。
尔我后死忆往事,遥向海启祭一盅。
一颗子弹一滴汗,税收干部不怕难。
寒冬腊月趟水过,酷暑骄阳把路赶。
穿过封锁赴敌后,终年活跃在边缘。
何惧顽敌逞凶狂,甘洒热血沃田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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