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
过
生
命
去
理
解
荣格在上世纪为德文译著《金花的秘密》写过一个评述，让人感动。
如果把文中「欧洲人」替换成「现代中国人」，竟是贴合的——当然，荣格所说的「中国人」则应特别指「中国古人」——毕竟我们和古老智慧的距离也是如此遥远和隔膜；而我们把「科学」视为唯一正确「目的」时的样子，又与当年的欧洲人何其相似。
这是能找到的最好译本，不过还是有些长而抽象（这也是荣格的有意为之）。文前图是个人手写整理的简单文脉，看看觉得有兴趣再往下读吧~
正文来自「商务印书馆」版《金花的秘密——中国的生命之书》（张卜天 译），配图来自荣格《红书》。
觉得枯燥难读的话，可以直接拉到页底看那双鞋，听里面那首歌。
——美树嘉文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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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之美 人文之思 美树嘉文艺志
荣格眼中的东方智慧
美树嘉文艺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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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人为何难以理解东方
我在感受上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西方人，因此必定会深深感受到这部中国著作的奇特（指《金花的秘密》注释的中国道家原作《太乙金华宗旨》，下同）。对东方宗教和哲学的一些了解确实有助于我的理智和直觉在一定程度上理解这些思想,正如我可以从“民族学”或“比较宗教史”的角度去理解原始宗教的悖谬。
当然，这是以西方的方式把人的心灵隐藏在所谓科学理解的外衣之下, 这一方面是因为“学者那种可怜的虚荣心”惧怕并且拒绝显示出任何生动参与的迹象，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对外来精神的情感投入可能会变成一种愈发深挚的体验。
所谓的科学客观性必定会把这部经典留给汉学家去施展其语文学技巧，他们将心怀嫉妒地阻止对它作其他任何解释。但卫礼贤( Richard wilhelm，德国传教士，著名汉学家)深深地洞悉了中国智慧那神秘莫测的活力，他不允许这样一颗极富洞见的宝珠消失在专业科学的抽屉中。他请我为之撰写一篇心理学评述,这让我倍感荣幸和愉悦。
虽然这样一来，这颗精美的宝珠会有陷入另一门专业科学抽屉的危险，但任何想要贬低西方科学功绩的人都在侵蚀欧洲精神的根基。
科学作为工具固然并非完美,但毕竟非常宝贵且具有优越性，只有当它要求把自己当作目的时才会显示出危害。科学必须做臣仆,一旦篡夺王位就会做错事。它必须服务于其他科学分支,因为每一个分支都因其自身的不充分而需要其他科学分支的支持。
科学是西方精神的工具，依靠科学可以比仅靠双手打开更多的门。科学属于我们的理解方式，只有当它把自己的理解方式看成唯一正确的时候才会阻挡我们的视线。然而,正是东方把另一种更加广泛、深刻和高明的理解方式传授给了我们，那就是通过生命去理解。
对于这种方式,我们只有模糊不清的了解,认为它是各种宗教术语所产生的一种近乎朦胧的情感，因此我们欣然给这种东方“智慧”加上引号,将其归入宗教迷信这一模糊领域。但如此一来,我们便完全误解了东方的“实事求是”( Sachlichkeit)。
东方智慧并不是苦行的隐士和怪人所给出的一些近乎病态的神秘直觉,而是基于中国思想精英的实修洞见,对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表示轻视。这一断言也许过于大胆,从而会招致某种质疑。不过,考虑到我们对这份材料极为陌生,这种质疑是可以理解的。此外,它对我们来说显得异常陌生,我们不知道中国的思想世界如何以及在何处能与我们的思想世界联系起来,这种困窘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在面对东方思想时,西方人常犯的错误是,他就像《浮士德》中的学者那样受魔鬼的蛊惑而轻蔑地抛弃科学,转向东方的迷狂,原样照搬一些瑜伽功法,成为可怜的模仿者。
神智学( theosophische)便是这一错误的最佳例证。此时他已经背弃了西方精神的稳固基础，迷失在语词和概念的迷雾之中。这些语词和概念永远不会从欧洲人的大脑中产生出来,也永远不会与之嫁接出果实。
古德云:“邪人行正道,正道悉归邪。”不幸的是,这句异常正确的中国格言与我们的信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们相信“正确的”方法与使用方法的人无关。实际上,在这些情况下，一切都取决于人，而很少依赖或完全不依赖于方法。方法只是一个人所遵循的途径和方向,以使其行动方式能够真实地表达其本性。
如果方法与他的本性不相契合,那么这种方法就仅仅是一种装模作样,是某种人为附加的、毫无根基和活力的东西,仅仅服务于自欺欺人的不正当目的,成为愚弄自己和逃避无情的自性法则的一种手段。这与中国思想的脚踏实地和真诚毫无关系。相反,它是对其自身本性的放弃,是在陌生不纯的众神面前的自我背叛,是为了取得心灵上的优势而采取的怯懦伎俩，所有这些都与中国“方法”的本意背道而驰。
因为中国的这些洞见源于完整而真诚的生活,源于古老的中国文化生活,这种文化生活是从其最深的本能中自然而然、协调一致地产生出来的,对我们来说遥远且无法模仿。
西方人对东方的模仿是悲剧性的，因为这种模仿乃是源于一种非心理学的误解。这种误解就像在新墨西哥、美丽的南海诸岛以及中非发生的那些现代冒险行为一样,是不会开花结果的。在那些地方,西方文明人严肃地玩着“原始性”的把戏,暗地里逃避其困难重重的任务,正如那句名言所说,“这里是罗得岛,就在这里跳吧( Hic rhodus, hic sa/ta)”。
因此,问题不在于模仿外来的东西,更不在于成为外来思想的传教士,而在于立即开始塑造已经百病缠身的西方文化。这必须由真正的欧洲人来完成,他需要带着他的婚姻问题、神经官能症、对社会和政治的幻觉以及整个世界观上的迷失方向置身于西方的日常活动中。我们最好是承认,从根本上讲,我们并不理解这样一部著作所说的超脱尘世是怎么回事,事实上也不想理解。
中国人已经充分满足了自己本性的本能要求,以至于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们洞悉世界的不可见本质。他们那种把视线转向内心从而超脱尘世的心态,我们是否觉察到了呢?或许,这种内视的前提条件是把我们从束缚于可见世界的欲望、野心和激情中解脱出来?这种解脱难道不是必定源于有意义地满足本能要求,而不是源于一种心怀恐惧的、不成熟的压抑吗?也许只有服从了世间法则,我们才能自由地认识精神世界?
只要一个人关注中国的文化史,并且认真研究过《易经》这部影响了所有中国思想数千年的智慧之作,他就不会轻易地放过这些问题。而且他知道,在中国的意义上,这部经典所提出的观点并不是一些闻所未闻的东西,而仅仅是些无可避免的心理学结论。
长期以来,在我们典型的基督教精神文化中,精神(Geist)和对精神的爱一直是纯粹正面的和最值得追求的。只是在中世纪行将结束时,也就是在19世纪，精神开始退化为理智( Intellekt), 那种难以忍受的理智主义( ntellektualismus) 的统治才得到反抗。这种理智主义导致了一个不可以原谅的错误：那就是把理智和精神混为一谈,并且把理智的过失归咎于精神。
当理智试图把精神的遗产据为己有时,它便有害于灵魂(Seele)了。理智绝对没有这个能力,因为精神是某种高于理智的东西,它不仅包含理智,而且还包含情感(Gamut)。精神是生命的方向和本原,追求那超人的光辉顶峰。与之对立的则是阴性的、黑暗的、属地的本原(“阴”)及其直达时间深处和身体根源联系的情感性( Emotiona|tat)和本能性(nstinktivitat)。
这些概念无疑是纯粹直觉的洞察,但如果想把握人类心灵的本质,这些概念就是不可或缺的。中国不能没有这些概念,因为正如中国哲学史所表明的,中国从未远离过核心的心灵事实( seelischen gegebenheiten),因此从未迷失于对单一心理机能的片面夸大或过高评价。
也正因如此,中国人对于生命的悖谬和极性一直都有清醒的认识。对立双方总能保持平衡这是高等文化的标志;而片面性(Einseitigkeit)虽然总能提供动力,却是野蛮的标志。
如今西方开始反抗理智,推崇厄洛斯(Eros)或直觉,我只能认为这是文化进步的标志,是意识突破了专横的理智所设定的过分狭窄的界限。我绝不想低估西方理智的巨大分化( Differenzierung),以此衡量,东方理智可以说是幼稚。(这当然与智力无关。)
如果我们能够成功地把另种或第三种灵魂功能提升到与理智相当的尊贵地位,西方就有可能超出东方很多。而现在欧洲人却背离自己,矫揉造作地模仿东方,这着实令人悲哀。如果欧洲人能够真实地面对自己,以自己的方式从自身本性中发展出东方历经数个世纪从其本性中产生的一切成果,那么前景将会广阔得多。
从理智的无可救药的外在角度来看,东方最为珍视的东西一般来说似乎并不是我们孜孜以求的。特别是,单凭理智根本无法理解那些东方思想对我们可能具有的实际重要性,因此理智仅仅把这些思想归于哲学或民族学的猎奇。这种缺乏理解是如此普遍,以致连一些博学的汉学家也不能理解《易经》的实际运用,从而把它看成一堆神秘难解的符咒。
▎现代心理学开启了一种理解的可能性
我在实际工作中的经验为我接近东方智慧打开了一条意想不到的崭新道路,不过应当注意,起初我对中国哲学还没有任何了解,当我开始从事精神病学和心理治疗的毕生工作时,我对中国哲学其实一无所知。只是到了后来,我的医疗经验才向我表明,我使用的一些技巧已经无意中把我引上了一条神秘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东方的贤哲们已经潜心研究了数个世纪。
这样说可能会被视为主观想象,这也是我此前从不发表这些东西的一个原因,但阐释中国灵魂的卓越专家卫礼贤径直向我确证了这种一致性,他使我鼓起勇气去评述这样一部中国著作。
就其实质而言,它笼罩着东方精神的神秘气息,但从内容上看(这极为重要),它却与我的病人的心理发展过程惊人地相似,而这些病人都不是中国人。
为使读者更容易理解这个奇特的事实,我必须提到,正如人的身体拥有种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共同解剖结构,人的心灵也拥有一种超越了所有文化和意识差异的共同基底( Substrat),我称之为“集体无意”( kollektive unbewusste)。
这种为全人类所共有的无意识心灵不仅包含那些能够变成意识的内容,而且也包含让人做出相同反应的潜在倾向。因此,集体无意识就是对超越了所有种族差异的相同大脑结构的心灵表达,这样便解释了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相似甚至完全相同的神话主题和象征,也解释了人类为什么能够相互理解。
各种不同的心灵发展路线都出自一个共同的主干,其根源则可以追溯到所有过往。人与动物在心灵上的类似甚至也在于此。从纯粹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与人类共同的想象本能和行动本能有关。一切有意识的想象和行动都是在这些无意识原型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并且一直与之相联系,在意识的清醒度还不够高时尤其如此。
也就是说,此时心灵的各种功能更多依赖于本能而不是依赖于有意识的意志,更受情感而不是理性判断的控制。这种状态保证了一种原始的心灵健康。然而,一旦环境变化要求更高的道德努力,心灵就立刻变得不适应了。仅仅对一个总体上一直保持不变的自然来说,本能才是足够的。因此,更多依赖于无意识而不是依赖于有意识选择的个体,会倾向于明显的心理保守主义。
原始人数千年来都不发生变化,而且害怕一切陌生和异乎寻常的事物,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倘若他不够保守,这可能会使他不够适应,并且导致巨大的心灵危机,也就是导致某种神经官能症。只有通过对陌生事物的吸收同化,才能使意识变得更高更广。
这种意识倾向于自治,倾向于反抗旧的神祗,而这些神祇不过是迄今一直压制意识的那些强大的无意识原型罢了。意识和有意识的意志越是强大和明显,无意识就越被压到幕后,意识结构就越有可能从无意识原型中解放出来。如此获得自由之后,意识结构便可以挣脱单纯本能的锁链，最终达到一种丧失本能或与本能对立的状态。
这种去除了根的意识再也不能求助于原型意象的权威,它固然获得了普罗米修斯式的自由,但也拥有了一种无神的傲慢。它虽然翱翔于尘世之上,甚至翱翔于人类之上,但倾覆的危险也在于此。
当然,面临这种危险的并非每一个个体,而是这样一种集体的弱者,他们会像普罗米修斯一样被无意识锁在高加索山上。智慧的中国人可能会借《易经》中的话说:阳极阴生,阴生于午,由阳转阴。
医生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变化被原封不动地转移到生活中,比如一个成功的商人通过打拼获得了他所想要的一切,在成功的巅峰不再从事工作,没过多久便突然患上了神经官能症,这种病把他变成了一个下不了床的长期患病的怨妇,最终彻底被摧毁。从阳到阴的转变都反映在其中。《但以理书》中关于尼布甲尼撒( Nebukadnezar)的传说以及独裁者的普遍疯狂与此极为相似。
有意识见解的偏执以及与之相应的无意识的阴性反应是我们这个时代精神病治疗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个时代过分看重有意识的意志,相信“有志者事竟成”。我丝毫不想贬低有意识的意志的崇高道德价值,我们仍然可以不加贬低将意识和意志视为人类最高的文化成就。但一种摧毁人类的道德又有什么用呢?在我看来,使意志与能力协调一致要比道德更重要。不惜一切代价的( a tout prix)道德是野蛮的标志,在我看来智慧往往要更好一些。
但我也许是戴着医生的职业眼镜去看这一点的,我不得不去治疗因文化的过度发展所导致的伤害。无论如何,事实就是：意识受必然的偏执所激励而远离了原型,最终导致了崩溃。
在灾难发生之前很久,错误之兆就已经显现出来,比如丧失本能、神经质、失去方向、纠缠于一些不可能的情况和问题,等等。医生诊疗时会发现,无意识一直在反抗意识的价值观,因此不可能被意识吸收同化,反过来的情况也绝不会发生。
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似乎不可调和的冲突,人的理性无法解决它,除非通过佯装解决或可疑的妥协。如果这两种回避方式都不可行,那么我们要问:迫切需要的人格统一性何在?追求这种统一性的必要性有多大?
也正是在这里，我们开始走上了东方人早已走过的道路。
中国人之所以能够发现这条道路,显然是因为他们从未让人性的对立面过分远离,以致失去了一切有意识的联系。而中国人的意识之所以能够包容一切,是因为是与否一直保持着原初的临近性,就像在原始的心灵状态中那样。
尽管如此,他们必定会感觉到对立面的冲突,于是要寻找一条道路使之从对立面中解脱出来,一如印度人所说的“无争”( nirdvandva)。我们所讨论的这部经典便涉及这条道路,我的病人们也涉及同一条道路。
对于西方人来说,最大的错误莫过于直接照搬中国的瑜伽功法,因为问题仍然是他的意志和意识,这只会加剧意识与无意识的对立,导致本来想要避免的结果,神经官能症也会随之加重。
我们不是东方人,因此在这些事情上有着完全不同的出发点,这一点似乎怎么强调也不为过。如果认为这是所有神经官能症患者都必须走的道路,或者是解决每一个阶段的神经官能症问题的途径,那将是极大的错误。只有当意识发展到反常的程度,从而与无意识过分远离时,它才可能有用。这种高度的意识是必要条件。最大的错误莫过于让那些因无意识过分占据统治地位而致病的神经官能症患者采用这种方法。
出于同样的理由,这条发展道路对于中年(通常在35岁到40岁之间)以前的人几乎没有什么意义,甚至可能有害。如上所述,我之所以要走上一条新路,是因为在我看来,如果不对人性的某一面加以强制,病人的根本问题就无法得到解决。
我在工作中一直坚信,从根本上说并不存在无法解决的问题。经验也向我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我经常看到有些人轻易便超越了别人无法超越的问题。
更进一步的经验表明,我所谓的这种“超越”( Uberwachsen)原来是意识层次的一种提升。一种更高更广的兴趣在视域中出现了, 随着视域的开阔,尚未解决的问题变得不再紧迫。
这个问题并不是就其自身以逻辑的方式得到解决,而是面对着一种新的、更强的生命指向而逐渐消解了。它并没有遭到压制而成为无意识,而仅仅是呈现在另一种光亮中,因此也变得有所不同。
在较低层次导致最激烈冲突和充满恐慌的情感爆发的那些东西,现在从人格的更高层次来看,宛如从高山山顶上俯瞰山谷中的一场雷雨。这并不是说这场雷雨已经不复存在,而是说人已经不在其中,而是位于它之上。
但是从心灵的角度看,我们既是山谷又是山峰,因此感觉自己超越于人似乎是一种徒劳的幻觉。
我们当然会感受到情感,并且为之震撼,受之折磨。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能觉知到种更高的意识,它阻止我们把自己等同于情感,使我们能够客观待之,并可以宣称:“我知道我在受苦。”
我们这部经典在谈到昏沉时说:“昏沉而不知,与昏沉而知,相去奚啻千里。”这也完全适用于情感。在我的工作实践中,时常会遇到病人凭借一种难以理解的能力而超越自已,对我来说,这乃是最宝贵的经验。
在此期间我终于认识到,从根本上说，最大、最重要的人生问题都是解决不了，因为它们表达了内在于一切自我调节系统中那种必然的两极性。
它们不可能解决,而只能超越。
因此我问自己,这种超越的可能性,也就是心灵进一步发展的可能性,是否是不正常的?仍然陷在冲突之中是不是病态的? 每个人都必定至少潜在地具有这种更高的层次,在合适的环境下就能使这种可能性发展起来。
当我认真考察那些悄无声息、仿佛无意识地超越了自我的人的发展道路时,我发现他们的命运有某种共同之处:无论产生于外部还是内部，新事物从那个晦暗不明的潜在可能性领域进入了他们,他们接受了新事物,并由此进一步成长。
典型的情况是,有的人从外部接受新事物,有的人从内部接受新事物,或者毋宁说,新事物有时从外部落到人身上,有时从内部落到人身上,但绝不是全然来自外部或全然来自内部。如果来自外部,它将成为最内在的体验;如果来自内部,它将成为最外在的事件。
但无论如何,它绝不会是凭借目的和有意识的意愿而产生的,而更像是溢出了时间之流。我们总是急于尝试把一切变成目的和方法——所以我故意表达得非常抽象,以免造成偏见。不能给新事物贴上这样那样的标签,否则它就成了可以“机械”复制的方法,于是又成了“邪人”行“正道”。
命运安排的新事物很少甚至从未符合过有意识的期待,这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更令人惊奇的是,虽然新事物往往与我们所知道的根深蒂固的本能相抵触, 但它是对整体人格极为恰当的表达——我们无法设想还有什么表达比它更完整。
为了取得进步,解放自己,这些人做了什么呢?据我所知,他们什么也没有做(无为),而只是让事情如其本然地发生,正如吕祖所教导的,如果个人不放弃他的执着,神光就会按照自己的规律运转。
让一切顺其自然地发生,无为而为,“放开自己”,埃克哈特大师( Meister Eckhart)所传授的这些技艺成为我成功打开通向道的大门的钥匙:在心灵上必须听任事情发生。对我们来说,这成了一种鲜为人知的真正技艺。
一般人的意识总是在干预、帮助、纠正和否定,从来不让心灵过程宁静地简单发展。这项任务本来是足够简单的(如果简单不是一切事情中最难的话!)。它所要做的仅仅在于：首先客观地观察心灵发展中的某个幻念( Phantasiefragment)。再没有什么比这更简单了，但困难也正始于此。
人似乎没有什么幻念——或者有——但这太愚蠢了——我们可以举出上千条好理由去反驳:“我无法全神贯注于它”、“它太无聊了”、“又会有什么结果呢?”、“它不过是……而已”,等等。
事实上,意识提出大量异议,往往就是要清除这些自发的幻想活动,即使我们决意要让心灵过程不受干扰地进行。在许多情况下都存在着一种真正的意识发作( Bewusstseinskrampf)即使成功地克服了最初的困难,意识随后还会进行评判,试图对幻念进行解释、分类、美化或贬低。这样做的诱惑简直无法抗拒。
在全面而忠实地观察一段时间之后,意识的急躁就可以得到遏制,这是势在必行的,否则就会产生阻碍性的力量。但是在每次观察幻念时,必须把意识活动重新搁置一边。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努力的结果起初并不那么鼓舞人心。这些幻念原本就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楚它们的来来去去。此外,获得幻念的途径也因人而异。对于有些人来说写出来最容易,对于另一些人来说想象起来最容易,还有人则愿意或有形或无形地将它们画下来。那些意识高度发作的人往往单靠手就可以表达幻念,他们会画出一些对意识来说往往完全陌生的图案。
这样的修炼必须坚持到意识发作完全释放,或者说直到让事情顺其自然,这是修炼的下一个目标。由此建立了一种新的态度，这种态度也能接受非理性和无法解释的东西——因为它们是正在发生的事情。
不同的是，如果一个人已经被正在发生的事情压倒了,那么这种态度不啻为一种毒药;但是对那些具有完全自觉的判断力、只从正在发生的事情中选择出适合他们意识的事情以致逐渐步出生命之流而陷入一潭死水的人来说,这种态度则具有极高的价值。
在这里,我们前面提到的两种类型的人所走的道路似乎是分开的。两者都学会了接受他们所面临的事物。(正如吕祖所教导的:“事来要应过,物来要识过。”)但一种人主要接受来自外部的东西,另一种人则主要接受来自内部的东西。
根据生命法则,一种人将从外部接受他以前从未从外部接受的东西,另一种人则将从内部接受以前一直被他排除的东西。当以前的价值(只要不是纯粹的幻觉)随着变化而得到坚持时,这种本性的逆转就意味着人格的扩展、提升和丰富。
如果这些价值没有得到坚持,人就会走到另一面,从健康变成不健康,从适应变成不适应,从神志清醒变成神志不清,甚至从理性变成精神错乱。
这条道路并非没有危险。一切好东西都是昂贵的, 人格的发展则属于最昂贵的东西。它涉及对自我的肯定——把自我当成最严肃的任务,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保持警觉,时刻关注一切可疑的方面——这其实是一项触及我们核心的任务。
中国人可以把整个中国文化的权威当作后盾。如果他走上了这条漫长的道路,那么他所做的会被视为他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而西方人若想真正走上这条道路,则会遇到理智、道德、宗教等各方面权威的反对。
因此,人们要么极为省事地模仿中国,把处于困境的欧洲人抛下不管,要么试图重新回到基督教会的欧洲中世纪,重新筑起欧洲的高墙,把可怜的异教徒和人种学的好奇心挡在真正的基督徒之外。
对生活与命运在审美或思想上的挑逗在这里戛然而止。对更高意识的追求使我们离开了一切掩体和保护设施。人必须全身心地投入这条道路,因为他只有出于真诚才能继续前进,只有他的真诚才能保证其道路不会沦为荒谬的冒险。
无论一个人的命运是得自外部还是内部,对道的体验和道的事件都是一样的。因此对于各种外在和内在的事件, 我不必多说,其无穷无尽的变化是我永远无法穷尽的。而且这对于我们所要评述的著作无甚意义。但对于进一步发展所伴随的心灵状态,则有许多东西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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