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真先生正在接受记者采访。
〖核心提示〗
山西有两块在书法界、金石界颇负盛名的唐碑。一块是由唐太宗李世民亲自撰文并书写的晋祠铭碑;另一块便是以文字奇诡、篆书古雅闻名于世的碧落碑,原碑如今被保存在新绛县博物馆。千年来,两碑虽都因其碑文被历代书法爱好者们推崇,但千年之后却命运迥异。晋祠铭碑的名声远在碧落碑之上,究其原因,或可追溯到碧落碑失落在时间长河里的“出生的秘密”,那些被岁月的荒草埋没了的往事让碑文的历史及文化价值大打折扣,如明月云遮、珠玉蒙尘。幸好,今年已75岁的我省著名学者、作家寓真先生去年10月末的某一天,在欣赏珍藏的一片碧落碑拓片时有了意外发现,并以追根究底的学者精神、深厚的文言文功底和对故乡文化的热爱之心孜孜以求之。他耗时4个月,精研拓片、搜求资料、斟酌综理,写出万余字的研究文章,厘清了三晋名碑碧落碑的来历和变迁,拨开了笼罩碧落碑千年的迷云。同时,该文也为有心者提供了一个长篇小说或电视连续剧的创作底本——因为其中有人物、有历史,还有曲折奇特的情节。著名作家韩石山先生认为:“寓真先生有关碧落碑的研究成果,对山西地方历史文化来说,是一个重大贡献;对山西文史工作者来说,具有很大的启发作用。”3月7日,记者在太原采访了寓真先生。
其来历和变迁系千年谜题
新绛县博物馆收藏的碧落碑立自唐代,传世千年,爱慕者众,研究者也不少,但大多偏重品鉴、研究其书法,以致至今,世人只知该碑是唐高祖李渊第十一子李元嘉的4个儿子为逝去的母亲房妃祈福所立,却没人能说清该碑究竟立于何时、经历了怎样的变迁、为何以碧落命名、立碑的动机又是什么。
宋代欧阳修著《集石录》,此书是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其中有关于碧落碑的记载:“碧落碑在绛州龙兴宫。宫有碧落尊像,篆文刻其背,故世传为碧落碑。”“碑文言‘有唐五十三祀,龙集敦牂’,乃高宗总章三年,岁在庚午也。又云哀子李训、谊、譔、谌,为妣妃造石像。”
欧阳修之后,赵明诚与李清照撰考古名著《金石录》,除绛州碧落碑外,并载有“司马山弥勒石像碑”,曰“永淳二年,篆书,旧在泽州府”,仅寥寥十数字。后人考其所记弥勒石像碑,即是泽州的碧落碑。金明昌五年(公元1194年),泽州刺史许安仁撰有《碧落寺磨崖碑记》,写道:“唐高宗永淳二年,太尉韩王诸子训、谊、譔、谌,为妣妃祈福,因石壁刻弥勒像,磨崖碑其事于侧。”
光绪版的《山西通志》记载称绛州碧落碑刻在总章、咸亨间。
郭宗昌、王世贞、顾炎武、钱大昕和李慈铭等大家也曾为绛碑留有笔墨,却都出自评价其书法的角度。
寓真先生平日闲暇对收藏、书法、历史均颇痴迷,兼是山西人,又曾于1998年在省城南宫古玩市场购得一幅清代碧落碑拓片,所以多年来也曾就历代学者对碧落碑的研究进行过一些梳理。他说,古人囿于信息缺乏、今人或无探轶兴味才使碧落碑来历之谜千年未解。他认为:“历代金石家受历史条件局限大都是单独研究绛碑,很多人不知道泽碑的存在,而知道的又没有将泽碑和绛碑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细致研究,以至于将碑文上的时间‘有唐五十三祀’误认为是立碑时间,碧落碑的命名、变迁等也都没说清。”
发现碧落碑的时间谬误
去年10月末的一天,寓真先生再次赏读拓片上的文字,在看到第一句“有唐五十三祀”时突然起了个念头:如果这个时间真如前人所说是立碑时间,那么李元嘉父子当时应该也在绛州。思及此处,他立刻找出家中藏书《新唐书》《旧唐书》,仔细查找跟李家有关的一切文章和片言只语的记载。
他欣喜地发现,李元嘉确实曾经在泽州、绛州两处任职,且在绛州任职时间不是“有唐五十三年(公元670年)”。史书记载,李元嘉十五岁授潞州刺史,贞观十年(公元636年)封韩王,升潞州都督。《唐书》云:“高宗末,元嘉转泽州(今山西晋城泽州)刺史。”而据许安仁《碧落寺磨崖碑记》可知,元嘉父子在泽州造像刻碑,正是在“高宗末”,即永淳二年(公元683年)。这年12月高宗甍,中宗在位仅3个月就被罢黜,武则天开始临朝摄政。元嘉是中宗的长辈,在李氏诸王中资望最高,武则天进授元嘉为太尉,想安抚他,但两年之后又将他调往绛州(今山西运城新绛)。显然由于元嘉在潞、泽一带时间过长,武则天放心不下,调换地方,以便控制。元嘉这时也看清了武则天的居心,表面上尊崇宗室,实际将要诛杀诸王中不附己者。因此,元嘉与其子李譔等预谋纠合宗室起兵,他以中宗名义下诏说:“太后必尽诛诸王,不如先起事,不然,李氏无种矣!”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秋,越王李贞与子李沖率先发兵,其他各王仓促间兵未能到,结果失败。元嘉回京师被逼自杀,其子李譔、李谌同时被处死。后来到了唐中宗李显复位的神龙初年(公元705年),才为他们恢复名誉。《新唐书》中还有记载:咸亨元年即是唐朝开国第五十三年,房妃辞世。
史书确凿的记载和古今学者对碧落碑研究的资料让寓真先生对碧落碑的刻碑时间有了清晰的脉络:泽州碑明确记载为永淳二年刻,绛州碑若是刻于有唐五十三年(咸亨元年),便早于泽碑13年,而元嘉的任职是先泽后绛,显然矛盾。结论只能是“有唐五十三年”是房妃逝世的时间,其后13年,泽州碧落碑立,再后两年,绛州碧落碑立。
探寻碧落碑背后的故事
以时间谬误为引子,沿着史书的记载寻觅,寓真先生先后弄清了碧落碑的命名、变迁,探寻出一段盛唐政治斗争的故事。
寓真先生用精当而优美的语言为记者概括出碧落两碑的命名和变迁:泽州刻弥勒像,摩崖篆文,所在原属司马山,后名碧落山;绛州刻天尊像,像背篆文,所在先为碧落观,后改龙兴寺。泽碑先刻,知名在后;绛碑后刻,闻世在先。若是从后溯前,碧落山因碧落寺而名,碧落寺因碧落碑而名,泽州碧落碑因绛碑之名而名,绛州碧落碑因旧有碧落观而名。正是名碑两刻,泽绛同辉。
至于李元嘉父子两度立碑有何深意,寓真先生认为,房妃随同李元嘉居潞州多年,病逝于潞州,但元嘉父子并没有在潞州为之立碑,为何等到十多年后,才在泽、绛两地祈福?通常人死葬毕,墓前并不一定当即竖碑,相隔多年之后才为死者立碑建祠,这种情况并非罕见。碧落碑非是墓碑,而是供奉神像的祀福碑,立碑的时间与地址并无一定。就元嘉父子的皇室地位而言,凡事须合皇家礼仪,亦必关乎政局。房妃去世那些年,因唐高宗长期患病,武则天垂帘听政,元嘉父子不能不时刻牵念朝政。泽州造弥勒像、刻摩崖碑之时,高宗已命在旦夕,到绛州造立天尊像碑更是在他们策划反武则天起事之时。纪念前人,所关注的其实是后人的运遇。从两度造像立碑的时机来看,显然别有深意。元嘉父子作为唐王贵胄,为其帝业的兴衰而焦虑。从碧落碑碑文中亦可窥见玄机,虽以祭祀房妃为由,真实意思则是为李唐王朝的祚命祈祷。
在绛州碧落碑碑文中有:“侸仪品以同焕,指乾坤而齐极。介兹多祉,藩度惟隆。如山作固,永播熊章之烈;循陔自勔,冀申乌鸟之志。”
寓真先生说这几句话的大意是:树立礼制仪规,使之光辉四照,天地上下有望达到中和的大道。有此鸿福大祉,家国必会兴隆。国祚永固,稳如山岳,以永葆雄师的英武;努力奉养,发扬光大,以表达报恩的诚意。
解读这段碑文,不难看出元嘉父子为唐朝皇祚而祈祷的深层动机。元嘉父子作为李唐宗室,深怀家国之忧,祈望于唐朝江山的稳固。然而,佛道神仙与房妃在天之灵没有能够保佑他们,两处像碑落成不久,即于垂拱四年九月,其父子一起毙命于武则天刀下。《唐书·则天皇后传》说:“自是,宗室外诸王相继诛死者,殆将尽矣。其子孙年幼者,咸配流岭外。诛其亲党数百余家。”
还原碧落碑历史文化价值
寓真先生为尽最大可能还原出碧落碑碑文的原意,他先将碑文630个字一一摹写在一张纸上,然后一个字一个字寻找历代书法家对该字的研究成果,反复比对,直到找到最贴切的字。然后利用自己多年研习文言文的功底进行释读。单此一项,耗费先生一个多月的时光。
先生颇有感触地说,越是研究深入,越是觉得此碑非凡品,历史文化价值不菲。
在文字方面。碧落碑杂用了仓颉、史籀、秦篆三个时期的古文字,假借、转注甚多。宋代郭宗恕著《汗简》,至今为学术界所推重的一部文字学专著,其中收录了碧落碑的古字。清初闵齐伋、毕弘述编撰的《六书通》,也把碧落碑作为字源之一。从《汗简》到《六书通》足以证明,碧落碑对于我国古文字的保存,具有着极其重要的文献价值。
在书法方面。以周钟鼎、秦刻石为标志的古雅篆书,汉魏以后已趋衰微。到了唐代,唐太宗嗜好王羲之,极誉《兰亭序》,形成了法书风尚,行、楷、草名家迭出,而对于钟鼎款识几无人问津,李斯刻石也大抵毁于唐时。碧落碑在这种情况下出现,显得卓然高大,具有独特的书法艺术价值。
在文学方面。碧落碑是典型的初唐骈文,行文华丽典雅。碑文中间一段写道:土木非可久之质,熔铸为诲盗之先。肃奉冲规,图辉贞质。睟容伊穆,元仪有炜。金真摛耀,凝金阙之易奔;琳华扬采,若琳房之可觐。霓裳交映,歘驾斯留。帝宸饰翠云之美,香童散朱陵之馥。意思是塑像如果用泥土或木料来做,不能耐久;如果用金铜来铸,又会引诱人来盗窃。因而,遵从朴素的风范,造像用了贞石之质。“睟容伊穆,元仪有炜”两句,意谓温和慈祥,容光焕发。“金阙”“琳房”指神仙的居所,“金真摛耀”“琳华扬采”意即铺陈华采、放射光芒,“易奔”“可觐”表示在仙宫中的自在和显耀。“霓裳”是仙人的衣装,“欻驾”是仙驾的轻车,一派飘拂轻柔之态。“帝宸”指帝王的宫苑,“朱陵”是道家的洞天,如翠云飘绕,有芳香馥郁。这段话文词简练,内容充满浪漫色彩。如果用现在的通俗语言来写,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
寓真先生说:“碧落碑不仅隐藏着一段政治斗争的逸事,当以历史文献视之;且文篆俱佳,不愧为我省历史文化史上的一枝奇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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碧落碑微档案
碧落碑在新绛县龙兴寺,篆书,600余字。系我国著名的唐碑,国家一级文物。其碑名来历、书篆作者、刻碑时间,历有争议。另有晋城“司马山摩崖碑”,与新绛碧落碑同一篆书,金、元间毁于山火,遗址今有碧落寺。此碑文篆俱佳,具有重要的历史文献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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