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道堂运动的兴起，是本土主义对鸦片战争后新形势的回应，国人认识到单靠儒家思想资源无法应对“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主张融合儒释道三家思想，提出新的“救世”方案。这些道堂除供奉吕祖、关公、观音、文昌帝君之外，也供奉一些地方神明。他们从天人感应学说出发，认为瘟疫的产生来自人间的道德败坏，需要重振信仰以消灭瘟疫产生的根源，用道符配合“仙方”治病，举办仪式“禳灾清疫”。在同时涌现出大批道堂的情况下，谁家的仙方、灵签、乩语特别“灵验”，就能吸引到更多信众，汲取更多资源办理慈善事业。黄大仙祠就是其中的一个佼佼者。
黄大仙祠起源于1897年广州番禺大岭村普济坛、1899年建成的芳村花地黄大仙祠。正是在1899-1913年间，广州黄大仙祠“香火极盛，倾动一时”，成功塑造了黄大仙“有求必应”的灵验形象，才有了后来在香港的辉煌。
香港黄大仙祠供奉赤松子(皇初平、黄初平)，将起源追溯到晋代的浙江金华，但严格来说，从1897年番禺普济坛算起，岭南黄大仙信仰只有122年历史。
花地黄大仙祠建成后不久，普济坛道侣梁仁庵回到老家南海西樵稔岗设立普庆坛。1915年，梁仁庵恭奉黄大仙画像南下香港，1921年在九龙建成“啬色园”，后发展成闻名遐迩的黄大仙祠。
1901年签订《辛丑条约》以后，清廷开始实行新政。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为兴办新式学堂，然而政府财力捉襟见肘，不得已借鉴康有为、张之洞提出的思路，实行“庙产兴学”，将庙宇祠观改为学堂，把庙产拨充办学经费。
1903年，岑春煊出任两广总督。岑到任后，大力实施毁庙兴学方针。时有芳村本地绅士郭泽乾（光绪四年举人），看到这是一个办学良机，向岑春煊提议：“花地黄大仙祠积存捐款颇多，拟拨充学堂经费，藉资作育人才。”黄大仙祠神董郑润煇迫于压力，将账册缴呈给番禺县令审阅。不久，番禺县令批复：“本案现奉学务处委员来县会同传讯查办。”
1904年，当时的报刊曾这样描述：“广州花埭有黄大仙庙，其神祀黄石公，乃数年前好事者所建，香火极盛，倾动一时，乡曲小民往往有扶老携幼走数百里路来祈福者，是以庙产极丰，庙中执役之人皆成小康。”
黄大仙祠兴建时，有一笔大额捐款来自三水县。晚清时期郑氏家族是三水县的最大豪绅 。郑氏兄弟虔信神仙，似乎是受到乃父广东水师提督郑绍忠的影响。
郑绍忠(1834-1896)，原名郑金，绰号“大口金”，广东三水人，长身广膊，孔武有力，据说嘴巴极大，可塞得进拳头。咸丰年间，郑金加入洪兵起义中的陈金釭队伍，因骁勇善战，迅速成为起义军重要将领。1863年郑金降清，改名郑绍忠，所部改编为“安勇”。郑绍忠1891年任广东水师提督，1895年赏加尚书衔。1880年，因广州治安不靖，两广总督张树声奏请以郑绍忠所部常驻省城，再增募二千人，从此到清末设立警察为止，省城治安主要由“安勇”负责。
郑绍忠在刀枪丛中讨生活，生死常在毫发之间，1894年他在故乡三水大旗头村营建规模宏大的“尚书第”，内设“大仙楼”，祀奉不知名的“大仙”，因他打仗多年，曾几次遇白发老人指路，得以化险为夷，遇难呈祥。
黄大仙信仰能取得后日的崇高地位，离不开芳村时期郑氏兄弟的贡献。他们在自己捐款之外，还动员更多绅商参与，与坛中道友一起苦心经营，以树立黄大仙“有求必应”的形象。黄大仙祠声誉鹊起，选中芳村花地这个靠近省城的位置十分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通过扶乩请得黄大仙“仙方”治病救人，树立起黄大仙十分“灵验”的口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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