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实味原本是一个普通文青。他从小学到中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因受父亲薰陶，古文功底较好，他的老师曾夸他是”天上的玉麒麟下凡”。
他17岁时(1923年)考取河南省留学欧美预备学校。一年后因为经济所迫考取邮务，又一年后(1925年)考入北京大学文院预科，年底发表书信体小说《休息》，表示:“我们青年的使命就是用我们的热血去拯救祖国，改造社会。“但他在北大只读了两年就因为经济原因而辍学。
他在北大参加了党组织活动，1926年1月，经人介绍加入组织。1930年与革命伴侣刘莹结婚。1937年10月正当抗日救亡热浪席卷全国，他不顾家中一双年幼的儿女和小产的妻子，怀着满腔热血只身投奔延安。战乱年代，家书中断，这一去竟成生离死别。那时候，他已经是个作家、翻译家。在延安的头四年，他翻译了近200万字的马、恩、列经典著作，是一个颇有成就的马克思主义翻译家，党内知识分子。
当年，延安有很长时间听不到抗日前线的枪炮声，知识分子耐不住寂寞，有两派作家发起对峙论战，一派主张描写光明，以周扬为代表；一派主张抨击黑暗，以丁玲为代表。王实味盲目跟风，于1942年3月分两次在延安的《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一组杂文《野百合花》。他在文章中直言不讳地批评当时延安“歌转玉堂春、舞回金莲步”的一片升平气象；批评“革命圣地”缺乏人际之间的温暖。他直言不讳地反对等级制度——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
这个36岁、性格单纯且孤僻的书生王实味，血气方刚，逆风飞扬，成为“革命圣地”的明星，一时轰动延安。
《野百合花》发表后，胡乔木以领导人秘书的身份两次找王实味谈话，还两次给他写信，指出《野百合花》的思想错误。对这一明显来自最高层的批评意见，他竟置之不理，悲剧的发生因此也就在所难免了。其实，王实味当时只要低头认罪，学学丁玲、艾青他们，把自己作践、糟蹋一番，也许就能逃过一劫。然而王实味就是王实味，他不仅不认错，反而提出退党，这就是他和其他延安知识分子的区别，也许他以为自己是鲁迅再世。
组织上要求歌颂光明，他却执意批评黑暗。因此，领导生气了，后果很严重。延安召开了持续16天的座谈会。前4天，还是把王实味作为思想错误来进行批评与帮助，文艺界大伽们纷纷服软认错。但在康生的亲自”指导”下，座谈会很快变成对王实味的批斗会。第5天，升级为政治问题；又过了3天，会上就有人称王实味为”托洛茨基分子”。这种“思想批斗会”的功能就是碾压自尊、撕裂人性、解除反抗，迫使你自证其罪。
中央研究院党委于1942年10月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中说他”从1929年以来，始终没有停止过托派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1943年4月，康生下令将王实味逮捕。此后关押期间，又查出王实味1927年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当过3个月文书。于是，王实味头上除”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反党五人集团成员”外，又加戴一顶黑帽子:”暗藏的国民党特务”。
这是组织上的斗争艺术：搞运动，必须要有反面典型、批判对象。那些文艺界大伽们纷纷自打耳光、承认错误之后，立即华丽转身、重新站队，集体对王实味口诛笔伐，使他变成了众矢之的、过街老鼠，无处可逃。
他的《野百合花》是没有春天的，一个“野”字，便是原罪。这片盛产标语口号的土地，虽然广大辽阔，但不容另类物种栖身。
在人为的恐怖环境中，众多受害者会对加害者产生一种发自内心的敬仰爱戴之情，这就是后来被现代医学所证实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当年在批斗王实味的会上积极发言的大伽们，后来在1957年或1966年历次运动中，都没有逃过一场场政治劫难。可悲复可笑的是，他们同样也都是思想犯。
丁玲因发表杂文《三八节有感》受到批评,但她很快作了检讨；后来她批判王实味却毫不留情,而且第一个提出王实味“反党”。她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说:“王实味的问题已经不是一个思想方法,或立场、态度的失当,而是一个动机的问题,是反党的思想和反党的行为,已经是政治问题……现在完全不同了,要打落水狗。” (丁玲:《文艺界对王实味应有的态度及反省》)。
接着，王实味长期被关押，没有申辩机会，禁足、禁声。1947年7月2日，晋绥公安总局局长陈养山，给中共中央社会部部长康生和副部长李克农写了一份报告，全文如下：
康、李部长：
反革命托派奸细份子王实味由延安至晋绥行军途中进行挑拨离间等破坏活动，四月十六日，送来我处关押后，不仅毫无悔意，且更变本加厉，污蔑谩骂我党，刚来即说他不是托派，是好共产党员，冤枉了好几年，快拖垮了，又说他向记者说话承认他是托派奸细是自我牺牲，是被迫的，使他神经受了刺激，身体也垮了，因此提出要特别优待他，每天要吃鸡子(鸡蛋)白面。
后又说他本来没问题，只是在行军中发了一下脾气，便将他扣起来，说共产党不讲民主，不保障人权，言行不一致。
我处审讯科昨日被蒋机轰炸，急于搬家，根据王实味的罪恶及表现，实属无法改造，故请示处决批准后，我们于昨夜在兴县将王犯密秘处死，特此报告!
时间很确定，王实味被杀于那一年的7月1日。人的生命只有一次，不能重来。他死于41岁，正是盛开的年纪，本应该像一束百合花。但王实味被划入敌对阵营，成了杀戮目标。他被自己组织中的同志用大刀砍杀，然后埋于一口枯井之中。直到他死后31年的1978年，他的妻子刘莹才从广播中得知丈夫的死讯。刘莹这时已经72岁高龄。
把生命交给组织，这是信仰，但不是王实味当年所说的人性。在湖南家乡为丈夫执着守候了40年的老太太，从此开始了长达13年不可描述的维权上访。刘莹与儿女不断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信申诉，组织上这次说他去敌后工作无法联系，下次说他可能人在东北，再后来推诿不过就干脆说他去了台湾！只因他是当年领导人亲自定性、指名不指名点到不下10次之多的”反面教员”，平反这一桩历史冤案的艰难曲折，远超正常人的想象。必须等到所有当事人全部自然死亡，才能看到一个冤案的水落石出。
后记：1979年以来，刘莹与儿女多次到北京上访，态度像王实味当年一样执着。1981年，李维汉向中央组织部提出复查王实味的建议。此后，压在王实味头上的三顶“黑帽子”先后被揭下。1982年2月，中组部作出决定，否定“五人反党集团”的存在。直到1991年2月7日，公安部在经过长期调查后，终于作出了《关于对王实味同志托派问题的复查决定》，对1946年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的结论予以纠正，王在战争环境中被错误处决给予平反昭雪。
公安部的两位干部来到刘莹家进行传达和安抚，时年85岁的刘莹看到复查决定中对王实味恢复了”同志”的称呼，激动得热泪盈眶。其实，她哪里知道，组织上每年的某些纪念活动，照例要顺带批判当年的“王实味思想”，只是不点名罢了。（原载民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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