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年，大陆最后3个军统特务低调见面，隐姓埋名64年各自生活如何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的专机在南京西郊撞山坠毁。戴笠死后毛人凤成为军统的一把手，并改军统为保密局。戴笠一死，许多原军统的特务就纷纷找借口离开了。不是找关系调走，就是找个借口离开。甚至有些人直接逃回了老家，隐姓埋名，过着普通人的生活。大陆最后一名女军统
浙江人王庆莲，94岁，就是当年离开军统，留在大陆的前军统成员之一。解放后经过二十三年的改造，直到1981年才落实政策，恢复自由。回想起曾经的军统生涯，王庆莲感慨颇深。当年在军统时有多风光，解放之后就有多萧瑟，这便是命运使然。王庆莲出生于1928年，她的父亲在一岁之前战死沙场。王庆莲对父亲的印象并不是很深。王庆莲的母亲为了生计，把她送到了外婆家，然后又嫁给了别人。王庆莲从小就和奶奶一起长大。1942年浙江江山沦陷，侵略者烧毁了王庆莲一家。当时，王庆莲一家人几乎没有生计可言，全靠远在重庆的舅舅每月寄来的微薄生活费来维持生活。但是随着战局的发展，后来和重庆断绝了联系，连舅舅那微薄的收入也断了。恰逢江山峡口军统秘密招兵买马，王庆莲的母亲便替她报名参加了考试，好让她能活下去。军统当时招募的考试内容主要是一些文化基础的测试，好在王庆莲在学校里面学过的文化没有荒废，仅一次便直接通过了考试。浙江江山，这里是大部分军统成员的聚集地。这和戴笠是浙江江山出身有关。戴笠认为，招募同乡不仅是为了方便管理，同时也方便军统为招募人员做详尽的背景调查。考试及格后，王庆莲被安排进了“临训班”，学习一些简单的特工技能。王庆莲一开始还不知道自己要加入军统，还以为是被征召进了部队做机密工作。后来王庆莲表示，如果她知道是军统在招募她，她是绝对不会去的。1943年6月，王庆莲与另外的20名男男女女一同乘坐军车从浙江江山出发，被送往重庆。这一年王庆莲年仅15岁。当时的军长对国内爱国者的手段极其残忍，他们反对蒋介石政府的统治政策。关于军统的恶行，外界有很多传言，甚至有生者进入，死者死亡。王庆莲初来乍到，只是个打印员，负责一些简单的文字工作。王庆莲是译电科的密探，在磁器口造纸厂工作。由于密码本需要专人负责，又要避免日军的轰炸，所以一般都是由专人携带，与密本股一道潜伏在乡下地区。那时候，全国人民的生活条件都很差，就算是重庆，也是如此。八个月后，王庆莲参加了局本部的一次“四一大会”，向姚科长汇报：“你可不可以把我调到城里来”。于是，没过多久，王庆莲便被姚科长给调了回来。感谢姚科长对他的“栽培”。王庆莲努力学习翻译，很快就掌握了发电的技巧。直到正式接触了译电工作之后，王庆莲才真正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军统，工作是有多么的危险。王庆莲说，当时她每天要翻译大约1500字左右的电报，任务非常繁重。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军统局内的气氛也是十分的紧张。王庆莲说：“整个办公室都讲江山话，别人也听不懂”。虽然是江山的同乡，但是王庆莲也不敢掉以轻心。谁都知道戴笠心狠手辣，稍有不慎，就是死路一条。在这里生存，最重要的就是谨慎。不过，虽然纪律严明，气氛也很凝重。不过，王庆莲的个人生活却是“十分丰富”的。重庆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即便是在最艰难的时候，重庆的政要们也是络绎不绝。歌舞升平的景象仿佛从未发生过。这时王庆莲年纪才不到二十岁，对于这个年纪的少女来说舞会这样的事物都是难以抗拒的。于是，王庆莲就经常带着几个女同事，下班之后偷偷跑出去参加舞会。这是她长时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下，唯一的慰藉。军统内部有规定，不能谈恋爱，不能结婚，更不准私自外出。对于正值青春年少的男男女女的特工们而言这也是极为残酷的一件事。所以一般情况下，长官们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没有人会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尤其是那些身经百战的特工们，只要有机会，为了安全起见，醉生梦死就成了常态。当时，王庆莲的上司是“姜毅英”这个著名的军统情报人员。因为日本人事先破译了日本人的电文，所以在美国珍珠港被日军偷袭之前，戴笠很欣赏。虽然嘴上说得很严厉，但是姜毅英却从来没有这么做过。隐姓埋名，却难逃命运的多舛
抗战结束以后，军统内部出现过一段时间的分歧。军统内部有很大一部分人和普通人一样都是盼望着和平到来的。毕竟谁也不想一直过这样的日子。戴笠死了之后，一部分军统的特工被放了回来，剩下的人则留在了毛人凤的身边。这个时候，王庆莲已经离开了军统。解放后，王庆莲先是在杭州白肉市场工作，后来又到粮食局工作了八年之久，直到1958年开始清理历史上的反革命时，才被查明身份，送到农场劳教。1981年，王庆莲终于恢复了自由。此后，王庆莲又在塘栖镇生活了许多年，直到九十年代退休，才回到江山老家。退休之后，国家对王庆莲的照顾也是相当不错的。二十三年的劳改，算是工龄了，所以王庆莲退休后的生活还是有保障的。俗话说“少小离家老大回”，王庆莲六十多岁，回到江山老家的时候，已经是物是人非。意外地“同志”见面
2013年时，已经86岁的王庆莲接到一个消息。说是有两个当年同样在军统任职的“老同志”想来看看她。一听到“同志”这个词，王庆莲下意识地敏感起来。自从退休之后，王庆莲就一直想过普通人的生活。而现在，这个突然出现的“同志”，却让他陷入了回忆之中。不过，虽然内心挣扎了很久，但王庆莲还是决定见一见对方。邀请王庆莲见面的是戴以谦、祝仁波这两位军统特工。三人见面都很低调，说话也很谨慎。直到确定对方没有恶意之后，才敢叙旧。其实，三人当年并没有见过面，也没有在工作中有所交集。这次见面的原因也仅仅是因为偶然间打听到在江山市还有活着的军统同僚。戴以谦之所以加入军统，完全是因为巧合。抗战爆发后，戴以谦曾在江西一家招待所当过接待员。恰逢戴笠同蒋介石到江西访问，戴笠无意间见到了这个小同乡江山。打听了一下，才知道戴以谦是他的侄子。戴笠索性将戴以谦留了下来，做了他的秘书。戴笠死后，与军统并无瓜葛的戴以谦选择离开。解放后，戴以谦回到江山乡下务农，只字不提当年为戴笠服务的秘书。但几年的平静生活后，戴以谦的身份还是暴露了。此后的经历几乎和王庆莲一样，在农场劳改，直到80年代初才得以释放，恢复了自由。如今孑然一身的戴以谦在老家江山的一家养老院里面生活，这里将会是他最后的归宿之地。与戴以谦同来见王庆莲的另外一名老人名叫祝仁波。说起祝仁波，他的经历就要比王庆莲、戴以谦都要传奇许多。1920年出生于上海的祝仁波父母早亡，12岁就在上海做童工。祝仁波有个姐姐，后来嫁给了陈一白，当时是中国电讯专家。由于陈一白，祝仁波17岁那年被介绍为军统。经过几个月的训练，祝仁波已经成为了电讯方面的佼佼者。一九四四年中国远征军赴腾冲作战，由于电台损坏，与后方失去联络。于是上峰命令祝仁波把新电台送往前线，帮助远征军恢复无线电通讯。接到命令后，祝仁波从重庆出发，辗转两周前往腾冲前线，帮助中国远征军恢复通信，奠定了腾冲保卫战最后胜利的基础。可以说，祝仁波这个英雄，当之无愧。戴笠死后，祝仁波也选择了退伍。和妻子和孩子一起隐姓埋名。然而，1950年，祝仁波和他的姐夫陈一白的身份还是暴露了。陈一白一九五二年在提篮桥监狱去世。至于祝仁波，则被打上了“历史反革命”的标签。在此期间，妻子承受不住压力，向祝仁波提出离婚，此后便带着孩子远走他乡，再也没能相见。说起来，祝仁波还算是幸运的。当时，祝仁波被判了十年劳改，刑满释放后，正好赶上时局动荡。劳改单位的领导见祝仁波掌握了机电技术，便留用他，安排他在农场干了16年。1980年，祝仁波离开农场，与自己的一名狱友来到浙江宁海的一个小镇上，靠给人修理电器谋生。2013年，祝仁波已经94岁了，还能独立生活。做饭、洗衣什么的，他都会亲自动手。提起往事，祝仁波倒不觉得有什么不快，唯一遗憾的是始终觉得对不起妻儿。祝仁波说“过去的一切就像是放电影一样地出现在脑海中，只不过这个电影是不好看的。”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2013年，一篇题为《大陆最后一个军统女特务》的文章登上报刊，王庆莲的故事才被呈现在大众面前。那年，廿八都镇三位耄耋老人留下合照。这是三位老人唯一一次相见。2013年11月，在一场名为“国家记忆”的二战图片展上，王庆莲看到一位年轻的国民党女兵。王庆莲在照片前停了下来，说道：“我以前在军统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打扮，那么的威风，那么的灿烂。”如今已经94岁的王庆莲依旧健在。慈眉善目的她很难让人将其与当年的军统特工联系起来。希望王庆莲能够保重身体，像她这样的亲历者，能够活到今天，实在是太难得了。从王庆莲老人、戴以谦和祝仁波三人身上，似乎正应了那句话：“成与不成都是空的，青山犹在，几度夕阳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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