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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近照
左：陶希圣 右：高宗武
各位听众好，我是沈宁，感谢收听沈宁讲故事。这几期讲的是民国史上著名的高陶事件，高是高宗武，陶是陶希圣，我的外公。
上一期讲到汪精卫与日本人会谈，达成协议，中日双方于1939年12月30日正式签署。我的外公为了拒绝在中日和约上签字，装病在家，不出席签字会议。
这期间的一天，高宗武先生突然不约而来，到了外公家。前面讲过，高宗武先生原来积极推动中日和谈，到上海之后，在是否建立新政府的问题上，与周佛海闹了矛盾，在汪精卫核心里就失去讲话的地位，生出脱离的念头。
中国社会政治中，历来有结帮成派的传统，所以身处权力高层的官员，都会十分小心，尽力避免独自相互来往，更不会交换真心实意。虽然外公和高宗武两人，心里有了脱离汪精卫的念头，但平时并没有相互交流过，各自掩埋在心底，否则一旦暴露，早就被日军或者七十六号捉去杀头了。不过时日久了，都是明白人，察言观色，高宗武和外公便也相互明白了对方的秘密心思。眼见着到了再无退路，高宗武到底年轻些，豁出去了，私自跑到外公家里来。
那天是下午三点多钟，母亲放学回家，到了环龙路口，望见一位先生在自家门前徘徊，犹豫不决，见母亲走到门口，便问：请问这是陶先生家吗？母亲回答：是啊，请问先生找谁？高宗武先生左右环顾一番，道：我们进去说，进去说。母亲便打开门，请那位先生走进家门，母亲听外公讲过高宗武的名字多次，但这才见是第一次见到高宗武先生。
母亲引高先生上了楼，同外公两人，关了门，密谈一阵。外公后来告诉母亲，当时外公对高先生说﹕我听说﹐他们早已监视你，现在你有生命危险。高先生听了﹐说﹕我们走了吧！外公说：这事很机密。我有几个学生很亲近，靠得住，能帮忙接应。高先生说：我发求救电报给香港的亲戚。外公说：我想最好能请杜月笙先生帮忙，我跟他有过一面之交，估计他不会不伸手援助。高先生说：杜先生也在香港，我去办。外公说：小心，小心。然后高先生茶也没有喝一口，便匆匆告辞而去。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
高宗武先生后来的回忆录里记录，外公经过再三细思之后，写了一封密信，让母亲独自一人，带给高宗武先生。母亲当时十八岁，勇敢机智，摆脱日汪特务的跟踪，跑到高先生住处，亲手交给了高先生。高先生接到外公的信，知道了外公出走的决心，便开始与香港方面联络，请求杜先生协助，安排高陶两人逃出上海的行动。同时，高宗武先生暗中积极准备，把日汪签署的几个秘密文件，都拍下了胶片，留作数据。
中国人对杜月笙的名字并不陌生﹐小学生都会被反复告知﹐蒋介石从政之前，是个小流氓，参加上海青帮，帮主杜月笙是个大流氓，是蒋介石的老头子。学校里老师那么说，书里那么说，报上那么说，大家都那么说，也都那么相信。可是不管社会上怎么说，我们在家里都尊称他为杜先生，不得直呼其名。母亲反复告诉我，杜先生对我家有恩﹐特别对母亲自己﹐更有直接的救命之恩。
据外公了解﹐当时中国还有一些人﹐对日本人仍抱有一定的幻想，像外公过去一样﹐而且国际上也还有不少人以为﹐日本并没有完全灭亡中国的意图。如果高宗武和外公两人﹐能够把日汪密约公布于世﹐天下人便都会看清日本的狼子野心。那么中国人民抗战的意志﹐就会更坚强，国际上也就会更加支持中国抵抗日本的决心和努力。这么做﹐高陶二人对国人敲响警钟，唤起警觉，也算是悬崖勒马﹐将功补过﹐只不知那够不够抵销他们脱离重庆政府对日和谈之罪。但在当时情势之下﹐外公也顾不得日后是否会被重庆政府严厉处置﹐他只想逃出上海﹐不要在日汪密约上签自己的名字。
作者父母沈苏儒和陶琴薰
阳历一月一日元旦，外公到愚园路去，抱病拜年。他坐七十六号派的车，两边车外各站一个李士群派的特务，一手扶门，一手提抢，杀气腾腾，哪里有过年的喜庆样子。外公吃过早饭走的，大概十点多钟，在愚园路一直磨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回家﹐筋疲力尽，告诉外婆和母亲﹕他到汪府，进门才坐下，陈璧君就要他马上补签密约。外公说﹕我是抱病拜年而已，这几日头痛得很，连笔也拿不住，最好现在不看文件，不谈公务。陈璧君不肯答应，逼外公非签字不可。幸亏那时汪先生走下楼来，听到了便说，此刻不必勉强，过几日等病好了再补不妨。这样算是救了外公，否则他只有当场自尽了结。
外公说﹕汪先生看我面色苍白，病似不轻，问长问短，甚是关怀。几年前在武汉，我们办艺文研究所，汪先生住中央银行二楼，我几乎每天去见他，汪先生对我们极支持。有一次他忽然动身去长沙，发表几次演讲，又突然回到武汉。他当时的一首诗，传诵一时，你们也都记得，其中一句：叶落又归根，没有人晓得是什么用意。原来是汪夫人陈璧君要他去广州，转香港，到日本去讲和。他到了长沙，中途折回，不肯南下。那一夜他请外公吃饭，对外公说：我这次与蒋先生合作，要合作到底。无论一时战况如何，定要合作到最后结局。那时汪先生没有违背蒋委员长，另主和议的意向。香港一位姓褚的太太来找汪先生，要他主和。汪先生说，要我放弃抗战，独自主和，是不可能的，又表示要把此事报告蒋委员长。后来有人从日本回国，请周佛海转一份报告给汪先生，表示日本方面要请汪先生出面主和。当时汪先生大吃一惊，也曾说过同样的话。谁知他现在竟然要重组政府﹐做日本人的傀儡。
外公说到这里﹐万分痛心。可是现在这种局面﹐外公是死也不会在那密约上签字。他说﹐日本要灭亡中国的企图，汪先生也不可私为秘密，以求自己一时成功。如果他们成功了，就是中国的失败。我既已了解日本野心，必须警示国人。为了中华民族和子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和生存，对汪先生的道义责任当然不复存在。不过我私心里，还是觉得很对不起汪先生，他对我一直很敬重。
次日愚园路通知，元月五日全体再次开会。可外公尚未收到杜先生回复﹐不知该怎么办。一九四0年元旦前后那几天﹐外公和一家人﹐在生死线上徘徊﹐焦急地等待香港方面的通知。
其实那同一段时间里，杜月笙先生也在紧张的策划和安排之中。在日汪特务日夜紧密监视之下，把高宗武和陶希圣两个汪方高层人物，从日军占领的上海偷渡出海﹐可不是一场儿戏﹐先不说如何安排出走的行动﹐就连事先的保密都很难周全。
那麽最后杜月笙先生怎么安排？外公到底在日汪密约上签了字没有呢？或者外公是否逃出上海，脱离了汪精卫集团呢？沈宁讲故事下期继续，敬请收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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