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红军：拒绝国军改编，多次杀害组织派的干部，最终全军覆没
西安事变爆发后，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共产党所领导的工农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分布在江西、福建、浙江等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则被改编为“新四军”。随着“八路军”“新四军”这两支新军的正式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这个用鲜血铸就的称号也就此成为历史。但是，在我党光荣的革命斗争史中，最后的红军却是在1944年才牺牲的。这“最后的红军”出自哪支队伍？他们为什么要拒绝国民党的改编呢？一、寻找组织终遇伏
1936年12月25日，皖浙赣省委书记关英指挥军区独立团攻占了国民党军队把守的一处据点。战后，在清点战利品时，一个名叫邵长河的党员干部顺便带走了几份报纸。回到驻地后，邵长河坐在椅子上点了支烟饶有兴致地读起了报纸，可烟刚抽到一半，他就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大嚷道：包括团政委刘毓标在内的众人纷纷向邵长河投去不解的目光，只见邵长河一把将还未抽完的旱烟扔在了地上，举着那份报纸对众人说道：“这份报纸上说，老蒋在西安被人抓起来了！你们快来看看……”众人闻言全都围了过来，看完报纸上的那条新闻后，他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张、杨二人不都是蒋介石的心腹吗，这新闻会不会是假的啊？”就在众人将信将疑，议论纷纷的时候，邵长河又翻了翻剩下的那几份报纸。结果发现，这些报纸的头版头条几乎都刊登了“张、杨二人发动西安事变”的新闻。报纸上的新闻上说：张、杨二人正式邀请共产党的代表来西安共商抗日大计。为了确定这一消息的真实性，独立团在1937年年初向浙江昌化县发动了进攻，将五百余人的县保安团尽数歼灭，并且还成功俘虏了该县的县长。后来在对其进行审讯的过程中，独立团确定了“西安事变”的真实性，随即就向省委作了汇报。得知此事后，省委书记关英立刻召开了紧急会议商讨此事。经过激烈的讨论，大家都认为：“西安事变的爆发极有可能促成国共两党的合作，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尽快与党中央取得联系。”自从红十军团兵败皖南后，国民党军队就对磨盘山一带进行了严密的封锁，以关英为代表的皖浙赣省委因此彻底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如今，革命局势可谓是天翻地覆，关英便主动请缨，亲自率领军区独立团挺进浙西南，企望与粟裕所部会合，进而与党中央重新取得联系。但是令关英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蒋介石表面答应和谈，背地里却依旧对南方的红军游击队进行清剿。1937年2月，关英所率领的独立团，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重兵围剿。面对十倍于己的敌人，游击队员们奋勇拼杀，可终究是因寡不敌众损失惨重。当时的关英刚好犯了旧疾，整日躺在担架之上行动非常不便，最终还是在两位警卫员的护送下才得以成功突围。这场战斗让红军皖浙赣独立团被彻底打散，那些被打散的残余部队只能藏进深山老林靠打游击与敌人周旋。4个月后，这些隐藏在深山之中的红军残部慢慢会合，组建了一支拥有几百人的游击大队。国共两党在此后展开了第二次合作联合抗日，红军主力与各地区的游击队都已编入了国民革命军的序列，可这支游击队却依旧保留着“工农红军”的称号。1937年9月，中共南方局高层想着派专员上磨盘山找到这支队伍，并向他们传达党的新政策和新指示。可令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接连派去了三位干部，可最终都被枪毙了。这支队伍为什么对“国共合作”如此抗拒？到底该再派谁去才能完成这项危险而又艰巨的任务呢？二、“最后的红军”
1938年4月下旬，已经隐姓埋名靠着经营榨油坊为生的关英在报纸上获悉：国共两党已经联合抗日，新四军与八路军已经陆陆续续开赴前线。这个消息令他振奋不已，多年来他一边靠着经营榨油坊为生，一边暗自打听党组织的下落。当得知国共已经重新合作，关英便毫不犹豫地变卖了榨油坊，带着自己的两个伙计（就是当年带关英突围的两位警卫员）来到了南昌寻找组织。当关英成功找到组织，并向上级领导汇报完自己的情况之后，中共南方局的领导当即向他部署了一个重要任务——上磨盘山，找杨文翰。原来，当年关英的独立团被打散之后，曾经的宣传干部杨文翰便挑起了这支队伍的大梁。他将零星散落在深山老林里的游击队汇集起来，组建了赣东北游击大队。1937年9月，中共南方局第一次派人上山做动员工作，不料却被杨文翰当成了叛徒下令枪毙；2个月后，党组织又指派了一位党员干部动员杨带着他的部队下山，结果又被当成叛徒枪毙了；这一年12月，组织上将丁山区委原书记余明兴派上了山去，没想到杨文翰竟然把余明兴也给当成叛徒枪毙了。杨文翰此人革命意志坚定，但性格太过固执，无论如何也不相信国共合作的现实。考虑到关英曾是杨文翰的顶头上司，且杨文翰对关英极为敬重，所以党组织决定：派他去做杨文翰的动员工作。1938年5月，关英带着两个警卫员以及一位地下交通员踏上了前往磨盘山的路程。途经横峰县时，当地国民党政府热情招待了关英等人，不仅宴请他们吃饭，还赠给了关英一匹好马。关英也在当地举办了一次大型的群众大会，向当地百姓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与政策。可关英没有想到，就是这次计划之外的“横峰之行”反而给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在那次群众大会结束后不久，游击队的内应，就将关英“横峰之行”的所言所举，全部汇报给了杨文翰。当游击队与关英正式碰头后，杨文翰亲自命人缴了他两个警卫员的驳壳枪。关英对此十分不满，可杨文翰却以“人熟礼不熟”为由暂时安抚了他。吃过晚饭后，关英开始向杨文翰传达组织的政策与新的指示。关英告诉杨文翰：“现在国共已经联手抗日了，你尽快把你的队伍带下山去，与饶守坤的部队会师（当时该部队即将到达磨盘山下接受改编）……待到一切安排妥当之后，你跟着我回南昌报道。”关英本以为自己的解释已经足够清楚了，可没想到杨文翰不仅拒绝服从命令，甚至还将他们一行给关了起来。杨文翰早认为关英已经叛变，最终亲自下令，将关英等“叛徒”就地正法！关英“失踪”后，上级组织便再也不敢派人去磨盘山做动员工作了。而冷静下来的杨文翰也对“擅杀关英”产生了顾虑，于是便派亲信到南昌新四军办事处了解情况。南昌方面得到消息后告诉杨文翰：擅杀关英属于党的内部事务，你必须要负这个责任，你应该立刻下山接受改编。可即便如此杨文翰依旧不信，他坚持“看不见红军大部队，自己绝不下山”。可是，当时的红军主力全都改编成了“八路军”，各地区的游击队也已改编成了“新四军”，还能上哪去给他找来“红军”的大部队呢？此时的杨文翰也想不到，自己所率领的这支游击大队已经是这世上“最后的红军”了。三、悲壮的结局
1938年年底，蒋介石直接派1.7万军队将杨文翰部所在的磨盘山围了起来，准备将这支“冥顽不灵”的游击队剿灭。此时，这支人数还不足500人的队伍走到了生死存亡的境地。第二年三月，游击队遭遇到了国军的伏击损失惨重，最后仅有六十余人成功突围。巨大的减员让杨文翰部的处境更加艰难，但杨文瀚怀着宁死不降的决心，带领着这些同志奔走于磨盘山、三县岭两地之间继续与敌人对抗。杨文瀚带领的这支游击队常年在深山老林里与敌人周旋，几乎所有补给都得要靠自己来创造。子弹打一颗就少一颗，所以战士们都极为珍惜自己的弹药。树林里没有屋子能够遮风避雨，杨文瀚便发动战士们用捡来的树枝、茅草搭窝棚休息。春夏天气的温度稍微暖和一些，游击队员们凭借着薄衣单裤尚且没有问题，食物来源也相对较多，野菜、草根、野生姜都可以用来果腹。可一旦入了秋冬季节，这些没有御寒衣物的战士们就随时都面临着被冻死、饿死以及被围剿的威胁。可纵使是这样，杨文瀚仍然高举着“红军”的大旗坚决地与反动派们斗争到底。在此后三年多的时间里，这支部队一直在皖赣边区辗转游击。就算是遇到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的困境也没有向国民党军队投降，显示出了他们坚韧不拔的个性，也彰显了他们对党革命事业的忠贞不渝。1942年8月，游击队在国民党军队的重重围剿下依旧无法立足，无奈之下杨文瀚只能带着手底下这不到百人的部队再次返回磨盘山。而就在半路上，游击队遭遇到了国民党军队的伏击，部队伤亡巨大，仅有包括杨文翰在内的二十余人突围了出来。此时杨文翰作出重要指示：将整支部队一分为二，一部由司令员裴月山指挥，另一部由杨文翰率领。此后，裴月山带着十余人的作战小队先行一步，侦察行进路线；杨文翰则带着剩余的机关人员随后跟进。可没过多久，裴月山部竟有游击队员反水，直接将部队的位置透露给了国民党军队。情急之下，杨文翰与一名叫做刘福喜的游击队员抱着“宁死不做俘虏”的决心翻身跳下了山崖，好在是福大命大没有摔死，因此逃过一劫。后来与刘福喜走散的杨文翰隐姓埋名，独自一人在弋阳地区活动，他想尽办法收集枪支、动员农民，希望能够重整队伍。1943年8月的一天，杨文翰在亲戚那里购买枪支的时候，被亲戚家的女婿鲁冬狗给举报了。鲁冬狗是当地国民党政府里的一个小乡丁，他见杨文翰此人身份可疑，所以便向上级举报。在牢里，国民党是严刑拷打、糖衣炮弹都用了一遍，可杨文翰说什么也不投降。1943年11月19日，当反动派的枪口瞄准自己的胸膛时，杨文翰像其他慷慨就义的共产党员们一样，仰天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红军万岁！中华苏维埃万岁！”随着裴月山的身体缓缓地倒下，这支“最后的红军”也彻底消失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很多年之后，党组织将杨文瀚、关英、裴月山追认为革命烈士，从此长存烈士纪念馆中供后人瞻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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