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革命队伍中是普通一兵,从文书、民运队员、政治战士、政治服务员、政治指导员到华北军政大学图书馆主任,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在人生途程中总有一些小小的亮点,往事留下一串难以忘却的足迹。1、苦涩童年
我父亲何四贵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为人耿直。1922年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青年时代在广东珠海翠微村做杂工,20岁单身闯到香港谋生,后来在外国大客轮当海员,到过世界不少国家的大城市。经人介绍与我母亲许贯(泥瓦匠之女)结婚。他们是“盲婚”,母亲听人说当海员的人时常花天酒地、不顾家,哭了几天几夜不肯出嫁,后为继母所逼才屈从。谁料过门那天,揭开扮头,看见我父亲是敦厚壮实的漂亮小伙子,心头的石块才落下地。往后勤俭持家侍奉公婆,公婆不到一年相继病逝。不久,生下我兄妹四人(我是1924年10月27日出生于珠海)。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她不识字,但能口念教育我们兄妹读《三字经》,因而,我童年能流畅背诵《三字经》,至今基本不忘。父亲因受香港及各国大城市影响,又和乘船的洋人常有接触,逐渐学会些英语。他追求新的生活,要我母亲剪去发髻留短发,教育儿女要读书识字,但全家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度日,家境艰辛。母亲节衣缩食,供我兄长走读(从翠微走路到前山十多里)。记得母亲为了省下家用,有时隔一两天便蒸一瓦钵小石卵,放些咸虾酱或面酱,教我们吃饭时,用筷子夹一粒石卵,吮一点咸味,送下一口饭。从没有大鱼大肉吃。有时自养的鸡生了蛋也舍不得吃,拿去换钱维持生计。我和妹妹何平年纪小,没有资格读书,但父母对我姐妹很疼爱。父亲隔一年半载随客轮停泊香港,母亲就到香港向父亲取工钱,买回一点糖果饼干给我和妹妹吃,我们自然高兴得跳起来。我从小个性活泼、好动,到六七岁有些懂事了,想帮母亲一点忙,在乡间跟我表姐骑上牛背到后龙山去放牛,午间到姑妈家吃顿饱餐。姑父替一家地主看管果园,我常常爬上树摘杨桃、番石榴吃。七岁那年,恰遇离我家不远的王师奶,她丈夫在香港做事较有钱,她天天打麻将消遣,要我帮她背孩子,这样,我可以赚个把铜板给母亲买酱油、豆腐乳。每天,我背这个肥仔约三个小时,很辛苦,腰酸背痛,但王师奶只给一个铜板。她运气好赢了钱的时候,就给我两三个铜板。我回家高兴地交给母亲,母亲总是泪眼湿湿的,她痛惜女儿小小年纪就要去受苦赚钱,为母亲分忧。我望着母亲,觉得自己好像也长大些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我有心无力。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常讲为人要正直。他有时回乡,也对我们讲孙中山的故事。我从小知道孙中山是好人,是为人民的。以后我念小学,学校每周开周 会,校长每次都要我站在队前领颂《总理遗嘱》。我联想父亲讲的故事,进一步知道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是个伟人。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勤俭、贤惠。我不到九岁那年,家庭发生巨变,从农村转到城市。因父亲当海员工人,常年在轮船上,航行在大海中,难以有假日回乡看望儿女,即使轮船在香港泊岸,船主为了赚钱,停两三天又要启航了。父亲下了大决心,要举家搬到香港居住,以便全家有团聚之日。就在1933年,母亲拖男带女,提了两藤喼的简单行李,带着我兄妹四人乘船到陌生而繁华的香港。由于家境寒微,只能到九龙旺角租了一间几平方的简陋房屋,一家人挤住下来。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子,我长年睡在床边的水泥地砖上。后来搬了几次家,房子稍大一点,也只有约10平方,我仍睡地铺。直到1942年初我18岁参军那年,搬到港岛定居后,费用开支就更大了。我逐渐也更懂事,跟着母亲在晚间帮人拆棉纱(纱士)或钉钮扣;白天一大早又拿着脸盆、小凳在街边抢占个位置,给人刮生姜(淹制糖姜用),刮一斤赚几分钱。我的小手被姜汁刺激得红红肿肿,像火烧的痛,怕母亲难受,我不吭一声忍受着,回家用冷水浸泡,搽点什么油以止痛。这样,补充了父亲的工资,可以支撑全家吃饱和供兄长读书(考免费生)。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后,多数港人饥寒交迫。我父亲早已失业,家境贫困到了极点,无以为生,只好把一些稍为好的衣物拿去典当,但当舖不要,我父亲就去摆地摊,谋得少许钱买麦米皴煮粥吃,真是度日如年。父亲为了救生一家人,偷偷地到一家公司报名到海南岛做工。谁知这是个骗局,一报了名就被关进集中营不得回家,后来被迫到海南岛做苦工。公司通知家人送来换洗衣服和见最后一面。临走前之夜,我母亲和父亲在一板之隔(集中营是用板隔开)哭得伤心欲绝。父亲含着眼泪对母亲说,我此去生死难卜,你带好孩子要活下去……。母亲泣不成声。隔板相伴到天明,眼看着我父亲和一帮难友被押走了,亲人生离死别,悲惨相送。头一两个月,我母亲去这家公司还领到一点微薄的工资,第三个月老板就恶狠狠地说:“人都死了,还想领工资?”我母亲一听犹如晴天霹雳,当场晕倒在地,醒后回家,一家人抱头痛哭。后来听从海南岛逃回的难友说,因我父亲年老有病,又受工头无情的鞭挞,惨死在工地无人收尸,被丢在山中喂野兽了。母亲听后又一次晕倒,痛不欲生。失去父亲,没有那点工资度日,一家人基本处于断炊状态,真是走投无路。此时,香港党组织伸出援手相救,介绍我妹妹回东江参加游击队,我母亲不久也回游击队一年多。叔父何彬也是海员工人,会做西餐,曾到东江游击队为被营救出来的盟军人员做西餐。大兄已因无钱治伤寒病早逝,二兄则回珠海姑妈处耕田度日。从此,在香港的家散了,无家可归了。正当我家遭遇绝境时,1942年初,党组织调我回东江游击队。我没能见父亲一面,不能为母亲分忧,每念及此,心愧无限。在旧社会,工人阶级是无产者,只靠一双手出卖劳动力,任由资本家压榨剥削直到死去。我父亲的一生就是例证。我在香港从有家到无家,有个家也像浮萍一样飘泊流荡。我真正的家是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我!从我朦胧的青少年到晚年,党像一盏明灯照耀我前进!2 、勤奋攻读
当我12岁左右,看见街上学生背着书包上学,我羡慕极了,对母亲说:“我想读书。”母亲无言以对,最后还是说了一句:“除非不要钱。”我按母亲这句话,到处打听哪间学校不收学费。我太天真了,哪有办学不收费的?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遇上了邻居张瑜,她告诉我深水埗东方中学开设免费夜班。我高兴地和她一起去报了名。不到一年,我们又同时转到陶秀女子中学读夜校,也是不收学费的。我如饥似渴地勤奋攻读,后来,我幸运地为女校长赏识,她见我如此好学,品学兼优,就允许我免费转入全日制读书。喜从天降,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喜愁参半,喜的是我能免费就学,愁的是我再不能帮手持家了。但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还是只说了一句话:你今后读书要用功,考免费,家中无力供你(当时香港很多学校都有考全免费、半免费的学生)。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读好书,考免费生。当时是1937年,我快13岁才进入小学四年级就读,全班数我最大,其他同学都只有10岁左右,多数都是富家子女,他们常常轻视和欺侮我,叫我“大牛龟”,不愿同我一起玩。但我没有因为被岐视而气馁,反而苦心读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是优等生,考第一名,以后年年都是考第一,全免费升级,直到初中三年级。下半年,因党内外工作忙,顾不上功课才考取了第二名(半免费)。我的学费及杂费由党员支持。由于我不仅学业成绩好,还很活跃,积极参加打球、唱歌、旅行等课外活动,同学们逐渐转变对我的看法,都亲昵地叫我“秀云姐姐”(秀云是我的读书名),和我交朋友,请我到她们家作客。可以说我在班上名副其实当上了一个大姐姐。同学们敬重我,听我的话。当时我因家贫做不起校服和童子军服,又因为近视眼,老师安排我坐第一排,可又挡着后排的小同学。我正烦闷之际,同学们就自发凑钱为我做校服、配眼镜。为了求学,我没有拒绝。我不是想占便宜,而是家中确实拿不出钱为我做校服和配眼镜。而学校又规定一定要穿校服,上童军课一定要穿军绿色的童军装。同学们是善意的而不是施舍。我读书时从来没有午餐吃,现来讲起来很难使人相信,但确实如此。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每天中午,我就躲在一棵鸡蛋花树下的石凳看书,背英语单词。给同学发现了,有的好心邀我一同进餐。当时多数同学都不回家吃午餐,而是由佣人从家里送来美点佳肴在学校就餐。我虽然饿着肚子,还是婉言拒绝了。有几个跟我比较知己的同学因为同情我而流泪。我感激这些同学对我的情谊,可我意志坚强,从不感到自卑,对同学说:“少吃一餐不妨碍学习,世界上有很多穷人一餐也吃不上呢”。我经常都爽朗地欢笑。特别是我升上五年级,已满十四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党的指引,心胸更加开朗,奋斗目标明确,从此,我就踏上灿烂的人生途程。3 历程转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逐渐接受了抗日爱国思想,开始由进步老师带我去参加香港青年会举办的歌詠班、救护班。到1937年冬,当我升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同班的康庭坤介绍我认识钟明同志(原广东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省顾委副主任),当时他是中共香港市委青年部部长,他介绍我参加“二·六”团(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他郑重地对我说,“二六”团是个爱国抗日组织,参加了要保守秘密不怕死,你愿意参加吗?我说愿意!从此,我经常到钟明的家,他给我讲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他还指着地图向我讲解抗战形势与任务。经过一段时间,使我懂得不少道理,头脑里深刻的印象是抗日救国,但无产阶级觉悟还很低。课外我参加了香港学生赈济会(党掌握的全港学生抗日组织),党组织进一步考验我。当时香港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我们找党是很难的,但党时刻在抗日人群中注视优秀可靠分子。当时我也不知道党在何方,但党随时都在关注我这个黄毛丫头的表现,终于在1938年4月,钟明约我到他家里,他说:我要介绍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要保守秘密,不许对任何人说,要服从党组织,要不怕牺牲,永不叛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即回答:“只要抗日救国为穷人谋幸福,我愿意参加。”钟明同志要我考虑三天,我等不到三天,第二天放了学就去他家,对他说:“我想好了,我愿意牺牲一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其实当时主要是抗日救国思想。我填写了入党申请表,钟明代表党组织宣布我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三个月,后因表现好和工作需要,提前一个月转为正式党员(1938年4月4日),我激动不已。从此,我在香港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方向。党对我也特别培养爱护,经常交给我任务,要我勤奋学习,提高威信,团结同学参加抗日。我很纯真,党叫我干什么我都想尽办法去完成。例如学校组织一次有史以来的“抗日救国卖物会”,全校师生无一例外每人献出一件物品,在卖物会上标价出售,所得款项如何处理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党交给我的任务是要争取送给真正的抗日部队(八路军、新四军),但当时国民党员的教务主任提出送给“前方将士”。表面看这个提法没有什么不妥,其实他所指的“将士”是国民党的部队。我该怎么办?当时不知哪里来一个小聪明的主意在脑子转:对,就这样办!于是我召开学生会讨论,我适时提出卖物会所得款项交给国母宋庆龄转送前方将士,得到全体学生会成员的支持,报告学校同意,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赞成。这个主意既不得罪教务主任,又为大多数师生及校方所接受,好极了!学生会推举我及陈瑞春、周群芳两委员去送捐款,由我带领提着一籐喼港币,送到由宋庆龄创办的爱国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接待我们的是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大姐(廖承志的姐姐)。回顾此举,我们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坐着公共汽车大摇大摆提上这么多钱,也不怕人抢劫,真可说是后生可畏。
不久,学校接到盖有宋庆龄印章的信,盛赞陶秀女子中学师生抗日爱国的热情行动,全校师生奔走相告。完成这个任务,党组织对我有所表扬,我自己也非常兴奋,沾沾自喜,表现了天真幼稚之态。此后,党组织又布置我在陶秀女子中学发展党员和“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经过我的考察,发展了同班的归侨同学唐丽华(唐丽华后来是东纵老战士)为党员;在低年级发展吴赛云为“民先”(后来也是东纵老战士)。并按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抗日救国十人团(读书会)。党特别提醒我要用功读书,争取好成绩,才能更好地团结同学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我执行党的指示,除了参加党内外活动外,用足功夫求取各科成绩优秀,历史、地理、动植物、国语各科,每次考试都能拿到95分以上。我最头痛的是英语,因为没有底子,仅得60-70分。我不甘心,每天晚上猛攻1-2小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绩上升到95分,有时还达到一百分。还有就是《四书》、《五经》《左传》这些古书都要背念。我有一次背王勃的《滕王阁序》,因为没有时间温习背不出,教师罚我“企堂”10分钟。(此事我至今难忘。现在我快80岁了,还能背颂《滕王阁序》全文。)我心里自责没有完成党要我读好书的任务。因此,我每晚都要重点复习功课到深夜一两点钟,瞌睡了用水洗一下脸再坚持。这里有一个小故事让我难忘:我同楼对面窗有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记者,他是“夜猫子”,为了赶稿每晚都捱到一两点。有一天他问我:妹仔,我为了生活要捱夜,你为什么也要捱夜?我告诉他我在背古文,念英语,有时要画地图。他深感我勤奋好学,隔两天送我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告诉我课外要多看些有益的书。他哪知道我已是共产党员,读好书是党交给我的任务。解放后,我们有幸相见,原来他当时是一位进步记者。我16岁升上六年级,党组织培养我当九龙区学生中心支部书记。开始我很胆怯,怕完成不了任务,因为这个支部有拔萃书院(大学)及读高中的几个党员。果然有个高中(德明中学)的男党员,觉得由只有16岁的小学生领导,他不服气,布置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批评了他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党组织支持我批评那个党员,指出:何秀云(我的名字)不是她个人领导,而是代表党组织,你有意见可以提,但布置的任务(组织学习小组)一定要完成。后来这个同学表现很好。我在学校可以说是一只小“带头羊”,学校搞什么活动,如演戏、歌咏、演讲,我都带头参加,同学也听我的,都踊跃参加。有一次演讲比赛,班上推举我参赛,我的选题是《读书与救国》,得了第一名,奖了一面旗叫“雪灿莲花”,为班级争得了荣誉。第二次又推我为代表参赛,我在演讲中乘机骂了某些人当汉奸,又批评了有些人不积极抗日,结果落选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同学们也为我打抱不平。后来在作文簿中,发现班主任黎淑儒老师的批语:此生聪颖过人,但锋芒毕露。黎老师还找我个别谈话,教导我今后发言要谨慎。她是个进步老师,东纵抢救文化人回到东江游击区时,我见过她。此次演讲,党组织批评我过于暴露,因为在学生中我是秘密党员,一旦暴露面目,对开展工作不利。这时我才觉悟到自己不够成熟。入党后,在党的教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使我成为一个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4、战争磨砺
奔向东江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九龙,党组织通知我隐蔽待命,并叫我通知我领导下的党员不要外出,等待党的安排。我便立即化了装,摘下眼镜,走街串巷逐个去通知。不料因我近视眼没有戴眼镜,不慎撞进日军封锁线的铁丝网,日本人向我开枪,但没有打中,吓得我赶快抄弯路快步去通知那些地下党员,最后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42年1月有一天,我在街上摆地摊,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按地下党的暗号问我:你是“亚祈”吗?(我当时的代号叫“亚祈”。)我说是的。他就细声告诉我:“今晚饭后,你到深水埗福华街x号x楼三楼有事,拿一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是党组织和我联系,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我赶忙收拾摊档,回家告诉母亲,我要回大后方去教书。母亲含着眼泪说:“你都18岁了,为了活命你走吧!”当晚我吃了一餐舅母送来两斤米煮的米饭,没有菜食,也觉得香味可口,因为很久没有吃过米饭了,餐餐都是吃那些麦米麸粥。这是在家最后一餐饭,我边吃边想,我走了家里日子怎么过?心里一阵阵地难受,但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这是党的命令呀!我拿了一套衣服、毛巾、牙刷和一条薄毯,依依不舍含泪离开养育我18年的家。当晚我急匆匆按联系人指定的地点到达,一进门见到十多个人在谈论着什么,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方兰(后来是广东省妇联主任、顾委委员)一眼望见我,就热情拉着我问长问短。我们在香港沦陷前就一起在儿童团工作。她问我:你知去哪里吗?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是回东江游击区。当时我非常激动,心潮澎湃,认为自己快要成为一名游击队的战士了。清晨,我们由交通员带领,走到长沙湾道步入青山道。我们立即混入逃难回内陆的难民群中,艰难地前行。在难民群中,有被营救脱险的著名文化人茅盾等人的身影。我们默不作声地一起行动。经过敌人的封锁线附近,还见到我们的同胞被日本人杀害,陈尸路上,惨不忍睹。为了应付万一被敌人查问,方兰同志对我说:我们认做表姐妹关系,我叫方兰,你叫何瑛。从此,“何瑛”就成了参加武装斗争后一名游击战士的名字,沿用到1946年6月部队北撤之时。当时北撤人员登舰要点名、打防疫针,大家觉得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再用“何瑛”这个名字不合适,就叫我改个名,我那时还年轻,建议我改为“何小冰”。时光易逝,当年还是“小字辈”的我而今已快八十岁了。回首往事,百感交集。在难忘的岁月里,对捱苦我有思想准备,死我也不怕,比较难捱的是游击队要夜行军。我近视眼,夜行军中眼看四处黑呼呼的,伸手不见五指。特别遇到下雨路滑,同志们早就告诉我,有闪光的地方就是水,不要去踩,但我不知怎么搞的,偏偏就去踩闪光处,以为这就是好走的路。因此常常一夜行军就跌跤多次。到了目的地,大家看见我满身泥巴,就讪笑地问我:何瑛你昨晚又捉了几只“田鸡”(跌几次跤之意)?后来慢慢习惯了,大家也就不再取笑我了。开始,我在东江游击队当文书,并负责管一个文件箱(用煤油罐做成的),铁箱内装着机要文件及部队的印章,约有10斤重。有一天,我正在茅寮里抄材料,忽然遇到敌人前来袭击。同志们都急忙转移了,当我走出茅寮门时,面前已空无一人。可能大家以为我早已跟上队伍走了,没有等我。怎么办?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一手把铁箱托上肩就走。快赶上队伍时,还要涉过一条河溪,然后翻过小山。正走到山脚下,我看见一个刚参军十来岁的小同志“宝宝”走不动了,只好一手托着肩上的铁箱,一手拉着“宝宝”猛走。到了山顶,还听到敌人的枪声渐近,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抱着铁箱拉着“宝宝”,连箱带人一齐滚下山去,追上先行队伍。铁箱保住了,我也累得够呛,衣服磨破了,手脚多处刺伤了,加上我刚好来妇女例假,当我坐在铁箱上休息,血水沿着铁箱往下流(因过河湿了裤子)。同志们惊问我是否受伤?我的脸顿时红得像火烧,赶快抱着铁箱躲到树林里去。后来,我调到东江军政干校工作,当干校警卫排的政治服务员。当时环境艰苦,部队给养困难,缺医少药,有个学员得了急性肺炎病危。警卫排有几个战士产生怕苦怕死的情绪,我针对这种思想给战士们上课,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皮带的故事,讲革命前辈林祥谦在敌人刑场上高喊“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讲革命事业一定有胜利的美好明天。战士们的情绪慢慢地安定下来。突然又发生一个战士逃跑的事件。怎么办?排长亲自带人去抓逃兵。战士们都很气愤地说:抓回来要把他枪毙。听后,我一时没了主张。我当时还是个年轻的女兵,很幼稚,有的同志曾取笑我,说何瑛是香港小姐,在香港连猪都没有见过。这话不管是好意还是恶意,我在香港时确实没有见过生猪在街上跑。如何处理战士开小差这件事,我只有请示上级。上级指示抓回逃兵不仅不能枪毙,还要开欢迎会。可战士们都不同意,我一再说服大家要执行上级的指示。结果那个战士被抓回来了,我按照上级的指示,开了个欢迎会,讲明在革命队伍中当逃兵是可耻的,应该受到一定的处罚,他怕苦怕死不奇怪,因为他经受战争锻炼少,加上我对他的教育不够,只要他认识错误,改了就好,应该欢迎他继续参加抗日。这个战士以为被抓回来一定要枪毙,惊得发抖,后来看到只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还开了欢迎会,他感动得痛哭了,表示要革命抗日到底,大家鼓掌欢迎。以后这个战士表现很好。粤北历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江纵队在罗浮山开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同时,也是北上部队按党中央的指示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会师建立五岭根据地的誓师大会。次日由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率领北上部队1000多人告别罗浮山,向粤北挺进。我和其他战友一样,怀着与老大哥八路军会师的渴望和胜利的喜悦随着部队北上。途中,下着连绵大雨,增添了行军的困难,渡过浈江和翁江时,河水暴涨,既无桥又无渡船,先头部队在两岸拉起大绳,战士们抓紧绳子,一个个渡过水流湍急的江面。我浸过齐脑深的急流,怕被急流冲走,只好拚命抓紧绳子,一寸寸往前移,水冷得钻心,已七个月的腹中的小生命也在跳动、挣扎,疼痛阵阵使我增加出乎意料的负担。临行前,作尧劝过我:你有身孕,不要随部队北上。不少老同志也这样劝过我留下来。但是,北上与八路军老大哥会师,建立中央关注的五岭根据地,我的满腔热情,谁也劝阻不住。不久,纵队司令部转来中央的电报,说因形势变化,王震部队已回师北返了。这消息对每个战士来说,简直是晴空霹雳!部队到了帽子峰,战斗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个地方,我腹中的小生命在困难中挣扎长大,我也感到力不能支了,但还是暗暗咬牙坚持下来。8月底的一个上午,部队到达仁化与南雄交界的一个村庄,战士还未放下包袱,又接到转移的命令。作尧在百忙中,把我拉到屋外树下,严肃又关切地对我说:你跟部队行动很不方便,我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照顾你,而你留在部队也是对部队的拖累,现在组织安排你离队到地方去,生了孩子再回来。作尧面色从未这样严峻地对我。一个月来的战斗,他消瘦了,脸又瘦又黑,鼻子显得更高,下巴更尖了。我想我既不能帮他一点忙,但绝不能给他半点分心、连累,我在他面前不能说、也不忍心说半个“不”字。这时,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走过来,严肃而恳切地对我说:何瑛,你是老党员,要顾全大局,要服从组织决定,立即离队,作尧同志责任很重,他要指挥作战,不能照顾你,万一你在行军中小产,那是很危险的。我参军前在香港就认识杨康华同志,我和作尧从认识到结婚,都是他介绍促成的,他在我心目中,既是严肃的首长,也是亲切的兄长。对此,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后来,便在他周到、细心的安排下,让17岁的梁颖仪与我同行。梁颖仪是全国和东南亚蜚声远扬的“梁培基发冷丸”药铺老板的女儿,她父亲是一位有很高社会地位的民族资本家。杨康华同志还要我到仁化时,去找战时搬到仁化的中山大学他父母亲虞仰泉教授夫妇,和他们一同回广州。他对我这样的安排真是煞费苦心,我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便迅速收拾简单行李(其实行李就一件包袱),恰好前几天部队打了反动地主,没收财物,给了我一件墨绿色的旗袍,我穿上了便像是一个少奶奶。临行前,组织上给了点钱作路费,作尧给了我两只金戒指,他说:如果在路上用不完,就交回组织。这时,组织科长张江明同志请来了一个当地十多岁大的小孩,给我们挑行李。我们行李不多,本可以不请人挑的,但摆个有钱人样子,在路上才不会引起麻烦。我们匆匆上路,走了一程,才猛然想起两人要编编口供。我问梁颖仪在粤北有什么社会关系,她说:她姐姐的家翁彭智方是南韶师管区司令(彭智方解放后任广东省参议室参议),住在南雄县城,姐夫叫彭钜顺。我稍作考虑,便编下这样的关系:我和颖仪是姑嫂关系,同住彭智方家,现在抗日胜利,一起离开彭家到扶溪找中山大学教授虞仰泉。虞是我的亲戚,我们两人准备和虞的一家返回广州。我的姓名叫张淑静。我们两人边走边对刚刚编好的口供,快到扶溪镇街口,赫然见两个国民党乡丁背着枪挡住我们去路。突然发生的情况,把我们搞懵了。两个乡丁上前盘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里去。我稍作镇定,便按我们编好的关系说了一遍。两乡丁恶狠狠地说:跟我走!把我们三人押到伪乡公所。到了乡公所,立即将挑行李的小孩隔离开了。先是把梁颖仪拉到离我一丈远的地方,有个当官的人对她盘问起来。我只见他们一问一答,可是一句话也听不清,心里十分着急。问完话,乡丁用绳子将颖仪押绑起来。我怦然心跳,我们是否被他们发现什么呢?但我立即否定这想法,我们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口供不会有什么令他们怀疑的地方。这时,被绑的颖仪走过来,靠近我跟前,这个才17岁没有斗争经验的姑娘有点不自然,我在她面前,此时此刻必须负起党员、老游击队员的应有责任。我正想稳定她的情绪,那该死的乡丁便扬声叫我过去问话,我只好大声地对颖仪说:颖仪你不要怕,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就照实说。我会设法请彭司令和家人来保我们的。我这话,既是稳住颖仪,也是让问话人听的。当时那个向颖仪问话的人又盘问我一遍,我照样说了一遍。但当问到彭司令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时,我张大嘴巴一时回答不上,急得我冒了一身冷汗,幸好我瞥了一眼记录颖仪口供的纸上,上方空白处写了个“钜”字,猛然记起来了!我高声答道:“彭钜顺”!盘问完后,同样用绳把我绑起来,又把我们带到乡公所内的水泥地堂,用长木枷锁住我和颖仪的双脚。直到傍晚,又有人来叫我们去问话。室内的方桌上,点了盏煤油灯,正中坐了个40多岁的男人,旁边另一个只有30岁左右,他面前摆着纸笔,大概是当记录的文书。先是文书说:这位是梁保长,要对你们问话,那个梁保长便问:“你们是不是红军家属?要是的话,我们可派人送你们回去。”这显然是想套我们。我立即否认:我们不认识红军,也不是红军家属,千万不要送我们去。接着,保长又详细问到虞仰泉的情况,我也作了回答(其实我根本没见过虞)。这时,保长面色有所和缓,他说:“虞仰泉确有其人,但随中山大学走了。中山大学已搬到仁化去了。你们现在有什么人担保,有人保,马上可以放你们,要没有人就不能放,这是规矩。”问完话,又把我们带回原来的地堂,用木枷锁住我们双脚。我和颖仪并肩躺在地堂上商量:要颖仪用她的名字写信给她姐姐,叫她家翁彭智方司令保释;同时去信广州通知家里人叫哥哥来营救。我向看守人提出:明天送我们到仁化去,因中山大学已搬到仁化。看守人说要报告上司才能决定。他出去不久回来告诉我,准备明天清早就带我们去仁化。有了看守人的答复,我心里稍为踏实,总想好好睡个觉,恢复点精力好应付明天不测事情发生,和长途跋涉的疲累。可是全身酸痛,肚里小生命不安的骚动,哪怕一时半刻迷糊一下也办不到。第二天清晨,乡丁仍把我们五花大绑押着起行。谁知刚迈出第一步就感到两腿僵硬而沉重,我的心一下子凉了。这崎岖、漫长的山路,我能坚持得了吗?我回头见身后的颖仪,那孩子气的脸,呈现着铁青色。我心痛地想:这位原是千金小姐,为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经受这样受苦受惊,真不容易!好容易翻过一座高山,前面又是一座峭壁,不容喘口气又向云梯般陡削的山路攀登。汗水湿透了衣裳,湿透了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湿了的绳子把脖子磨出红印,痛痒难忍。我暗中给自己打气:绝不能倒下去,一定要走到仁化,在这万山丛中倒下去,就永远在这世界上消失了,战友们连白骨也不会找到。天黑下来了,我也实在走不动,就我坐在路边不走了。我跟押解我们的乡丁说,我走不动了,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再走。两个乡丁可能也走累了,同意在附近村子住下来。第二天,又在绵绵不尽的山路走了大半天,仁化县城快到。万一中山大学不在仁化怎么办?我在路上翻来覆去想这问题。路边供人憩脚的茶亭,有卖糖水的。我对乡丁说:阿哥,你们辛苦了,不如在这里休息一下,喝碗糖水再走吧。乡丁巴不得停下来解决饥饿和口渴之苦,爽快地同意了。在茶亭憩脚或喝糖水的好几个人,见我们进了茶亭,都以好奇疑惑的目光盯着我们,低声议论,有些人还投来同情、怜悯的目光。我趁机与他们搭讪起来。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寄信,都说到县城有邮局便可寄出。这时突然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约廿四五岁像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走过来,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急着要发信等等。我稍作考虑,坦然地、有意高声地按我们编好的口供, 一一回答他的提问。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我的口供对伪保长都说了,现下对谁说也不碍事,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要是其中有好人的话,能传到战友耳中,也好知道我们的下落。我最后说,在扶溪乡梁保长说过:有人担保我们,就可以放人,我急着发信给家里人,赶快派人来保释我们。那个青年表示同情地说:我替你们寄吧。我想我的信是发给彭司令的,公开了,对我们没什么不利,于是,我把信交给他替我寄出。我们被押送到仁化县伪县政府,被带到一间堂屋。一个男人坐在桌子旁看着我们的口供记录,又照样问我们一遍。我对这个人说:“我快生孩子了,请你们赶快告诉中山大学虞仰泉教授来保我们。”那个人根本不理我。不料在茶亭相遇的青年走了出来,在旁安慰我,他自我介绍叫麦永芳,叫我不要心急,他可以帮助我找人保释。在茶亭时,这青年表示关心询问,我虽有所警惕,但还不太在意,现在在这地方,又突然出现还说可以帮我们找保人。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在骗我们?他是好人还是……他在跟我演戏?你演戏,我也演戏。便向他表示感谢。那个问话的人把我们的钱物登记没收后,便把我们投进女牢。女牢很狭,已关了四五个女囚,牢门没锁,女犯人可自由出入,押我们的绳子也解开了。不久,那个麦永芳给我们每人送来一碗米饭。我心里又疑虑起来,他这么好心?米饭是否有毒呢?后来又想,他要是便衣特务,要致我们于死地,拉去枪毙就行了,何必要毒死我们呢?反正现在肚子饿,填饱肚子再说。姓麦的还告诉我们:中山大学已不在仁化,并说他可以找人保我们出狱。他这样“好心”,更增加我们对他怀疑,但不敢多问。第二天,姓麦的又跑来对我们说:本来县长太太愿保我们的,县长的太太信佛,乐善好施,看我们三条人命(连我肚中小生命),在县长面前也为我们说情。但扶溪方面送来的公文是给军队的,不是送县府的,军队要亲眼见到人,查审后方能决定是否放人。麦说:明天可能要把你们送去军队。他又连忙安慰我们:不要怕,我父亲的上司在军队,我可叫父亲写一封信给你们带去,以便你们及早获释。中山大学不在仁化,还要把我们押送到国民党军队,这接踵而来的坏消息,使我进一步意识到处境极为危险,便直截了当告诉颖仪,要她做好思想准备。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要我们口供不变,敌人就抓不到我们的破绽。如果敌人要杀我们,我们就一同为革命牺牲。在狱中一夜,我彻夜未眠。我想到战友们衣衫单薄在五岭高寒山区,风餐露宿,浴血奋战,我想到作尧,我们结合几年来,从未见他像现在这样处境艰难,作战如此频繁,一千多战士的安危系于一身!他担子多重!我见他咬着空烟斗凝神苦思,心就发痛!临别时,他关切的目光,无言的鼓励,历历在目。我暗地立下了誓言:死,我会像先烈们那样去死的。连临死时我要学烈士们喊什么口号,也想好了。但当我想到腹中未出生的孩子也陪着我去……,有如万箭穿心。我特别想到,作尧要是知道失去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会多么痛心!第二天早上,那个姓麦的竟然带来了他父亲的亲笔信给我们,信没有封口,我和颖仪看了。信的大意是:张淑静、梁颖仪是彭智方司令的亲属。查此二位女子,品行端正,乃是好人,请查察早日释放……致温师长勋鉴。麦笃椿叩上。我认为这封信可以利用,于是把信收下来,对麦永芳表示了谢意。上午,把我们从仁化押往始兴(温淑海师师部设在始兴),不再把我们捆绑了。我们走出仁化伪县府时,姓麦的站在一旁送我们,他说:你们释放后回到广州,我们回家乡也会路过广州,那时再见面吧!姓麦的行为种种,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是特务?公开跟踪我们?莫非想放长线钓大鱼?我叮嘱颖仪,要万分警惕!从仁化到始兴国民党军师部,一天走不到,傍晚在该师160团团部住了下来。我把姓麦的父亲写给温叔海的信给160团的接洽人,那人看了信不表示什么态度,便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大空房的角落里。第二天早上,我们被押上路。我出了大门,就坐下来,对押送的人说:我快要生小孩了,我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如果在路上生了,怎么办?我不走了,除非你们请轿子抬我走,我可以自己出钱。押送的人看我死赖着不走,也许又怕万一路上出什么事,他担当不起,无奈只好给我请了一顶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轿,竟是在被押解途上坐的,叫人哭笑不得。到了始兴县国民党157师部所在地,即把我们投入女监狱。过了两天,一个早上,我和颖仪被带到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这里坐着一个年约四十左右风度儒雅的人,他见我们进来第一句就问:你们是彭司令的亲属吗?我回答:是的。他说,现在放你们回家。我简直不敢相信,真的就这样放我们走?他随手拿起电话,然后放下话筒对我们说:彭司令说你们是他的亲属,但他说不认识你,指着我说。我早有思想准备,坦然地说:梁培基共有子女40多个,媳妇就有很多,我是排第十一,有时候连家翁也认不清谁是谁,何况彭司令呢。我这话把他也逗笑了。显然他相信了我的解释,点点头说: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出门注意带证件。他像长辈叮嘱我们,我就乘机说:我们以为抗战胜利了,可以通行无阻,就疏忽了。现在我们没有证件怎么办?我们到广州还要坐船坐车的,要查起来,又要惹出麻烦来,怎么办?那人说:我给你们写个通行条吧。说完就拿起笔在便条上写几个字。便条大意是:张淑静、梁颖仪是彭智方司令的亲属,现回广州团聚,沿途军警准予放行。署名是师长温叔海。我们拿着温叔海署名的通行条,匆匆地回到女狱收拾行李。没想到我们被没收的衣物,两只金戒指及些许现款,悉数交回我们。当年保管我们财物这位好心人,解放后我们在广州还相遇过。我们谈起当年的情景,都把它当成笑话。他说:你们被没收的东西,好在是我给你们保管,要是换别人,早换成鸦片烟烧掉了。这是后话。我们走出衙门,经人指点找到码头,上了驶往韶关的船。我们向查证件的人出示有温叔海署名的通行条,不仅顺利过了关,还礼貌地招呼我们到座位坐下。到了韶关,由梁颖仪带路找到他哥哥开设的药店,谁知药店关了门,只好找旅店。万万没想到在街上又遇见了麦永芳。他迎上前来,有如久别亲友般地热情和我们打招呼:“我知道你们会释放!我和父亲回海南岛探亲,路过韶关。”我心直叫苦,怎么又碰到他呢?他真的是公开跟踪我们的特务?得尽快离开韶关,把他甩开!我们住进旅店,马上打听往广州的船票,可是买船票要证明,温叔海给我们打的证明,上船查证件时被收去了。怎样才能买到船票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麦永芳。这我是考虑再三,才作此冒险决定的。我想,我们自从被扣押后,遇到麦永芳,不论在伪乡所,在国民党军队里,到温叔海放行,我们在敌人面前,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他们信我们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不然,我们是混不过关的。那么,不管麦永芳是好人坏人,他抓不到我们的把柄,就奈何我们不得。于是我去卖了一只金戒指,叫麦永芳父子替我们买船票。他非常乐意为我们效劳,还给我们贴了些钱。过了一天或两天,我们与麦永芳父子同乘一条船往广州。我们到了广州,在广州河南梁家住了约一周,便和地下党的王磊同志接上了头,并一同到了香港,找到了东纵驻香港办事处。我这一段历险的旅程到此结束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那时二十才出头,而今年已古稀了。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总想起麦永芳父子。不管当时他们是什么身份,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意图,然而他们帮助我化险为夷,我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北撤浪花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北撤山东解放区,人数2400人(实际北撤2583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有些女同志经领导批准带孩子北撤,那时我也已有三个孩子留在乡下,领导要我带一个孩子北上。当时我心情很矛盾,思绪万千,想到三个孩子离开父母多年,有的连父亲也未见过面;更挂牵着作尧远在粤北,行程莫测,能否赶到沙鱼涌集中,心中七上八下。但我主意已定,下决心不带孩子北撤,因我想到带孩子到山东太拖累,不能参加学习和工作。王作尧率领粤北部队如期到达北撤集中地沙鱼涌。我见到他又黑又瘦,不觉悄悄流下热泪。我没有将不带孩子北撤之事告诉他,他也忙着筹划指挥部队应战和上船,顾不上别的。我是乘坐第三艘军舰去山东的。开船不久,不少同志晕船。我不晕船,可能因我是海员工人的女儿吧。我不但不晕船,还能去照顾一些滴水不能进口、连黄胆水都呕出来的女同志。在军舰航行期间,白天不见一草一木,除了大海还是大海,晚上更是黑沉沉、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海涛之声。听说快要通过台湾海峡了,不晕船的战友都好奇地走上甲板,想观望远离大陆的台湾,我也跟着上去,可是相隔太远,只看见远远有座小山的影子。终于到达目的地山东烟台了。当我们看见穿军装的八路军老大哥时,好像孩子见到了亲娘,激动得热泪滚滚。上岸后,烟台军民热烈欢迎我们,我们的战士因为战斗艰苦,特别是粤北赶来集中的一部分同志,衣服破烂,有的还没有鞋穿。烟台的八路军战友和老百姓看了都不禁滚下眼泪。但我们的战士还是精神振奋地穿过夹道的欢迎队伍。许多老百姓不断将一把把花生、红枣,一个个鸡蛋塞到我们的衣袋。当时我心里老念着一句话:我们像孩子一样到家了!此情此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如昨。在烟台整训不久,我被编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当第五大队女子中队的排长,政委是郑群,大队长是蔡子培。我们是游击队出身,过惯了游击的生活,到了军大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军事训练要求严格。开始时我不习惯。整风学习、军事训练样样都要参加。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广东兵本来就不习惯,早上还要早起背上背包跑步。有一次,我当值星排长,整夜睡不着,裹腿也不敢解下,生怕早上起不来,误了值星吹哨子叫战士起床。现在想起真叫人笑话,但自己好像回到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活。华东军大学习期间,学员们经常要到二三十里地去背米、挑煤。有一次下大雪后,天寒地冻,路滑难行。我们当时穿的是大娘大嫂们做的“船头鞋”,又叫“老爷鞋”,穿起来松夸夸的,很难走路,特别在泥泞路上更是步履维艰。我干脆脱了“老爷鞋”赤脚走了二十多里,双脚也冻红肿了。从此,我的脚拇指经常麻木。我们在军大学习几个月,不但提高了思想、也初步学会瞄准和摸、爬、滚、打,锻炼了身体。结业后,学员各奔前程,我被调到华野十纵队教导团做组织工作。当时华野正打鲁西南战役,十纵队指战员为了战胜敌人,一天要走一百多里。我们教导团属二梯队,每天也要走七八十里,有时走烂泥路,泥深到脚肚,一步步的走,走一步就陷成四五寸深的脚印。这样的行军,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行得很慢,有时落伍,团首长问我:广东姑娘,你有什么困难吗?我说,首长,请放心,我和大家一样前进!当时我刚到团工作,只有20多岁,又戴眼镜,团领导以为我是个学生妹,他们那里知道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是十纵队宋时轮将军的副参谋长王作尧的妻子。后来我把此事讲给王作尧听,他笑着说:不错,也为我争点光。在战争年代,环境不安定,生活紧张艰苦,不少女同志不愿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要进妈妈队,不能参加学习和工作,有的女同志怀孕后就千方百计打胎,有的无奈生下孩子就设法送给别人。我怀孕后设法打胎不成,就打定主意孩子出生后送给别人,1948年3月2日,我在两广纵队留守处“三查三整”学习时生了一个男孩,产前就商定送给一个卖馒头的富裕中农,产后,组织考虑不应送给富裕中农,说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第一次送子不成。因为学习与生活艰苦,营养不足,孩子没有奶吃,只好到处求有奶的同志支援。我的孩子吸过许多女同志的奶水。不久,我听说某纵队一个参谋长的爱人生了个女孩,因病快要死了,她想找回一个孩子接奶。我背着孩子走了三十多里路,在医院等候,如果她的女孩真的死了,我的男孩就送给她。可是过了两天,医生说她孩子脱险了,劝我不要再等,我只好又把孩子带回。这是第二次送子不成。后来又听说一个贫农的孩子死了,有奶水较多,我又把孩子送给她。不料第三天那个贫农就把孩子送回来,说小孩抢奶吃,不吉利。她哪知道孩子根本没奶吃,经常吃不饱,见到奶水多,就吸吮不停,想吃个饱,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事啊!确实无奈,我只好依旧每天给孩子喂糊。婴儿吃面糊消化不良,一天拉十多次,瘦得可怜,大家给他取名“波折”。后来,我送孩子给人的事被司令员曾生知道了,他嘱留守处给我买一只山羊来挤奶给小孩吃。一次行军,山羊因怀小羊行军也流产而死了。1948年秋,我奉命调到华北军政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军校校长是叶剑英同志。军校驻在石家庄附近。军校有一个特殊班,学员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军师级以上的军官。这些人是国民党军经常袭击的目标,还派飞机不时来俯冲轰炸。有一次,上级通知国民党要进攻石家庄,军校要转移。图书馆的二万册图书要我们立即转移掩蔽。那时要靠人力搬运及用毛驴驮运,我当图书馆主任,自然要起带头作用,我只好背着孩子,和大家把一箱箱图书抬到掩蔽点。经过奋战,终于把二万多册图书转移到安全地方。我背着孩子干了大半夜,孩子的尿水与我的汗水交织在一起,不知是什么味儿。完成任务后,当我解下背上的孩子,全身累得像散了架一样难以动弹。只过了两个小时,我和大家的疲劳还没有恢复过来,上级又命令马上出发,我又要背上孩子行军。我实在太累了。幸好这时作尧与我们图书馆同志同行。他有匹马,我只好把孩子交给他在马上抱着。孩子长大后,我对他讲了这段经历,他在父亲逝后写了一首怀念诗《依依父子情》:四十春节日,依依父子情;
戎马鏖战激,马背有深情;
落难当阳道,此生难相亲;
慈父匆匆去,终别泪满痕。
其实,我当时虽然解下孩子,仍是浑身无力,步履蹒跚,意志稍一松懈就会倒下去。但战争对我的磨砺,使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每个战士、每个军人,只能往前走,绝不向后退!我始终坚持这个信念,终于走完了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历程。何瑛写于1990年前
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香港女子,一位历经战争艰难的东纵女战士,这是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的终生伴侣——何瑛。2022年12月28日,她走完了98年的人生之路。
注:以上资料来自于“广州市东江纵队研究会”,在此表示感谢,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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