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革命队伍中是普通一兵，从文书、民运队员、政治战士、政治服务员、政治指导员到华北军政大学图书馆主任，长期从事政治思想工作，没有什么突出的业绩。但在人生途程中总有一些小小的亮点，往事留下一串难以忘却的足迹。1、苦涩童年
我父亲何四贵只有小学文化程度，为人耿直。1922年参加过香港海员大罢工。青年时代在广东珠海翠微村做杂工，20岁单身闯到香港谋生，后来在外国大客轮当海员，到过世界不少国家的大城市。经人介绍与我母亲许贯（泥瓦匠之女）结婚。他们是“盲婚”，母亲听人说当海员的人时常花天酒地、不顾家，哭了几天几夜不肯出嫁，后为继母所逼才屈从。谁料过门那天，揭开扮头，看见我父亲是敦厚壮实的漂亮小伙子，心头的石块才落下地。往后勤俭持家侍奉公婆，公婆不到一年相继病逝。不久，生下我兄妹四人（我是1924年10月27日出生于珠海）。母亲是个地地道道的贤妻良母，她不识字，但能口念教育我们兄妹读《三字经》，因而，我童年能流畅背诵《三字经》，至今基本不忘。父亲因受香港及各国大城市影响，又和乘船的洋人常有接触，逐渐学会些英语。他追求新的生活，要我母亲剪去发髻留短发，教育儿女要读书识字，但全家靠父亲一人的工资度日，家境艰辛。母亲节衣缩食，供我兄长走读（从翠微走路到前山十多里）。记得母亲为了省下家用，有时隔一两天便蒸一瓦钵小石卵，放些咸虾酱或面酱，教我们吃饭时，用筷子夹一粒石卵，吮一点咸味，送下一口饭。从没有大鱼大肉吃。有时自养的鸡生了蛋也舍不得吃，拿去换钱维持生计。我和妹妹何平年纪小，没有资格读书，但父母对我姐妹很疼爱。父亲隔一年半载随客轮停泊香港，母亲就到香港向父亲取工钱，买回一点糖果饼干给我和妹妹吃，我们自然高兴得跳起来。我从小个性活泼、好动，到六七岁有些懂事了，想帮母亲一点忙，在乡间跟我表姐骑上牛背到后龙山去放牛，午间到姑妈家吃顿饱餐。姑父替一家地主看管果园，我常常爬上树摘杨桃、番石榴吃。七岁那年，恰遇离我家不远的王师奶，她丈夫在香港做事较有钱，她天天打麻将消遣，要我帮她背孩子，这样，我可以赚个把铜板给母亲买酱油、豆腐乳。每天，我背这个肥仔约三个小时，很辛苦，腰酸背痛，但王师奶只给一个铜板。她运气好赢了钱的时候，就给我两三个铜板。我回家高兴地交给母亲，母亲总是泪眼湿湿的，她痛惜女儿小小年纪就要去受苦赚钱，为母亲分忧。我望着母亲，觉得自己好像也长大些了。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可我有心无力。父亲对我的教育，就是常讲为人要正直。他有时回乡，也对我们讲孙中山的故事。我从小知道孙中山是好人，是为人民的。以后我念小学，学校每周开周 会，校长每次都要我站在队前领颂《总理遗嘱》。我联想父亲讲的故事，进一步知道孙中山是革命的先行者，是个伟人。母亲对我的影响主要是勤俭、贤惠。我不到九岁那年，家庭发生巨变，从农村转到城市。因父亲当海员工人，常年在轮船上，航行在大海中，难以有假日回乡看望儿女，即使轮船在香港泊岸，船主为了赚钱，停两三天又要启航了。父亲下了大决心，要举家搬到香港居住，以便全家有团聚之日。就在1933年，母亲拖男带女，提了两藤喼的简单行李，带着我兄妹四人乘船到陌生而繁华的香港。由于家境寒微，只能到九龙旺角租了一间几平方的简陋房屋，一家人挤住下来。没有家具，只有一张床，一张小桌子，我长年睡在床边的水泥地砖上。后来搬了几次家，房子稍大一点，也只有约10平方，我仍睡地铺。直到1942年初我18岁参军那年，搬到港岛定居后，费用开支就更大了。我逐渐也更懂事，跟着母亲在晚间帮人拆棉纱（纱士）或钉钮扣；白天一大早又拿着脸盆、小凳在街边抢占个位置，给人刮生姜（淹制糖姜用），刮一斤赚几分钱。我的小手被姜汁刺激得红红肿肿，像火烧的痛，怕母亲难受，我不吭一声忍受着，回家用冷水浸泡，搽点什么油以止痛。这样，补充了父亲的工资，可以支撑全家吃饱和供兄长读书（考免费生）。 1941年12月，日军攻占香港。香港沦陷后，多数港人饥寒交迫。我父亲早已失业，家境贫困到了极点，无以为生，只好把一些稍为好的衣物拿去典当，但当舖不要，我父亲就去摆地摊，谋得少许钱买麦米皴煮粥吃，真是度日如年。父亲为了救生一家人，偷偷地到一家公司报名到海南岛做工。谁知这是个骗局，一报了名就被关进集中营不得回家，后来被迫到海南岛做苦工。公司通知家人送来换洗衣服和见最后一面。临走前之夜，我母亲和父亲在一板之隔（集中营是用板隔开）哭得伤心欲绝。父亲含着眼泪对母亲说，我此去生死难卜，你带好孩子要活下去……。母亲泣不成声。隔板相伴到天明，眼看着我父亲和一帮难友被押走了，亲人生离死别，悲惨相送。头一两个月，我母亲去这家公司还领到一点微薄的工资，第三个月老板就恶狠狠地说：“人都死了，还想领工资?”我母亲一听犹如晴天霹雳，当场晕倒在地，醒后回家，一家人抱头痛哭。后来听从海南岛逃回的难友说，因我父亲年老有病，又受工头无情的鞭挞，惨死在工地无人收尸，被丢在山中喂野兽了。母亲听后又一次晕倒，痛不欲生。失去父亲，没有那点工资度日，一家人基本处于断炊状态，真是走投无路。此时，香港党组织伸出援手相救，介绍我妹妹回东江参加游击队，我母亲不久也回游击队一年多。叔父何彬也是海员工人，会做西餐，曾到东江游击队为被营救出来的盟军人员做西餐。大兄已因无钱治伤寒病早逝，二兄则回珠海姑妈处耕田度日。从此，在香港的家散了，无家可归了。正当我家遭遇绝境时，1942年初，党组织调我回东江游击队。我没能见父亲一面，不能为母亲分忧，每念及此，心愧无限。在旧社会，工人阶级是无产者，只靠一双手出卖劳动力，任由资本家压榨剥削直到死去。我父亲的一生就是例证。我在香港从有家到无家，有个家也像浮萍一样飘泊流荡。我真正的家是共产党，没有党就没有我！从我朦胧的青少年到晚年，党像一盏明灯照耀我前进！2 、勤奋攻读
当我12岁左右，看见街上学生背着书包上学，我羡慕极了，对母亲说：“我想读书。”母亲无言以对，最后还是说了一句：“除非不要钱。”我按母亲这句话，到处打听哪间学校不收学费。我太天真了，哪有办学不收费的？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我遇上了邻居张瑜，她告诉我深水埗东方中学开设免费夜班。我高兴地和她一起去报了名。不到一年，我们又同时转到陶秀女子中学读夜校，也是不收学费的。我如饥似渴地勤奋攻读，后来，我幸运地为女校长赏识，她见我如此好学，品学兼优，就允许我免费转入全日制读书。喜从天降，我回家告诉母亲，母亲喜愁参半，喜的是我能免费就学，愁的是我再不能帮手持家了。但母亲是个通情达理的人，还是只说了一句话:你今后读书要用功，考免费，家中无力供你（当时香港很多学校都有考全免费、半免费的学生）。我暗暗下决心，一定读好书，考免费生。当时是1937年，我快13岁才进入小学四年级就读，全班数我最大，其他同学都只有10岁左右，多数都是富家子女，他们常常轻视和欺侮我，叫我“大牛龟”，不愿同我一起玩。但我没有因为被岐视而气馁，反而苦心读书，第一个学期开始就是优等生，考第一名，以后年年都是考第一，全免费升级，直到初中三年级。下半年，因党内外工作忙，顾不上功课才考取了第二名（半免费）。我的学费及杂费由党员支持。由于我不仅学业成绩好，还很活跃，积极参加打球、唱歌、旅行等课外活动，同学们逐渐转变对我的看法，都亲昵地叫我“秀云姐姐”（秀云是我的读书名），和我交朋友，请我到她们家作客。可以说我在班上名副其实当上了一个大姐姐。同学们敬重我，听我的话。当时我因家贫做不起校服和童子军服，又因为近视眼，老师安排我坐第一排，可又挡着后排的小同学。我正烦闷之际，同学们就自发凑钱为我做校服、配眼镜。为了求学，我没有拒绝。我不是想占便宜，而是家中确实拿不出钱为我做校服和配眼镜。而学校又规定一定要穿校服，上童军课一定要穿军绿色的童军装。同学们是善意的而不是施舍。我读书时从来没有午餐吃，现来讲起来很难使人相信，但确实如此。可能是习惯成自然吧，每天中午，我就躲在一棵鸡蛋花树下的石凳看书，背英语单词。给同学发现了，有的好心邀我一同进餐。当时多数同学都不回家吃午餐，而是由佣人从家里送来美点佳肴在学校就餐。我虽然饿着肚子，还是婉言拒绝了。有几个跟我比较知己的同学因为同情我而流泪。我感激这些同学对我的情谊，可我意志坚强，从不感到自卑，对同学说：“少吃一餐不妨碍学习，世界上有很多穷人一餐也吃不上呢”。我经常都爽朗地欢笑。特别是我升上五年级，已满十四岁，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有党的指引，心胸更加开朗，奋斗目标明确，从此，我就踏上灿烂的人生途程。3 历程转折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后，我逐渐接受了抗日爱国思想，开始由进步老师带我去参加香港青年会举办的歌詠班、救护班。到1937年冬，当我升上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同班的康庭坤介绍我认识钟明同志（原广东省人大常务副主任、省顾委副主任），当时他是中共香港市委青年部部长，他介绍我参加“二·六”团（党的外围秘密组织）。他郑重地对我说，“二六”团是个爱国抗日组织，参加了要保守秘密不怕死，你愿意参加吗？我说愿意！从此，我经常到钟明的家，他给我讲什么是无产阶级，什么是共产党，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资产阶级，什么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等。他还指着地图向我讲解抗战形势与任务。经过一段时间，使我懂得不少道理，头脑里深刻的印象是抗日救国，但无产阶级觉悟还很低。课外我参加了香港学生赈济会（党掌握的全港学生抗日组织），党组织进一步考验我。当时香港党组织处于地下活动，我们找党是很难的，但党时刻在抗日人群中注视优秀可靠分子。当时我也不知道党在何方，但党随时都在关注我这个黄毛丫头的表现，终于在1938年4月，钟明约我到他家里，他说：我要介绍你参加中国共产党，你要保守秘密，不许对任何人说，要服从党组织，要不怕牺牲，永不叛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他问我是否愿意参加？我即回答：“只要抗日救国为穷人谋幸福，我愿意参加。”钟明同志要我考虑三天，我等不到三天，第二天放了学就去他家，对他说：“我想好了，我愿意牺牲一切为共产主义而奋斗。”其实当时主要是抗日救国思想。我填写了入党申请表，钟明代表党组织宣布我为候补党员，候补期三个月，后因表现好和工作需要，提前一个月转为正式党员（1938年4月4日），我激动不已。从此，我在香港茫茫人海中找到了方向。党对我也特别培养爱护，经常交给我任务，要我勤奋学习，提高威信，团结同学参加抗日。我很纯真，党叫我干什么我都想尽办法去完成。例如学校组织一次有史以来的“抗日救国卖物会”，全校师生无一例外每人献出一件物品，在卖物会上标价出售，所得款项如何处理是个很重要的问题。党交给我的任务是要争取送给真正的抗日部队（八路军、新四军），但当时国民党员的教务主任提出送给“前方将士”。表面看这个提法没有什么不妥，其实他所指的“将士”是国民党的部队。我该怎么办？当时不知哪里来一个小聪明的主意在脑子转：对，就这样办！于是我召开学生会讨论，我适时提出卖物会所得款项交给国母宋庆龄转送前方将士，得到全体学生会成员的支持，报告学校同意，得到绝大多数师生的赞成。这个主意既不得罪教务主任，又为大多数师生及校方所接受，好极了！学生会推举我及陈瑞春、周群芳两委员去送捐款，由我带领提着一籐喼港币，送到由宋庆龄创办的爱国组织“保卫中国同盟”，接待我们的是宋庆龄的秘书廖梦醒大姐（廖承志的姐姐）。回顾此举，我们当时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坐着公共汽车大摇大摆提上这么多钱，也不怕人抢劫，真可说是后生可畏。
不久，学校接到盖有宋庆龄印章的信，盛赞陶秀女子中学师生抗日爱国的热情行动，全校师生奔走相告。完成这个任务，党组织对我有所表扬，我自己也非常兴奋，沾沾自喜，表现了天真幼稚之态。此后，党组织又布置我在陶秀女子中学发展党员和“抗日民族先锋队”(简称“民先”)。经过我的考察，发展了同班的归侨同学唐丽华（唐丽华后来是东纵老战士）为党员；在低年级发展吴赛云为“民先”（后来也是东纵老战士）。并按党组织的指示，组织抗日救国十人团（读书会）。党特别提醒我要用功读书，争取好成绩，才能更好地团结同学参加抗日救国活动。我执行党的指示，除了参加党内外活动外，用足功夫求取各科成绩优秀，历史、地理、动植物、国语各科，每次考试都能拿到95分以上。我最头痛的是英语，因为没有底子，仅得60-70分。我不甘心，每天晚上猛攻1-2小时，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成绩上升到95分，有时还达到一百分。还有就是《四书》、《五经》《左传》这些古书都要背念。我有一次背王勃的《滕王阁序》，因为没有时间温习背不出，教师罚我“企堂”10分钟。（此事我至今难忘。现在我快80岁了，还能背颂《滕王阁序》全文。）我心里自责没有完成党要我读好书的任务。因此，我每晚都要重点复习功课到深夜一两点钟，瞌睡了用水洗一下脸再坚持。这里有一个小故事让我难忘：我同楼对面窗有一位30岁左右的年轻记者，他是“夜猫子”，为了赶稿每晚都捱到一两点。有一天他问我：妹仔，我为了生活要捱夜，你为什么也要捱夜？我告诉他我在背古文，念英语，有时要画地图。他深感我勤奋好学，隔两天送我一本斯诺的《西行漫记》，告诉我课外要多看些有益的书。他哪知道我已是共产党员，读好书是党交给我的任务。解放后，我们有幸相见，原来他当时是一位进步记者。我16岁升上六年级，党组织培养我当九龙区学生中心支部书记。开始我很胆怯，怕完成不了任务，因为这个支部有拔萃书院（大学）及读高中的几个党员。果然有个高中（德明中学）的男党员，觉得由只有16岁的小学生领导，他不服气，布置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我批评了他并向上级党组织反映。党组织支持我批评那个党员，指出：何秀云（我的名字）不是她个人领导，而是代表党组织，你有意见可以提，但布置的任务（组织学习小组）一定要完成。后来这个同学表现很好。我在学校可以说是一只小“带头羊”，学校搞什么活动，如演戏、歌咏、演讲，我都带头参加，同学也听我的，都踊跃参加。有一次演讲比赛，班上推举我参赛，我的选题是《读书与救国》，得了第一名，奖了一面旗叫“雪灿莲花”，为班级争得了荣誉。第二次又推我为代表参赛，我在演讲中乘机骂了某些人当汉奸，又批评了有些人不积极抗日，结果落选了。我百思不得其解，同学们也为我打抱不平。后来在作文簿中，发现班主任黎淑儒老师的批语：此生聪颖过人，但锋芒毕露。黎老师还找我个别谈话，教导我今后发言要谨慎。她是个进步老师，东纵抢救文化人回到东江游击区时，我见过她。此次演讲，党组织批评我过于暴露，因为在学生中我是秘密党员，一旦暴露面目，对开展工作不利。这时我才觉悟到自己不够成熟。入党后，在党的教育下，政治觉悟不断提高，使我成为一个符合条件的共产党员。4、战争磨砺
奔向东江
1941年底，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九龙，党组织通知我隐蔽待命，并叫我通知我领导下的党员不要外出，等待党的安排。我便立即化了装，摘下眼镜，走街串巷逐个去通知。不料因我近视眼没有戴眼镜，不慎撞进日军封锁线的铁丝网，日本人向我开枪，但没有打中，吓得我赶快抄弯路快步去通知那些地下党员，最后完成党交给的任务。1942年1月有一天，我在街上摆地摊，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按地下党的暗号问我：你是“亚祈”吗？（我当时的代号叫“亚祈”。)我说是的。他就细声告诉我：“今晚饭后，你到深水埗福华街x号x楼三楼有事，拿一两件换洗的衣服就可以了。”我知道这是党组织和我联系，但不知道到哪里去，我赶忙收拾摊档，回家告诉母亲，我要回大后方去教书。母亲含着眼泪说：“你都18岁了，为了活命你走吧!”当晚我吃了一餐舅母送来两斤米煮的米饭，没有菜食，也觉得香味可口，因为很久没有吃过米饭了，餐餐都是吃那些麦米麸粥。这是在家最后一餐饭，我边吃边想，我走了家里日子怎么过?心里一阵阵地难受，但顾不得那么多了，因为这是党的命令呀！我拿了一套衣服、毛巾、牙刷和一条薄毯，依依不舍含泪离开养育我18年的家。当晚我急匆匆按联系人指定的地点到达，一进门见到十多个人在谈论着什么，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方兰（后来是广东省妇联主任、顾委委员）一眼望见我，就热情拉着我问长问短。我们在香港沦陷前就一起在儿童团工作。她问我：你知去哪里吗？我说不知道。她告诉我是回东江游击区。当时我非常激动，心潮澎湃，认为自己快要成为一名游击队的战士了。清晨，我们由交通员带领，走到长沙湾道步入青山道。我们立即混入逃难回内陆的难民群中，艰难地前行。在难民群中，有被营救脱险的著名文化人茅盾等人的身影。我们默不作声地一起行动。经过敌人的封锁线附近，还见到我们的同胞被日本人杀害，陈尸路上，惨不忍睹。为了应付万一被敌人查问，方兰同志对我说：我们认做表姐妹关系，我叫方兰，你叫何瑛。从此，“何瑛”就成了参加武装斗争后一名游击战士的名字，沿用到1946年6月部队北撤之时。当时北撤人员登舰要点名、打防疫针，大家觉得我曾坐过国民党的牢，再用“何瑛”这个名字不合适，就叫我改个名，我那时还年轻，建议我改为“何小冰”。时光易逝，当年还是“小字辈”的我而今已快八十岁了。回首往事，百感交集。在难忘的岁月里，对捱苦我有思想准备，死我也不怕，比较难捱的是游击队要夜行军。我近视眼，夜行军中眼看四处黑呼呼的，伸手不见五指。特别遇到下雨路滑，同志们早就告诉我，有闪光的地方就是水，不要去踩，但我不知怎么搞的，偏偏就去踩闪光处，以为这就是好走的路。因此常常一夜行军就跌跤多次。到了目的地，大家看见我满身泥巴，就讪笑地问我：何瑛你昨晚又捉了几只“田鸡”（跌几次跤之意）？后来慢慢习惯了，大家也就不再取笑我了。开始，我在东江游击队当文书，并负责管一个文件箱（用煤油罐做成的），铁箱内装着机要文件及部队的印章，约有10斤重。有一天，我正在茅寮里抄材料，忽然遇到敌人前来袭击。同志们都急忙转移了，当我走出茅寮门时，面前已空无一人。可能大家以为我早已跟上队伍走了，没有等我。怎么办？我不知哪里来的一股劲，一手把铁箱托上肩就走。快赶上队伍时，还要涉过一条河溪，然后翻过小山。正走到山脚下，我看见一个刚参军十来岁的小同志“宝宝”走不动了，只好一手托着肩上的铁箱，一手拉着“宝宝”猛走。到了山顶，还听到敌人的枪声渐近，我也顾不得那么多，抱着铁箱拉着“宝宝”，连箱带人一齐滚下山去，追上先行队伍。铁箱保住了，我也累得够呛，衣服磨破了，手脚多处刺伤了，加上我刚好来妇女例假，当我坐在铁箱上休息，血水沿着铁箱往下流（因过河湿了裤子）。同志们惊问我是否受伤？我的脸顿时红得像火烧，赶快抱着铁箱躲到树林里去。后来，我调到东江军政干校工作，当干校警卫排的政治服务员。当时环境艰苦，部队给养困难，缺医少药，有个学员得了急性肺炎病危。警卫排有几个战士产生怕苦怕死的情绪，我针对这种思想给战士们上课，讲红军长征爬雪山过草地、吃草根啃皮带的故事，讲革命前辈林祥谦在敌人刑场上高喊“砍头只当风吹帽”的英雄气概，讲革命事业一定有胜利的美好明天。战士们的情绪慢慢地安定下来。突然又发生一个战士逃跑的事件。怎么办？排长亲自带人去抓逃兵。战士们都很气愤地说：抓回来要把他枪毙。听后，我一时没了主张。我当时还是个年轻的女兵，很幼稚，有的同志曾取笑我，说何瑛是香港小姐，在香港连猪都没有见过。这话不管是好意还是恶意，我在香港时确实没有见过生猪在街上跑。如何处理战士开小差这件事，我只有请示上级。上级指示抓回逃兵不仅不能枪毙，还要开欢迎会。可战士们都不同意，我一再说服大家要执行上级的指示。结果那个战士被抓回来了，我按照上级的指示，开了个欢迎会，讲明在革命队伍中当逃兵是可耻的，应该受到一定的处罚，他怕苦怕死不奇怪，因为他经受战争锻炼少，加上我对他的教育不够，只要他认识错误，改了就好，应该欢迎他继续参加抗日。这个战士以为被抓回来一定要枪毙，惊得发抖，后来看到只对他进行批评教育，还开了欢迎会，他感动得痛哭了，表示要革命抗日到底，大家鼓掌欢迎。以后这个战士表现很好。粤北历险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东江纵队在罗浮山开了庆祝抗战胜利大会，同时，也是北上部队按党中央的指示与王震、王首道率领的南下支队会师建立五岭根据地的誓师大会。次日由林锵云、王作尧、杨康华率领北上部队1000多人告别罗浮山，向粤北挺进。我和其他战友一样，怀着与老大哥八路军会师的渴望和胜利的喜悦随着部队北上。途中，下着连绵大雨，增添了行军的困难，渡过浈江和翁江时，河水暴涨，既无桥又无渡船，先头部队在两岸拉起大绳，战士们抓紧绳子，一个个渡过水流湍急的江面。我浸过齐脑深的急流，怕被急流冲走，只好拚命抓紧绳子，一寸寸往前移，水冷得钻心，已七个月的腹中的小生命也在跳动、挣扎，疼痛阵阵使我增加出乎意料的负担。临行前，作尧劝过我：你有身孕，不要随部队北上。不少老同志也这样劝过我留下来。但是，北上与八路军老大哥会师，建立中央关注的五岭根据地，我的满腔热情，谁也劝阻不住。不久，纵队司令部转来中央的电报，说因形势变化，王震部队已回师北返了。这消息对每个战士来说，简直是晴空霹雳！部队到了帽子峰，战斗越来越频繁，有时一天要转移两三个地方，我腹中的小生命在困难中挣扎长大，我也感到力不能支了，但还是暗暗咬牙坚持下来。8月底的一个上午，部队到达仁化与南雄交界的一个村庄，战士还未放下包袱，又接到转移的命令。作尧在百忙中，把我拉到屋外树下，严肃又关切地对我说：你跟部队行动很不方便，我要指挥部队作战，无法照顾你，而你留在部队也是对部队的拖累，现在组织安排你离队到地方去，生了孩子再回来。作尧面色从未这样严峻地对我。一个月来的战斗，他消瘦了，脸又瘦又黑，鼻子显得更高，下巴更尖了。我想我既不能帮他一点忙，但绝不能给他半点分心、连累，我在他面前不能说、也不忍心说半个“不”字。这时，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走过来，严肃而恳切地对我说：何瑛，你是老党员，要顾全大局，要服从组织决定，立即离队，作尧同志责任很重，他要指挥作战，不能照顾你，万一你在行军中小产，那是很危险的。我参军前在香港就认识杨康华同志，我和作尧从认识到结婚，都是他介绍促成的，他在我心目中，既是严肃的首长，也是亲切的兄长。对此，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后来，便在他周到、细心的安排下，让17岁的梁颖仪与我同行。梁颖仪是全国和东南亚蜚声远扬的“梁培基发冷丸”药铺老板的女儿，她父亲是一位有很高社会地位的民族资本家。杨康华同志还要我到仁化时，去找战时搬到仁化的中山大学他父母亲虞仰泉教授夫妇，和他们一同回广州。他对我这样的安排真是煞费苦心，我感激之情难以言表。便迅速收拾简单行李（其实行李就一件包袱），恰好前几天部队打了反动地主，没收财物，给了我一件墨绿色的旗袍，我穿上了便像是一个少奶奶。临行前，组织上给了点钱作路费，作尧给了我两只金戒指，他说：如果在路上用不完，就交回组织。这时，组织科长张江明同志请来了一个当地十多岁大的小孩，给我们挑行李。我们行李不多，本可以不请人挑的，但摆个有钱人样子，在路上才不会引起麻烦。我们匆匆上路，走了一程，才猛然想起两人要编编口供。我问梁颖仪在粤北有什么社会关系，她说：她姐姐的家翁彭智方是南韶师管区司令（彭智方解放后任广东省参议室参议），住在南雄县城，姐夫叫彭钜顺。我稍作考虑，便编下这样的关系：我和颖仪是姑嫂关系，同住彭智方家，现在抗日胜利，一起离开彭家到扶溪找中山大学教授虞仰泉。虞是我的亲戚，我们两人准备和虞的一家返回广州。我的姓名叫张淑静。我们两人边走边对刚刚编好的口供，快到扶溪镇街口，赫然见两个国民党乡丁背着枪挡住我们去路。突然发生的情况，把我们搞懵了。两个乡丁上前盘问我们：从哪儿来到哪里去。我稍作镇定，便按我们编好的关系说了一遍。两乡丁恶狠狠地说：跟我走！把我们三人押到伪乡公所。到了乡公所，立即将挑行李的小孩隔离开了。先是把梁颖仪拉到离我一丈远的地方，有个当官的人对她盘问起来。我只见他们一问一答，可是一句话也听不清，心里十分着急。问完话，乡丁用绳子将颖仪押绑起来。我怦然心跳，我们是否被他们发现什么呢？但我立即否定这想法，我们没有露出什么破绽，口供不会有什么令他们怀疑的地方。这时，被绑的颖仪走过来，靠近我跟前，这个才17岁没有斗争经验的姑娘有点不自然，我在她面前，此时此刻必须负起党员、老游击队员的应有责任。我正想稳定她的情绪，那该死的乡丁便扬声叫我过去问话，我只好大声地对颖仪说：颖仪你不要怕，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你就照实说。我会设法请彭司令和家人来保我们的。我这话，既是稳住颖仪，也是让问话人听的。当时那个向颖仪问话的人又盘问我一遍，我照样说了一遍。但当问到彭司令的儿子叫什么名字时，我张大嘴巴一时回答不上，急得我冒了一身冷汗，幸好我瞥了一眼记录颖仪口供的纸上，上方空白处写了个“钜”字，猛然记起来了！我高声答道：“彭钜顺”！盘问完后，同样用绳把我绑起来，又把我们带到乡公所内的水泥地堂，用长木枷锁住我和颖仪的双脚。直到傍晚，又有人来叫我们去问话。室内的方桌上，点了盏煤油灯，正中坐了个40多岁的男人，旁边另一个只有30岁左右，他面前摆着纸笔，大概是当记录的文书。先是文书说：这位是梁保长，要对你们问话，那个梁保长便问：“你们是不是红军家属？要是的话，我们可派人送你们回去。”这显然是想套我们。我立即否认：我们不认识红军，也不是红军家属，千万不要送我们去。接着，保长又详细问到虞仰泉的情况，我也作了回答（其实我根本没见过虞）。这时，保长面色有所和缓，他说：“虞仰泉确有其人，但随中山大学走了。中山大学已搬到仁化去了。你们现在有什么人担保，有人保，马上可以放你们，要没有人就不能放，这是规矩。”问完话，又把我们带回原来的地堂，用木枷锁住我们双脚。我和颖仪并肩躺在地堂上商量：要颖仪用她的名字写信给她姐姐，叫她家翁彭智方司令保释；同时去信广州通知家里人叫哥哥来营救。我向看守人提出：明天送我们到仁化去，因中山大学已搬到仁化。看守人说要报告上司才能决定。他出去不久回来告诉我，准备明天清早就带我们去仁化。有了看守人的答复，我心里稍为踏实，总想好好睡个觉，恢复点精力好应付明天不测事情发生，和长途跋涉的疲累。可是全身酸痛，肚里小生命不安的骚动，哪怕一时半刻迷糊一下也办不到。第二天清晨，乡丁仍把我们五花大绑押着起行。谁知刚迈出第一步就感到两腿僵硬而沉重，我的心一下子凉了。这崎岖、漫长的山路，我能坚持得了吗？我回头见身后的颖仪，那孩子气的脸，呈现着铁青色。我心痛地想：这位原是千金小姐，为追求进步，追求革命，经受这样受苦受惊，真不容易！好容易翻过一座高山，前面又是一座峭壁，不容喘口气又向云梯般陡削的山路攀登。汗水湿透了衣裳，湿透了套在脖子上的绳索。湿了的绳子把脖子磨出红印，痛痒难忍。我暗中给自己打气：绝不能倒下去，一定要走到仁化，在这万山丛中倒下去，就永远在这世界上消失了，战友们连白骨也不会找到。天黑下来了，我也实在走不动，就我坐在路边不走了。我跟押解我们的乡丁说，我走不动了，找个地方住下来，明天再走。两个乡丁可能也走累了，同意在附近村子住下来。第二天，又在绵绵不尽的山路走了大半天，仁化县城快到。万一中山大学不在仁化怎么办？我在路上翻来覆去想这问题。路边供人憩脚的茶亭，有卖糖水的。我对乡丁说：阿哥，你们辛苦了，不如在这里休息一下，喝碗糖水再走吧。乡丁巴不得停下来解决饥饿和口渴之苦，爽快地同意了。在茶亭憩脚或喝糖水的好几个人，见我们进了茶亭，都以好奇疑惑的目光盯着我们，低声议论，有些人还投来同情、怜悯的目光。我趁机与他们搭讪起来。我问这里有没有地方寄信，都说到县城有邮局便可寄出。这时突然一位穿灰色中山装约廿四五岁像学生模样的青年人走过来，问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为什么急着要发信等等。我稍作考虑，坦然地、有意高声地按我们编好的口供， 一一回答他的提问。我当时是这样考虑的：我的口供对伪保长都说了，现下对谁说也不碍事，不管他是坏人还是好人，要是其中有好人的话，能传到战友耳中，也好知道我们的下落。我最后说，在扶溪乡梁保长说过：有人担保我们，就可以放人，我急着发信给家里人，赶快派人来保释我们。那个青年表示同情地说：我替你们寄吧。我想我的信是发给彭司令的，公开了，对我们没什么不利，于是，我把信交给他替我寄出。我们被押送到仁化县伪县政府，被带到一间堂屋。一个男人坐在桌子旁看着我们的口供记录，又照样问我们一遍。我对这个人说：“我快生孩子了，请你们赶快告诉中山大学虞仰泉教授来保我们。”那个人根本不理我。不料在茶亭相遇的青年走了出来，在旁安慰我，他自我介绍叫麦永芳，叫我不要心急，他可以帮助我找人保释。在茶亭时，这青年表示关心询问，我虽有所警惕，但还不太在意，现在在这地方，又突然出现还说可以帮我们找保人。他到底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在骗我们？他是好人还是……他在跟我演戏？你演戏，我也演戏。便向他表示感谢。那个问话的人把我们的钱物登记没收后，便把我们投进女牢。女牢很狭，已关了四五个女囚，牢门没锁，女犯人可自由出入，押我们的绳子也解开了。不久，那个麦永芳给我们每人送来一碗米饭。我心里又疑虑起来，他这么好心？米饭是否有毒呢？后来又想，他要是便衣特务，要致我们于死地，拉去枪毙就行了，何必要毒死我们呢？反正现在肚子饿，填饱肚子再说。姓麦的还告诉我们：中山大学已不在仁化，并说他可以找人保我们出狱。他这样“好心”，更增加我们对他怀疑，但不敢多问。第二天，姓麦的又跑来对我们说：本来县长太太愿保我们的，县长的太太信佛，乐善好施，看我们三条人命（连我肚中小生命），在县长面前也为我们说情。但扶溪方面送来的公文是给军队的，不是送县府的，军队要亲眼见到人，查审后方能决定是否放人。麦说：明天可能要把你们送去军队。他又连忙安慰我们：不要怕，我父亲的上司在军队，我可叫父亲写一封信给你们带去，以便你们及早获释。中山大学不在仁化，还要把我们押送到国民党军队，这接踵而来的坏消息，使我进一步意识到处境极为危险，便直截了当告诉颖仪，要她做好思想准备。但是，我们始终没有暴露身份，只要我们口供不变，敌人就抓不到我们的破绽。如果敌人要杀我们，我们就一同为革命牺牲。在狱中一夜，我彻夜未眠。我想到战友们衣衫单薄在五岭高寒山区，风餐露宿，浴血奋战，我想到作尧，我们结合几年来，从未见他像现在这样处境艰难，作战如此频繁，一千多战士的安危系于一身！他担子多重！我见他咬着空烟斗凝神苦思，心就发痛！临别时，他关切的目光，无言的鼓励，历历在目。我暗地立下了誓言：死，我会像先烈们那样去死的。连临死时我要学烈士们喊什么口号，也想好了。但当我想到腹中未出生的孩子也陪着我去……，有如万箭穿心。我特别想到，作尧要是知道失去妻子和未出生的孩子，会多么痛心！第二天早上，那个姓麦的竟然带来了他父亲的亲笔信给我们，信没有封口，我和颖仪看了。信的大意是：张淑静、梁颖仪是彭智方司令的亲属。查此二位女子，品行端正，乃是好人，请查察早日释放……致温师长勋鉴。麦笃椿叩上。我认为这封信可以利用，于是把信收下来，对麦永芳表示了谢意。上午，把我们从仁化押往始兴（温淑海师师部设在始兴），不再把我们捆绑了。我们走出仁化伪县府时，姓麦的站在一旁送我们，他说：你们释放后回到广州，我们回家乡也会路过广州，那时再见面吧！姓麦的行为种种，使我百思不得其解。他是特务？公开跟踪我们？莫非想放长线钓大鱼？我叮嘱颖仪，要万分警惕！从仁化到始兴国民党军师部，一天走不到，傍晚在该师160团团部住了下来。我把姓麦的父亲写给温叔海的信给160团的接洽人，那人看了信不表示什么态度，便把我们安置在一个大空房的角落里。第二天早上，我们被押上路。我出了大门，就坐下来，对押送的人说：我快要生小孩了，我从未走过这么远的路，如果在路上生了，怎么办？我不走了，除非你们请轿子抬我走，我可以自己出钱。押送的人看我死赖着不走，也许又怕万一路上出什么事，他担当不起，无奈只好给我请了一顶轿。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轿，竟是在被押解途上坐的，叫人哭笑不得。到了始兴县国民党157师部所在地，即把我们投入女监狱。过了两天，一个早上，我和颖仪被带到一个很大的办公室。这里坐着一个年约四十左右风度儒雅的人，他见我们进来第一句就问：你们是彭司令的亲属吗？我回答：是的。他说，现在放你们回家。我简直不敢相信，真的就这样放我们走？他随手拿起电话，然后放下话筒对我们说：彭司令说你们是他的亲属，但他说不认识你，指着我说。我早有思想准备，坦然地说：梁培基共有子女40多个，媳妇就有很多，我是排第十一，有时候连家翁也认不清谁是谁，何况彭司令呢。我这话把他也逗笑了。显然他相信了我的解释，点点头说：好了，现在你们可以走了，以后出门注意带证件。他像长辈叮嘱我们，我就乘机说：我们以为抗战胜利了，可以通行无阻，就疏忽了。现在我们没有证件怎么办？我们到广州还要坐船坐车的，要查起来，又要惹出麻烦来，怎么办?那人说：我给你们写个通行条吧。说完就拿起笔在便条上写几个字。便条大意是：张淑静、梁颖仪是彭智方司令的亲属，现回广州团聚，沿途军警准予放行。署名是师长温叔海。我们拿着温叔海署名的通行条，匆匆地回到女狱收拾行李。没想到我们被没收的衣物，两只金戒指及些许现款，悉数交回我们。当年保管我们财物这位好心人，解放后我们在广州还相遇过。我们谈起当年的情景，都把它当成笑话。他说：你们被没收的东西，好在是我给你们保管，要是换别人，早换成鸦片烟烧掉了。这是后话。我们走出衙门，经人指点找到码头，上了驶往韶关的船。我们向查证件的人出示有温叔海署名的通行条，不仅顺利过了关，还礼貌地招呼我们到座位坐下。到了韶关，由梁颖仪带路找到他哥哥开设的药店，谁知药店关了门，只好找旅店。万万没想到在街上又遇见了麦永芳。他迎上前来，有如久别亲友般地热情和我们打招呼：“我知道你们会释放！我和父亲回海南岛探亲，路过韶关。”我心直叫苦，怎么又碰到他呢？他真的是公开跟踪我们的特务？得尽快离开韶关，把他甩开！我们住进旅店，马上打听往广州的船票，可是买船票要证明，温叔海给我们打的证明，上船查证件时被收去了。怎样才能买到船票呢？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找麦永芳。这我是考虑再三，才作此冒险决定的。我想，我们自从被扣押后，遇到麦永芳，不论在伪乡所，在国民党军队里，到温叔海放行，我们在敌人面前，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他们信我们是大家闺秀、千金小姐，不然，我们是混不过关的。那么，不管麦永芳是好人坏人，他抓不到我们的把柄，就奈何我们不得。于是我去卖了一只金戒指，叫麦永芳父子替我们买船票。他非常乐意为我们效劳，还给我们贴了些钱。过了一天或两天，我们与麦永芳父子同乘一条船往广州。我们到了广州，在广州河南梁家住了约一周，便和地下党的王磊同志接上了头，并一同到了香港，找到了东纵驻香港办事处。我这一段历险的旅程到此结束了。半个世纪过去了。我那时二十才出头，而今年已古稀了。每当我想起这段经历，总想起麦永芳父子。不管当时他们是什么身份，不管他们出于什么意图，然而他们帮助我化险为夷，我应该对他们说声谢谢！北撤浪花
1946年6月30日，东江纵队执行毛主席、朱总司令的命令，北撤山东解放区，人数2400人（实际北撤2583人），我也是其中一员。有些女同志经领导批准带孩子北撤，那时我也已有三个孩子留在乡下，领导要我带一个孩子北上。当时我心情很矛盾，思绪万千，想到三个孩子离开父母多年，有的连父亲也未见过面；更挂牵着作尧远在粤北，行程莫测，能否赶到沙鱼涌集中，心中七上八下。但我主意已定，下决心不带孩子北撤，因我想到带孩子到山东太拖累，不能参加学习和工作。王作尧率领粤北部队如期到达北撤集中地沙鱼涌。我见到他又黑又瘦，不觉悄悄流下热泪。我没有将不带孩子北撤之事告诉他，他也忙着筹划指挥部队应战和上船，顾不上别的。我是乘坐第三艘军舰去山东的。开船不久，不少同志晕船。我不晕船，可能因我是海员工人的女儿吧。我不但不晕船，还能去照顾一些滴水不能进口、连黄胆水都呕出来的女同志。在军舰航行期间，白天不见一草一木，除了大海还是大海，晚上更是黑沉沉、什么也看不见。只听得海涛之声。听说快要通过台湾海峡了，不晕船的战友都好奇地走上甲板，想观望远离大陆的台湾，我也跟着上去，可是相隔太远，只看见远远有座小山的影子。终于到达目的地山东烟台了。当我们看见穿军装的八路军老大哥时，好像孩子见到了亲娘，激动得热泪滚滚。上岸后，烟台军民热烈欢迎我们，我们的战士因为战斗艰苦，特别是粤北赶来集中的一部分同志，衣服破烂，有的还没有鞋穿。烟台的八路军战友和老百姓看了都不禁滚下眼泪。但我们的战士还是精神振奋地穿过夹道的欢迎队伍。许多老百姓不断将一把把花生、红枣，一个个鸡蛋塞到我们的衣袋。当时我心里老念着一句话：我们像孩子一样到家了！此情此景，至今依然历历在目，记忆如昨。在烟台整训不久，我被编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当第五大队女子中队的排长，政委是郑群，大队长是蔡子培。我们是游击队出身，过惯了游击的生活，到了军大学习，生活非常紧张，军事训练要求严格。开始时我不习惯。整风学习、军事训练样样都要参加。在天寒地冻的冬天，广东兵本来就不习惯，早上还要早起背上背包跑步。有一次，我当值星排长，整夜睡不着，裹腿也不敢解下，生怕早上起不来，误了值星吹哨子叫战士起床。现在想起真叫人笑话，但自己好像回到青年时代的战斗生活。华东军大学习期间，学员们经常要到二三十里地去背米、挑煤。有一次下大雪后，天寒地冻，路滑难行。我们当时穿的是大娘大嫂们做的“船头鞋”，又叫“老爷鞋”，穿起来松夸夸的，很难走路，特别在泥泞路上更是步履维艰。我干脆脱了“老爷鞋”赤脚走了二十多里，双脚也冻红肿了。从此，我的脚拇指经常麻木。我们在军大学习几个月，不但提高了思想、也初步学会瞄准和摸、爬、滚、打，锻炼了身体。结业后，学员各奔前程，我被调到华野十纵队教导团做组织工作。当时华野正打鲁西南战役，十纵队指战员为了战胜敌人，一天要走一百多里。我们教导团属二梯队，每天也要走七八十里，有时走烂泥路，泥深到脚肚，一步步的走，走一步就陷成四五寸深的脚印。这样的行军，我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我行得很慢，有时落伍，团首长问我：广东姑娘，你有什么困难吗？我说，首长，请放心，我和大家一样前进！当时我刚到团工作，只有20多岁，又戴眼镜，团领导以为我是个学生妹，他们那里知道我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又是十纵队宋时轮将军的副参谋长王作尧的妻子。后来我把此事讲给王作尧听，他笑着说：不错，也为我争点光。在战争年代，环境不安定，生活紧张艰苦，不少女同志不愿生孩子，因为生了孩子就要进妈妈队，不能参加学习和工作，有的女同志怀孕后就千方百计打胎，有的无奈生下孩子就设法送给别人。我怀孕后设法打胎不成，就打定主意孩子出生后送给别人，1948年3月2日，我在两广纵队留守处“三查三整”学习时生了一个男孩，产前就商定送给一个卖馒头的富裕中农，产后，组织考虑不应送给富裕中农，说这是阶级路线问题。第一次送子不成。因为学习与生活艰苦，营养不足，孩子没有奶吃，只好到处求有奶的同志支援。我的孩子吸过许多女同志的奶水。不久，我听说某纵队一个参谋长的爱人生了个女孩，因病快要死了，她想找回一个孩子接奶。我背着孩子走了三十多里路，在医院等候，如果她的女孩真的死了，我的男孩就送给她。可是过了两天，医生说她孩子脱险了，劝我不要再等，我只好又把孩子带回。这是第二次送子不成。后来又听说一个贫农的孩子死了，有奶水较多，我又把孩子送给她。不料第三天那个贫农就把孩子送回来，说小孩抢奶吃，不吉利。她哪知道孩子根本没奶吃，经常吃不饱，见到奶水多，就吸吮不停，想吃个饱，哪有什么吉利不吉利的事啊！确实无奈，我只好依旧每天给孩子喂糊。婴儿吃面糊消化不良，一天拉十多次，瘦得可怜，大家给他取名“波折”。后来，我送孩子给人的事被司令员曾生知道了，他嘱留守处给我买一只山羊来挤奶给小孩吃。一次行军，山羊因怀小羊行军也流产而死了。1948年秋，我奉命调到华北军政大学当图书馆主任。军校校长是叶剑英同志。军校驻在石家庄附近。军校有一个特殊班，学员都是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或解放过来的军师级以上的军官。这些人是国民党军经常袭击的目标，还派飞机不时来俯冲轰炸。有一次，上级通知国民党要进攻石家庄，军校要转移。图书馆的二万册图书要我们立即转移掩蔽。那时要靠人力搬运及用毛驴驮运，我当图书馆主任，自然要起带头作用，我只好背着孩子，和大家把一箱箱图书抬到掩蔽点。经过奋战，终于把二万多册图书转移到安全地方。我背着孩子干了大半夜，孩子的尿水与我的汗水交织在一起，不知是什么味儿。完成任务后，当我解下背上的孩子，全身累得像散了架一样难以动弹。只过了两个小时，我和大家的疲劳还没有恢复过来，上级又命令马上出发，我又要背上孩子行军。我实在太累了。幸好这时作尧与我们图书馆同志同行。他有匹马，我只好把孩子交给他在马上抱着。孩子长大后，我对他讲了这段经历，他在父亲逝后写了一首怀念诗《依依父子情》：四十春节日，依依父子情；
戎马鏖战激，马背有深情；
落难当阳道，此生难相亲；
慈父匆匆去，终别泪满痕。
其实，我当时虽然解下孩子，仍是浑身无力，步履蹒跚，意志稍一松懈就会倒下去。但战争对我的磨砺，使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每个战士、每个军人，只能往前走，绝不向后退！我始终坚持这个信念，终于走完了三年解放战争的艰苦历程。何瑛写于1990年前
14岁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香港女子，一位历经战争艰难的东纵女战士，这是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王作尧的终生伴侣——何瑛。2022年12月28日，她走完了98年的人生之路。
注：以上资料来自于“广州市东江纵队研究会”，在此表示感谢，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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