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解放军原北江二支队烽火岁月之——王作尧：东纵部队战略展开赣粤边
1913年，王作尧出生于东莞县厚街西门巷小坞一户殷实家庭。1931年考入黄埔军校燕塘州分校学习军事技术，毕业后先参加中共外围组织中国青年同盟，后于193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开展抗日救亡运动。抗战爆发后，1938年中共广东省委派他回东莞组织抗日武装，成立“东莞县抗日模范壮丁队”任队长，在东莞、宝安开展抗日游击战争。1940年，与曾生部队会合后，按照中共中央指示，回惠东宝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创建宝安阳台山抗日根据地。1943年12月，任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东莞抗日模范壮丁队成立旧址（图片来源：中共东莞市委党史研究室）1944年夏，国民党军队在豫湘桂战役中大溃败，湖南、江西、广东、广西大片山河被日寇沦陷。同年秋，中共中央决定将八路军359旅部分主力组成南征部队，挺进到南方新的敌占区，发展南方抗日根据地。1944年11月10日，359旅南下支队在延安誓师出征后，中央电令在广东的东江纵队，组成强大部队北上南雄，迎接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1945年6月，359旅南下支队进抵湖北南部咸宁、崇阳一线。6月16日，中央电令广东区委书记尹林平（东江纵队政委）催东江纵队北上：“华南战略根据地不可能以目前之东江地区为中心，依今日敌情及将来变化，均应以湘、粤、赣边区为中心，并可东联闽、粤、赣，西联湘、粤、桂。中央即将电令现在湘、鄂、赣边区之王震部队，沿粤汉路，经衡阳、宝庆间，直向湘、粤、赣、桂边区发展”。“为实现此战略方针，你们应派大的有力部队，由负责同志率领，随带大批干部，迅速向北江方向发展，直至坪石、南雄之线，扩大游击根据地，以至数月后与王震部打成一片。”7月初，359旅南下支队进抵湖南境内。7月15日，中央军委再电广东区委：“我们曾电告你们，今后发展的主要方向是向粤北、赣南、湘南的五岭山区，建立湘粤赣桂边（以五岭为中心）根据地，迎接八路军南下部队，合力创造华南新阵地，配合华北、华中我军，进行对日反攻作战，并于日寇消灭后，能够对付国民党必然发动的内战。”中共广东区委接电后，于1945年7月作出决定：由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王作尧、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东江纵队政治部主任杨康华，组织成粤北指挥部和粤北党军政委员会，负责统一指挥中共在粤北的武装部队，和领导粤北各地党的组织。同时从东纵、珠纵抽出部分主力，北上迎接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8月15日，王作尧与杨康华率东纵第五支队及军政干校两个中队、鲁迅艺术宣传队、民运工作队等共1200余人，从博罗横河出发，经龙门、新丰、英德、翁源、挺进粤北。随后，林锵云率珠江纵队独立第三大队和戴耀、戴甦领导的南三支队共500多人，从三水县源潭墟出发，向粤北进军。东纵、珠纵北上途中，在途经始兴时，遭到国民党顽军围堵，部队官兵不怕牺牲，英勇作战，最后冲破敌人的封锁线，于9月中旬抵达南雄帽子峰、澜河一带的北山境内。此时，收到东纵司令部来电，得知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已在8月底离开南雄，北返中原。东纵司令员曾生、政委尹林平（广东区委书记）电令，部队就地留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独自开创五岭根据地。之后，东纵挺进部队的粤北指挥部、粤北党军政委员会，设在小流坑（今帽子峰景区一带）。王作尧、林锵云负责指挥部队在粤赣湘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杨康华负责整顿粤北党组织，实现东纵对粤北党组织的统一领导。此后，东纵在粤北进入了“党军政一体化”领导时代。当时，王作尧、林锵云指挥部队展开的活动范围，是以南雄县域为中心，西北至江西崇义县的上竹洞；江西大庾县的河洞、内良；西至广东仁化县的长江、高坪；东至江西信丰的上下坪、长安、黄泥排；东南至南雄的界址、坪田、全南的龙源坝、陂头、社迳，北至大庾的彭坑、黄龙一带。基本上恢复了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时期，项英、陈毅领导的赣粤边游击区。王作尧率东纵部队进抵南雄后，国民党大军压境，环境险恶，部队只剩下三天的粮草。为了冲破困难，对付敌人的进攻，王作尧组织手枪队和武工队分散活动筹粮、筹款。刘建华领导的雄余信武工队就是在这时成立。武工队很快与乌迳水松村地下党员董天锡、董永雅、董书缨、赖超雄等取得联系，在南雄地下党的支持下，武工队在雄信公路建立了2个税站收税，每隔几天就将收税款送去指挥部。东纵挺进支队侦察参谋刘黑仔领导的手枪队有21人，控制了南雄大坊、坪田、界址、南亩、江口、新龙、老龙等七个圩场的税收，有时还到全南江口收税。王作尧除指挥部队在粤赣湘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派出武工队雄信公路、乡村墟场筹粮、筹款外，还组织了一次攻打土豪邬锡金的军事战斗。邬锡金，是南雄县百顺区区长，兼国民党县党部委员、县副参议长。他的老家在澜河白云的官田村。邬锡金占有大片田土山林，在县区任职掌权，权势炽人，平日横行乡里，在南雄称霸一方。1945年8月底，八路军359旅南下支队离开南雄北返时，在百顺、白云有多名掉队的八路军伤病员，被邬锡金辖下民团捕捉后被杀害。东纵到达南雄后，他也经常带队偷袭游击队。为了给牺牲的八路军报仇和筹措军粮款，王作尧决定袭击官田村，除掉邬锡金，打开南雄北山斗争局面。王作尧将作战任务交给刘培支队和叶昌大队。1945年12月的一天，刘培、叶昌率部从帽子峰出发，于凌晨2时赶到官田。之后把村子和炮楼包围起来。敌人吓得龟缩在炮楼里不敢开枪。这时，部队对敌发动政治攻势，向炮楼里的敌人喊话：“你们被包围了，要认清形势，立即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否则，只有死路一条！”在游击队强大的军事力量威慑下，敌人挂出白旗，举手投降。邬锡金在前一天跑往县城，侥幸逃脱。天亮后，部队打开邬锡金的粮仓，没收粮食充作军粮。这次战斗，瓦解了邬锡金50多人的自卫中队，缴获枪支弹药一批。1945年秋，毛泽东在重庆谈判，国共双方签订了《双十协定》。按条约规定，南方8块根据地的中共武装部队调往北方。次年5月，廖承志、方方、曾生与国民党广东省政府主席张发奎谈判，双方达成了中共广东武装部队北撤山东烟台的协议。之后，东纵赣粤边部队在王作尧的率领下，开往英德龙口集中。6月30日，从深圳大鹏湾登上美国军舰北撤，于7月5日安全到达山东烟台解放区。部队到达山东后，改编为两广纵队，参加了淮海战役及解放广东诸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两广纵队改编为广东军区。
王作尧曾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参谋长、两广纵队副司令员等。新中国成立后，王作尧曾任广东军区副参谋长、武汉军区空军副司令员等。1979年当选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0年在广州病逝。一九四四年五月，接到中央指示：东纵要向北发展。于是我们决定派出两个武工队，一个由邬强同志负责，到英德去；一个由邓国良同志（现在佛山工作）负责，到我省西北方的连县、连山。六月份，邬强同志到了英德鱼子湾、清塘一带；邓国良同志刚到清远，便碰上了比我大数倍的国民党军队，打了几次仗，始终进不去，便回来了。邬强同志在英德呆了二、三个月，也因国民党调兵围剿而不能立足，退回到东江以北的山区。向北发展的计划因此受到了挫折。一九四五年，中央又决定：在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的边界地区建立五岭根据地，并决定派两王（王震、王首道）部队南下去领导这一工作，同时指示东纵派出部队配合，开展五岭地区工作。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广东省委派出了部分工作人员到始兴、仁化、连县、连山、英德等地开展工作，同时恢复了一九四二年粤北党委遭到破坏时而停止了的组织生活。我当时带着一个 支队在罗 浮山、增城、博罗一带，打了几仗，局面有所好转。一九四五年三月，两王部队由陕北出发了。他们在陕南停留了一个时期，然后经河南、湖南到达江西。这时，日本鬼子已经占领了韶关，中央便催我们尽早派部队北上与两王部队在五岭会师。于是我们便抽调了东纵第三支队、第五支队及部分政工人员共一千三百多人，由我（东江纵队副司令员--编者）兼任指挥员，珠江纵队司令员林锵云同志兼副指挥员，东纵政治部主任杨康华同志兼政治委员三人组成东纵粤北指挥部，准备北上。走前为了把广东的工作布置好，同时又要为广东区党委（包括广西）及两王部队搜集地图（他们都没有当地地图），因此拖延了一段时间，到七月初才开会动员，会后再布置了一些具体工作，结果便拖到一九四五年八月六日——美国在日本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八月十日，获悉国际舆论开始讨论日本投降问题。当时我们考虑到这一重大事件的发生，不知道中央对我们北上行动有无变动。到了八月十三日，收到了中央关于继续北上的电报，我们便立即用电台与两王部队联系。但那时的电台，机旧质差，又用密码，经常耽误时间，直到第二天（十四日）晚上才与两王部队联系上，翌日——正好日本鬼子宣布投降的那天才从博罗出发，北上五岭。由于当时部队的物质条件差，并考虑到粤北又比博罗冷得多，我们便在行军途中乘机打敌人的仓库，在新丰打了一个仓库，在佛岗又打了一个仓库，为部队补充了粮食、蚊帐、衣物和弹药。原来，我们与珠纵约定在始兴会合。我们走得很快，大概一个星期左右，便爬过了翁源的天平架到达了始兴隘子和始兴的风度队会师。但是从珠纵抽调来的郑少康支队和区昌支队还不见来，我们就在当地等待，当时电台又与两王部队 失去联系，加上经过一个星期的急行军，病员增加了不少，特别是女同志病得更多，因此便在隘子住了三天，并就近指导始兴风度队的工作。（当时的始兴县委书记兼风度大队政委是王若潮同志）。在隘子打了伪区政府，占领了张发奎的老家彩岭，缴获10多条枪，几十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估计是张发奎准备回家时饮用的）。我们将这些名酒，一部分给部队洗尘，留下一部分准备在会师时送给两王部队。事后传说，张发奎对失去的枪弹毫无所谓，而对失去了这几十瓶“三星牌”大为恼火。三天之后，我们继续出发。为了迷惑敌人，我们向沈所的瑶山进军，既像是前往韶关，但又可以在江口渡江北去。在往瑶山的头一天便碰上了从枫湾开来的国民党部队。他们听说张发奎的老家被我们占领了，打算去“营救”。结果被我们全部消灭，缴了二十几条枪，俘虏十几个人（后来人都放了）。到了瑶山，人家很少，在兵荒马乱的年月里，仅有的几家瑶民也跑光了。我们没有粮食，见瑶民留有玉米，但我们必须遵守群众纪律，主人不在也不敢动，只好挨饿。好不容易找到一位瑶民，向他做了许多工作，才帮我们买了米送进山来。因为部队要通过浈江到北山去，一些伤病员渡江有困难，便留下来了。夜间，风度大队的同志准备好一条大绳，拴在浈江两岸的大树上，我们抓住大绳，鱼贯地安全通过了浈江。但后来听说留下的十几个伤病员中有的却被饿死了。（一部分转移到始兴，在地下党带领下送回家乡。--编者！）为了部队的需要，我们在奇心洞住定以后，派出一个大队去仁化水源打了一个大地主，这家地主是开当铺的，家里有人在外面做比县长更大的官，叫什么名记不清了，结果激获十多条枪，三斤多金砖和成子，还有皮袄衣物等共十多担。我们将衣物分给战士御寒。然而， 到底人多物少，仍有不少同志穿着单衣，于是我们便着手进行整顿，精减了部分非战斗人员，并且一方面将伤病员安置到奇心洞竹林里的纸厂隐威下来，另一方面派员寻找两王部队。（我们在过江前早已听到隐隐枪声，估计是两王部队，现在离我们大概不会很远了）。又派人到仁化长江圩买米，买米的同志一到仁化就遇上了国民党部队，连我爱人也被国民党捉去，押往始兴伪一五七师。后来通过梁培基的女儿才保释出来，粮食问题还是没有解决。当时，物质条件非常差，无吃无穿，东纵同志不适应粤北气候，病员日增。一次在国民党军队的围剿下，伤病员在奇心洞牺牲了30多人。我们找了好几天，一直没有与两王部队联系上，后来得知，原来该部在日本投降后几天，中央电令他们回师大别山区，去接受日本投降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以后我们到了南雄帽子峰，那时活动在九连山的第三支队处境也非常困难，向我部求援，我们便跟邱特同志带了一个班，携带缴获的金砖支援他们。经过奇心洞时，遇到奄奄一息的何维同志。以后又听说珠纵的郑少康支队也到了浈江边，据说他们情况不明，既不敢过江，又不敢出来活动，没有饭吃。我们得知后又立即派曾春联大队到南山去找风度大队的同志一起去找到他们。因此当时南山变成了我们和翁源等地联系的交通站，风度大队便成了我们的交通员。东纵粤北指挥部在粤北活动了约十个月左右，所指挥的部队 计有：活动于和平、连平、江西三南一带的原东纵第三支队；活动于南雄、大庾、仁化一带的原东纵第五支队；活动于英德一带的北江支队；活动于翁源、始兴一带的西北江支队（后改为几个武工队）；活动于新丰、翁源、英德边界一带的何通独立大队；活动于南雄、始兴一带的风度大队。东纵北撤以后，留下了几个武工队，那便是北一支和北二支，但那时已不存在指挥部了。东纵北撤山东烟台是一九四六年六月下旬。毛主席在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取得的协议决定：我长江以南部队北撤山东烟台。我部属广东第八执行小组粤北支组。由我方的杨康华同志和国民党军的一个上校、美国的一个少校三人组成“三人小组”在南雄谈判。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不但在谈判过程中要无赖，而且处心积虑，企图在北撤过程中清灭我部并暗杀我，他们规定，“中共部队在南雄集中后，三天之内，王作尧一定要和我们见面，东纵北撤，王作尧一定要随军撤退；珠纵北辙，林锵云一定要随军撤退”，并指定我们，北撤时要到南雄浈江以北的一个小村庄集中。我们觉察到里面有问题，谈判既然定了经始兴方向的撤退路线，为什么又要我们到浈江以北集中呢？而且那个小村庄地势险要，三面是挺拔的高山，一面是咫尺雄江，经过分析，这分明是个阴谋。于是我们便俏俏地开到翁源坝子，并突然出现在新江圩，与从连县那边撤来的第三支队他们会合之后才通知国民党。但是为了执行协议，刘培炎、林锵云他们还是警惕地到了浈江北岸。敌人的诡计失败后，又企图在途中暗杀我。他们在我行军中途安排给我住的房子隔邻，埋伏了两名带有手枪的凶手，幸亏我地下党同志发觉及时报告我们，便将凶手扭送到执行小组，提出强烈抗议；蛮不讲理的国民党代表想借机闹事，不但不承认，反诬我绑架他方人员。我方义正词严，据理反驳，他们才不 得不认账。总之，在整个撤退过程中，他们的条件是非常苛刻的。比如：我军撤退时不准放哨；我军行军线路两旁五华里左右，一直有国民党部队把守。我们得知这一情报后，一面提高警惕以防万一，一面要美方保证我方的通讯联络畅通无阻；另外，我们把包括美方代表在内的执行小组人员，安插在我军行列的中间。由于我们及时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并随时提高警惕，才保证了这次北撤的安全，终于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九日乘坐美国军舰撤往山东烟台。北撤时，我们留下了以黄业同志为总负责人的五个武装工作队 和一个叶昌大队，南雄留下该县县委书记陈中夫同志；始兴留下邓文礼同志；翁源留下何俊才同志，九连山留下王招同志。并把最好的枪留给了他们。（本文作者原在东江纵队任 副司令员、广东省人大常委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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