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军长征时期，许多战士因为爬雪山、过草地，都患上了关节疼痛病，毛泽东也不例外。红军到达陕北后，毛泽东的关节炎更加严重了，尤其是胳膊疼得根本抬不起来，一动便像刀割一样，完全不能工作。
八路军卫生部给毛泽东派了最好的医生医治，但是西医治了两个月，仍不见好转，这可急坏了党中央的领导同志。就在此时，一位叫李鼎铭的陕北绅士主动要求为毛泽东看病。
李鼎铭
这个李鼎铭可不是一般人，他的舅父杜良奎是前清举人，更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国军高级将领杜聿明的父亲，所以李鼎铭是杜聿明的表哥。李鼎铭从小就在舅父的言传身教之下刻苦读书，打下了坚定的国学功底，成为了当地很有学问的人。
民国初期，李鼎铭曾出来做过官，历任区长、榆林道尹公署顾问、民政科长等职，但他为人清正廉洁，坚决不和贪官污吏同流合污，最后不得不辞职回乡。李鼎铭回乡以后，创办了一所国民高等小学，并亲自担任校长，培养了许多人才。
李鼎铭的医术也非常了得，他对中医有着很深的研究，回乡以后，他一边办学，一边在家里开设医馆，坐堂行医，曾有人送给他一块“济世神医”的匾额。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由于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李鼎铭对共产党持怀疑和观望的态度，但李鼎铭的二儿子李力果在上中学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李鼎铭在儿子的启发下，开始研读马列主义的书籍，并逐步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思想，他开始支持儿子的革命活动，还曾掩护和救治过多名负伤的陕北红军游击队队员。
李力果
李鼎铭给毛泽东进行诊治后说：“4副中药就能治好，毛主席，西药是治标，中药能治本。”
不过当时延安的中西医之间矛盾十分尖锐，八路军卫生部的同志不同意毛泽东用中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地说：“还是试试吧，不试怎么知道不行呢？”
李鼎铭开完4副中药后，信心十足地对毛泽东说：“吃完第1剂，保你胳膊抬得起，第2剂吃完，叫你胳膊能转动；3剂以后胳膊就活动自如，吃完第4剂药，你就能爬单杠了。”
果然毛泽东把4剂中药吃完后，胳膊就完全好了，他逢人便说：“李鼎铭是名医，中药要发展，中医一定有前途。”
此后毛泽东经常请李鼎铭为他看病，针对当时延安西医歧视中医的现象，毛泽东也征求过李鼎铭的意见，李鼎铭认为：“中西医各有长处，只有相互结合起来，才能取得最佳效果。”毛泽东对此十分赞同，后来陕甘宁边区陆续成立了中医研究会、中西医协会，为中西医结合治疗方针的确立进行了许多有益的探索。
毛泽东
1940年初，为了贯彻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出在抗日民主根据地建立“三三制”政权，即在普选产生的参议会和政府人员的分配名额中，共产党占三分之一，非党的左派进步人士占三之一，中间派占三分之一。在这年8月陕甘宁边区进行的普选中，李鼎铭以开明绅士的身份当选为米脂县参议长、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李鼎铭担任参议员以后，为我党提出了大量有建设性的意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精兵简政”了。
1940年，边区财政出现了358.7万余元（边币）的赤字，1941年，财政赤字数目又比上年增加了将近60%，与此同时，人民群众的公粮负担也越来越重，1940年的人均负担竟是1937年的7倍！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是脱离生产的党政军工作人员增加过猛，1937年的“公家人”仅1.4万余人，但到了1941年，“公家人”已高达7.3万余人，这使得边区财政不堪重负。
李鼎铭对这一现象深感忧虑，他经过深思熟虑，在边区第二届参议会上提出了一份关于“政府应贯彻计划经济、实行精兵简政主义、避免入不敷出、经济紊乱现象”的提案。提案一共有5条建议，其中最重要的当属第3条：
在财政经济力量范围内和不妨碍抗战力量条件下，对于军事应实行精兵主义，加强战斗力，以兵皆能战、战必能胜为原则，避免老弱残废等现象。对于政府应实行简政主义，充实政府机构，以人少事精，胜任职责为原则，避免机关庞大，冗员充塞，浪费人力、财力等现象。
李鼎铭
毫无疑问，李鼎铭已经意识到了“公家人”过多这个问题，但在当时，提出这个提案是需要相当大的勇气的。党内许多人看到这份提案后，认为现在正值抗战救国的紧急关头，敌人以大量兵力向我们进攻，我们却实行“精兵简政”，不就等于束手就擒吗？因为李鼎铭不是党内人士，有人甚至从这个提案联想到国民党的“限共”方针，进而怀疑他“居心不良”。
不过毛泽东在看到这份提案后，不仅大加赞赏，还在旁边写上了一段批语：
这个办法很好，恰恰是改进我们机关主义、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对症药。
不久以后，毛泽东又在边区的参议会上公开支持了李鼎铭的意见，他说：“我们的党是为人民服务的，不论谁提出的意见，只要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照办。怀疑李先生提案动机的同志，是一种宗派主义情绪在作怪。
在毛泽东的推动下，李鼎铭的提案在会上获得了一致通过，并交边区政府速办。1944年，毛泽东在《为人民服务》一文中，再次高度评价了“精兵简政”这一议案。
1941年11月15日，经毛泽东提议，李鼎铭当选为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上任以后，由于党内一些同志还不习惯同党外人士合作共事，他们都把李鼎铭当作客人对待，在形式上客客气气，但事实上对他的职权并不尊重，这自然引起了李鼎铭的不满，他逐渐不再像从前那样积极发表意见了。
边区政府秘书长李维汉很快注意到了李鼎铭的变化，他决定开诚布公地找李鼎铭谈一谈。一天晚上，李维汉找到李鼎铭说：“鼎老，我这个秘书长不能当了，我要辞职了。”
李鼎铭听后大惊：“为什么？”
李维汉说：“好多事情你这个副主席不吭气、不签字，我这个秘书长怎么当？”
李维汉
李鼎铭见李维汉如此诚恳，便把心里话全部说了出来：“我原本不愿出来做事的，是受到毛主席在参议会上的演说的感动才出来的，是在党外人士有职有权的鼓励下出来的。任职后，政府开会要我主持时，只临时给我一个条子，什么都不给我谈，我怎么办？政府下达命令、指示，要我划行，有的内容事先我一点也不知道，怎么办？现在同级把我当客人，下级把我当傀儡。党上有包办，政府不能决定政策，我这个副主席也不想干了。”
李维汉认为李鼎铭的话确实很有道理，党组织应该充分尊重党外人士的职权，于是他商定了4条改进措施，以确实保证党内外人士民主相处。从此以后，李鼎铭的态度又积极起来了。
李鼎铭担任边区政府副主席后，为了便于办公，一直住在边区政府机关。1941年底，李鼎铭回米脂老家探亲，毛泽东得知以后，专门派出了爱国华侨送他的那辆福特牌高级轿车送李鼎铭回乡。在当时的延安，能享受这一殊荣的，只有李鼎铭一人。
李鼎铭此次探亲结束后，举家迁往延安，他还把老家的全部家产捐给了当地政府。毛泽东得知此事后，对李鼎铭说：“留一点儿吧！”
李鼎铭说：“一点也不留了。”
毛泽东哈哈大笑：“你真是开明人士啊！”
在当时，人们把进步绅士称为“开明绅士”，毛泽东把“绅士”二字改为“人士”，这一字之差，说明他已经不把李鼎铭视为普通的进步绅士，而是当作共产党的一个真正朋友了。
1944年9月，李鼎铭63岁生日这天，毛泽东专程赶到李家祝贺，李鼎铭感动不已，特意做了毛泽东爱吃的饭菜招待，他们边吃边谈，历时两个小时才握手道别。
1947年3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延安，李鼎铭虽然年老体弱，但仍然随党政军机关一起撤出延安，开始转战陕北。这年10月，边区政府转移到绥德县义合镇办公。12月11日，李鼎铭因突发脑溢血症，不幸病逝，享年66岁。
转战陕北
毛泽东得知这个噩耗后，悲痛不已，他对边区政府领导人说：“李鼎铭对中国革命是有贡献的，他是革命者，也属于人民大众之列。为革命队伍里逝世的人开个追悼会，以寄托我们的哀思，有何不好？你们不开，我可是要送花圈的。”
1948年2月25日，陕甘宁边区各界1000多人在绥德为李鼎铭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毛泽东亲自送上了挽联。
李鼎铭的儿子李力果继承了他的遗志，建国后历任唐山市委书记、第一机械工业部副部长等职，1959年5月13日病逝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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