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寅和徐经是莫逆之交,这一年,他们俩结伴去京城参加会试科考。
唐寅就是大才子唐伯虎,徐经是江阴巨富。
抵达京城之后,这两位来应试的举人时常带着数十位随从招摇过市,十分引人瞩目,尚未应试上榜,却已声名在外。
会试考试结束后,京城传言徐经与唐伯虎二人花钱买考题,舆论哗然。
结果,徐经和唐伯虎连同主考官都被抓了起来,后来因证据不足,他们又都被放了出来。
但是案情记载,主考官承认自己收了徐经和唐伯虎的钱财,所以,这位主考官最后以“临财苟得,不避嫌疑”的罪名被罢了官,回家之后一病不起,不久就死了。
唐伯虎和徐经都被黜为浙藩小吏,唐伯虎觉得是羞辱,没有赴任,从此他愈发纵情于酒色。徐经回到江阴后,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不到35岁就抑郁而亡。
徐经有三个儿子:徐沾、徐洽、徐治。徐经去世后,三个儿子分家产,徐洽分得一万二千多亩田产。
徐洽中举之后,一连参加了七次京师会试,七次都落榜了。徐洽有五个儿子:徐衍芳、徐衍嘉、徐衍成、徐衍禧、徐衍厚。
徐洽科场失意,就寄希望于长子徐衍芳能够金榜题名。
徐衍芳苦读数年之后也是连考连不中,抑郁悲愤之下,英年早逝了。徐洽见儿子因科考而早亡,不久也抑郁而终了。
徐衍芳有个儿子叫徐有勉,到了他这一辈,坚决不再参加科考了,他不但自己不考,还告诉儿子徐霞客也不要参加科考。
徐有勉去世后,22岁的徐霞客开始离家远游。那一年,陕西的李自成刚刚2岁,三年后,北京的朱由检(崇祯)按时出生。
在此后三十多年时间里,徐霞客先后四次远游,走遍了大半个中国,写下黄山、庐山、雁荡山、天台山等名山游记17篇和《浙游日记》、《楚游日记》、《黔游日记》、《滇游日记》等60余万字的游记资料,后人将其整理为《徐霞客游记》。
在这部游记中,不仅可以看到明末的山脉、水道、地质和地貌等方面的详细描述,也可以观察到明末百姓的生活动态以及游记中徐霞客本人的另一面。
人间就是这样,看是一部游记,却不只与山水相关。
徐霞客在《粤西游日记》原文中有这样的记述:
“二十五日凌晨,权州者复送二里,至北村……又东南下者半里,时及麓,舆夫遂哄然遁去……抵前发站老人家,己昏黑,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搜得两妇执之出,谕以无恐,为觅老人父子归,令取行李……久之,前所遣妇归,云:“老人旋至矣。”余令其速炊,而老人犹不至。盖不敢即来见余,亦随顾行后,往负行李也。半晌,乃得俱来。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余谕以不责意。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
“二十六日凌晨饭。久之,始有夫两人、马一匹。余叱令往齐各夫……”
大意就是,徐霞客拿着当地官员给的“马牌”、“马符”等,不仅可以使用驿站免费吃住,还可以沿途征用当地村民做驿夫,挑行李、抬轿子,以及让沿途村民为他们主仆一行人免费提供吃住。
游记中所提 “老人惧余鞭其子若孙” ,用现代汉语翻译过来,就是那个老头害怕我用鞭子抽他的子孙。
“已晚餐,其子跛立,予叱令速觅夫,遂卧。”就是吃完晚饭,那个老头的瘸儿子站在那里,我叱令他去找抬轿子的人,然后就躺下休息了。
驿站当然不是这样用的,驿夫也是不可以随意征用的,但在明朝的中后期,驿站管理严重失控,驿递乱象已经达到灾难级的程度。
以淮阳驿递为例,嘉靖初年每年接到的马牌等大约是3000多个,20年后就增加到了10000多个,此后各地逐年胡乱增加。
到了崇祯年间,愈加泛滥成灾,法不当入驿者占到了百分之九十以上,马牌在手,抓夫索食,当地百姓苦不堪言。
所以,当徐霞客拿着官府的马牌来村里强征驿夫的时候,正如他自己所记述的那样:“各家男子俱遁入山谷,老人妇卧暗处作呻吟声 ……”村里的男子为了躲避徐霞客这帮人,只好都逃进山里,只剩下老弱病残了。
关于明末驿站、驿递管理混乱以及强征驿夫等现象,肯定不只是监察御史毛羽健和刑部的刘懋向朱由检反映过情况,这方面的折子朱由检应该没少看。
由此可见,明末裁撤驿站这件事不是偶然发生的事情,不是这个原因,就是那个原因,明末的驿站是早晚要被裁撤的。所以,在驿站工作的李自成失业,以及后来打进京城的连锁效应是避免不了的。
明末,就像一副多米诺骨牌,一张牌倒下了,就会连着倒下一大串。徐霞客、驿站、李自成、朱由检、各地百姓,他们都在一副环环相扣的牌局之中,等待那一触即发的时刻。
54岁的徐霞客去世三年后,38岁的李自成打进北京,33岁的朱由检上吊身亡,这副牌局总算是终结了。
一部《徐霞客游记》,六十万余字记述,三十多年间游历,徐霞客主仆一行人很累,沿途的驿夫们也很累,这样的游记读起来总归是令人有些不爽。
山河秀丽景色鲜,游遍中原下东南,脚下无路眼前山,全是驿夫挑在肩。历史不能细读,细读都是伤疤,愈是光耀之处,愈是伤痕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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