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9月的一天，北京秋高气爽，人来人往的火车站好不热闹。毛泽东穿着一身素朴的中山装，在周总理、朱德陪伴下来到了火车站。
毛泽东此行，是为了迎接自己的老上司——曾是国民党元老、一级陆军上将程潜。
年老的程潜风尘仆仆，远道而来出席开国大典，他从火车上快步走下，见到毛泽东，激动地说：“主席，您那么忙，怎么来了？”毛泽东风趣地回答：“再忙也要来，咱俩既是同乡，您又是我的老上司，不来岂不是失礼了吗？”
打量了一番程潜，又说：“这次请您来参加政协会议，共商国是，有什么意见可要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毛泽东称呼程潜是老上司，是因为毛泽东年轻时在湖南新军当过半年兵。
那时，程潜是湖南督军府的参谋长、军事厅长。
其实这不过是教员的客套话，那会儿位高权重的程潜根本不认识这个刺头小伙，今后两人的往来和交际也大多和政治相关。
程潜，1882年出生于湖南醴陵。年轻时程潜家境不错，受过清末推行的新式教育。甲午一战后，程潜痛恨朝廷腐败，让国家蒙羞于东洋各国，决心弃笔从戎。
也许是受到的刺激太大，又或许是程潜本人极其优秀，在湖南武备学堂的考试中，程潜名列第一，开启了自己的军旅生涯。
改变程潜人生际遇是在1911年。
这一年六月，正是四川“保路运动”风起云涌在全国掀起了波浪，程潜刚从日本留学回国不久，任四川新军混成协参谋。
不巧的是，程潜接到了父亲去世的电报，便立刻请假回乡料理丧事。
处理完毕后，程潜并没有回到四川述职，而是又接到了一封电报。
这封电报来自驻四川陆军十七镇统制朱庆澜，朱统制看中了锐意进取的程潜，让他去北京参加永平观操典礼。
上司一张嘴，下属跑断腿，程潜不敢抗命，在农历八月十九日坐上了火车。
没想到的是，历史的曲调就在这一天突然变奏，程潜抵达彰德府（今河南安阳），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更巧的是，在彰德蛰伏的还有一个大人物——袁世凯，也几乎同时得知了消息。
和袁世凯想借助武昌起义，重新掌权不同，刚入世的程潜身上理想色彩更多一些。早在日本，程潜就已经秘密加入同盟会，和革命党人黄兴、宋教仁、李烈钧多有往来，并有幸亲眼见到革命领袖孙中山，听过孙中山的革命指点。
这一刻，想必程潜的内心早已抑制不住激动之情。
第二天，程潜抵达北京，被告知永平操练取消。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朝廷最重要的燃眉之急当然是“平叛”了，谁还有闲工夫举行演习？
程潜喜不自胜，心想：正好，没人管我了，何不南下投身革命党人，建立不世功勋，开辟万世基业，将来史书定会重重写上一笔，也不枉虚度年华，来这世上一遭。说干就干，程潜不久南下，于农历九月十八日来到汉阳昭忠祠（革命军的总司令部）。
革命军总司令黄兴大喜过望，交给了程潜一项使命，回到湖南发展革命力量。
1912年，程潜先后担任了湘军都督府参谋长、湖南军事厅厅长，有了自己的军事武装，成了一方诸侯。
不过革命非一日之功，辛亥革命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二次革命”由于是仓促之战，国民党大败，程潜也只得化妆逃亡上海，尔后流亡日本，人早稻田大学学习。
流亡到日本的革命党人之间，因为一时的失败，内部出现了裂痕，最大的分歧就是孙中山和黄兴对领袖的效忠问题上。
从同乡之情和价值认同上，程潜都站在黄兴这边。
另一边，袁世凯称帝的野心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程潜于1915年11月初回国。受护国军的委派，程潜以湖南招抚使的职务，举起了讨伐袁世凯的大旗。军事上的初步成功，并不能代替政治上的孤立局面。
1916年年底，黄兴、蔡锷相继去世，对国民党内部湖南势力而言无疑是一个转折点，对程潜的个人命运也是如此。于是，势单力薄的程潜只能紧紧跟着孙中山。
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回到革命的大本营广州，重组中华民国政府。
12月8日，孙中山任命程潜为陆军部次长。程潜到广东任职后，对革命事业以及领袖孙中山忠心耿耿、任劳任怨。孙中山也十分仰仗程潜出色的军事才干。
不久，孙中山遭到陈炯明的背刺，程潜坚定站在孙中山这边。
因此，1923年，程潜接受重托，创办了“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招收了大量的湖南醴陵青年学子，比如左权、陈赓、宋希濂、李默庵等人。后来，这所学校和黄埔合并，这也是黄埔一期有不少都是醴陵人的缘故。
然而，孙中山并没有任命程潜为军校校长，也凸显出孙中山可能对程潜始终有一种防备之心。有一种说法是孙中山并不是真心信任这位湖南籍的元老，对湘水人士也多有芥蒂。另外，选择无背景、无靠山的蒋介石，似乎要更容易控制。
在国民党，程潜最后的荣光应该是属于北伐时期。
那时，程潜被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任命为中央军右路军总指挥，在1927年3月24日攻占了具有极大象征意义的南京城。
此役中，一向沉稳的程潜两次战场抗命，抢了蒋介石的头功，让蒋介石妒火中烧。
攻克石头城，让程潜惹了众怒，也可以说是程潜个人政治命运由盛到衰的转折点。不仅蒋介石看程潜不满，就连桂系军阀李宗仁也十分记恨。
1928年，湘桂联军攻打唐生智，程潜的部队打通了桂系部队通往广西的通道。可李宗仁不讲武德，竟然以“专横跋扈，把持湘政”的罪名为借口，软禁了程潜，免除了程潜的官职。
与此同时，蒋介石也插上一脚，收编了程潜的第六路军。至此，程潜十余年拉起的第六军被消灭，成了一个光杆司令。
在近代中国的政治生态中，手里没有军队，就如同空中柳絮。三十年代开始，程潜在国民党内部被真正边缘化了。
尽管在抗战时期，程潜是第一战区司令官、武汉行营主任，不过这都是名义上的，基本上是个旁观者。
程潜不但对中央政府的重大决策没有什么影响力，即使是家乡湖南的政治人事，也无从置喙。
1948年年底，国民政府败局已定，程潜这尊菩萨又被重新抬到了明面上。希望靠着这位湘军名将的威望，守住三湘四水。
可是运去英雄不自由，程潜眼见国民党又变为一个清末政府，对国民党心生绝望，政治立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转变。
19日，程潜接受了学生的提议，发表了一场演讲，提到：“湖南是三千万人民的湖南，正如中国是全中国人民的中国一样。我不承任少数人以主人自居而能左右大多数人民的命运，更反对存心偏私不顾大众死活的人出卖湖南……求使湖南免于战祸，才是当务之急。”
演讲的意思非常明白，就差将起义两字写在脑门上了。
8月4日，程潜和陈明仁通电全国，和平起义，湖南实现了政权的平稳过渡。
解放后，程潜历任湖南省军政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副主席等职务，为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言献策。
1968年4月9日，程潜因病逝世，当时时局不稳，各方面都受到了破坏。
程潜虽然属于统战人士，也遭到了波及。一时之间，是否应该举行追悼会，也没人敢于做主，急需请示周总理。
当晚，中央统战部常克明邀请了民革中央负责人朱蕴山、卢郁文商议此事等到深夜，三人才见到晚归的周总理，周总理当即表示：“追到程颂公还犹豫什么？不仅要开追悼会，还要通知何香凝女士。”
4月12日，民革主办了追悼会的活动，不过受到条件的限制，到场的人士寥寥可数。除了卢郁文等民革委员，还有李宗仁、章士钊等。
不过13日晚上，百忙之中的周总理还是抽出了时间，深夜来到程潜家中悼念程潜家人，向其亲属表达了亲切的慰问。
这时，温文尔雅的程潜夫人郭翼青为了给亡夫盖棺定论，先是感激了周总理的到来，鼓起勇气问了一个问题：“总理，你说程潜究竟算是什么人？我家到底算什么成分？”
郭夫人刚说出口，所有人都屏息凝神，立即使室内的空气凝固起来，众人的眼睛都齐刷刷望向周恩来。这一问不仅关系到程潜的历史评价，也关系到在场民主人士的现实利益。
只见周总理定了定神，满怀激情又坚定地说：“颂公当然是革命干部嘛，他同共产党合作那么多年，抗日功勋卓著，和平起义，让湖南乡亲免于战火涂炭，还是一级勋章的获得者。解放后，颂公又身负要职，恢复了湖南的社会生产，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你们家庭当然是革命家庭嘛，这没什么疑问。”
郭夫人和所有在场的人士，听了周总理这几句感人肺腑的话，解脱了精神上的束缚，每个人都深为感动，称赞周总理海量的胸怀和高尚的品德。
从历史的宏观视角来看，程潜的一生应该是值得肯定的。
不管在清末、北伐、抗战、解放，任意一个历史阶段，程潜都站在人民的立场上，都站在历史进步的一边。
即便其中也有一些为己谋利，保住自己的地位，也不应该过分吹毛求疵。
参考资料
《周恩来传》 人民出版社
《程潜将军逝世的时候》 文史团结 夏从本
《程潜北伐时期抢头功》 文史博览 201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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