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在今日主贴中有一个译本，这里提供另一个译本给大家。
玛丽亚·尤金娜回忆索弗罗尼茨基
为一位最近刚走完他的人生之路的杰出音乐家写几句话，是一项艰难而重要的任务。
我们那近视的心灵视觉总以为，我们仍然可以在那位洋溢着灵感的艺术家的表演中听到这样或那样，与他分享我们的感激与钦慕：似乎侵扰他的那一种基本上无药可医的疾病可以被治愈，并且，既然他的内在力量从未离开他，那么他将重获他那种身体上所表现出来创造性力量。然而，在永恒面前，所有这些幻想都不过是天真稚气的童语，我们只是在其中沉思他光辉的形象。而且——事情几乎总是如此——死亡打开了离我们而去的这个人的“垂直面”，他的强健的声音，因尘世的一切俱已告峻，终于不再呈现为生命动力的各种交叉。
如今，除了在留在记录他的诠释艺术的唱片里，还有他的仍在世的听众的生动的记忆里的他真正丰盛的遗产之上，添上对于不可挽回地丧失了的一位艺术家和一个人（以及对许多人来说，一位朋友和老师）的悲伤——他还留给我们一些几乎是最后的遗言，以庄严、轻柔、受难者的光照亮了他过去的生活，并且赋予这种生活精神上的意义。很遗憾，我没有亲耳听到他说的这些话，但它们的真实性是不容置疑的，它们传遍我们整个国家，也许还有其他国家，因为无论过去还是现在，索弗隆尼茨基都名满天下。这些话涉及到一个简单，甚至是最简单的问题——他的治疗，镇痛注射；他告诉他的爱人：“别宽恕我，别对我隐瞒，我当忍受这一切。”
在我看来，这寥寥数语，以其精神上谦虚的伟大，以其永放光芒的意义，同他的演出站在了同一个高度上。它们存在于不同的领域里，但具有一种让每颗跳动的心和每个悸动的思想觉得亲近的本质。在此我们不想争论死亡和不朽，信仰和无神论，直觉和可靠性，我们宁愿屈从于（如爱因斯坦所说的）不可知的神秘，用我们一位同时代的人——虽不是我的最爱，却仍不失为一位杰出的诗人——路易·阿拉贡的话来说，便是：“Qui croit et qui ne croit pas.【谁信，谁又不信】”
对索弗隆尼茨基的回忆，对他的艺术的回忆，对他的受难形象的回忆，对他忙碌的一生和谦卑的死的回忆，永远属于我们所有人。
众所周知，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Vladimir Vladimirovich），即沃沃奇卡（Vovochka）和我同时在列宁格勒（当时的彼得堡）音乐学校学习，但在不同的班级师从不同的教授。1918年，我的老师弗拉基米尔·多兹多夫（Vladimir Drozdov）去美国后不久（我于是回家和我的母亲一起度过一些日子，她此后不久就去世了，我便去当一名音乐教师——这一切都发生在我的家乡涅维尔[Nevel]），我成了列奥尼德·尼古拉耶夫（Leonid Nikolayev）的学生之一，而沃沃奇卡·索弗隆尼茨基已经是班里的佼佼者。我们和他一起学习了一年，但很少在上课的时候碰面：那时我全身心投入到大学的学习当中，也投入到埃米利·库珀（Emillii Cooper）的指挥课当中，他的课程的主“食”便是在库珀指定的马林斯基剧院（Mariinsky theater）演出（《基特日的传说》、《罗恩格林》；还准备演《女武神》）。遗憾的是沃沃奇卡和我几乎从未在尼可拉耶夫的课上碰面。尤其是因为我毕业演出的作品就是我之前和多兹多夫一起学的那些，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一首是李斯特的b小调奏鸣曲。它也出现在沃沃奇卡最后的节目单上。因此我俩都演奏这部作品——前后相继，因为我们的毕业演出被安排在连续的两天里（那时还没有“文凭”这种华而不实的字眼）。
那两天彼得堡音乐学校的小音乐厅里都坐满了人（那是1921年的五月或六月——我记不清了！）【尤金娜和索弗隆尼茨基在同一天演出，时间是5月13日】，就像如今在比赛中出现的情况，那些钢琴迷分成截然对立的两派：尤金娜的崇拜者和索弗隆尼茨基的崇拜者。李斯特的奏鸣曲引起的讨论尤为热烈。各报纸以大篇幅刊登了关于我们这两个人、我们指日可待的光明前程和我们之间的差异的文章；我很清楚记得其中的一位作者：尼古拉·斯特拉尼科夫（Nikolai Strelnikov），一位有教养的机敏的记者，他后来写过一些小歌剧，在阿班·贝尔格访问苏联，演出他的杰出歌剧《沃采克》的时候，他伸出了援手。然而，无论是评论家的各种意见，还是我们鉴赏力和志趣的差异，都没有使我和索弗隆尼茨基之间出现不和。它们也没有把我们拉近——我们继续各走各的路。
从音乐学校毕业之前，在课堂上和排练中我们偶有交谈（我不得不极不情愿地从中世纪拉丁语教程中抽身出来，去听必修课……）。沃沃奇卡甚至在当时就是斯克里亚宾的杰出诠释者，而我当时正在研究巴赫的康塔塔（甚至跟奥达·丝洛波兹卡雅[Oda Slobodska]，马林斯基剧院的一位非凡的戏剧女高音，学了其中一些），并且开始演出全套的“平均律钢琴曲集”；我向我那位极富灵感的朋友表达了我对他缺乏对莫扎特的爱的失望——我们便如此平和地向彼此展示自己的道路、自己的珍宝和自己的偶像！……在这里我应该提及弗拉基米尔·索弗隆尼茨基和亚历山大·斯克里亚宾的长女埃琳娜（Elena，或丽亚丽雅[Lialia]）于1920年结了婚。看到他们彼此诗意的爱情，我们音乐学校里的人都替他们感到高兴。他们拥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魅力！
他们的年轻和非同寻常，沃沃奇卡和丽亚丽雅都具有的富于灵感的清澈之美，使他们成为众人喜爱的对象，更不用说新郎的天才和新娘的父亲的名气。他们定期到音乐学校的小音乐厅里看演出，坐在最后几排中的一排（当时是内战期间，大多数音乐会都没有满座或门票售罄的情况），不断地低声私语，或者以目光交流。别人的注意不会干扰他们：他们和这关注都是纯洁动人的。丽亚丽雅当然也是一位优秀的钢琴家。这段时期只是由于丽亚丽雅和玛莎的（玛丽亚·斯克里亚宾娜－塔塔里诺娃，一个了不起的女人，后来在斯克里亚宾的博物馆工作）母亲韦拉·伊萨科维奇（Vera Isakovich，一个了不起的知名钢琴家，列宁格勒音乐学校的教授）的病而蒙上阴影；她不久就死了，是流感的第一批受害者之一。
那就是我们毕业的“时候”；说我们“怎样”毕业却不合适。但我们俩都继续从事艺术。
同时毕业的还有另一个了不起的钢琴家，阿里阿德娜·毕尔马克（Ariadna Birmak）。我们俩，索弗隆尼茨基和我都领到一架钢琴……名义上领到了……【尤金娜和索弗隆尼茨基都获得金奖章和安东·鲁宾斯坦奖，并且根据传统他们应该获得白色的叙乐多（Schroeder）钢琴作为奖品。后者从未兑现。】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
二十年代我们几乎没有见过面：各走各的路，“日子和劳作”，悲伤和欢乐。
我们在“艺术上”相见要晚得多，是在1930或1931年。我经常出行到梯弗里斯（Tiflis）和埃里温（Yerevan）演出，那里的艺术氛围正适合我。我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提议准备一场双钢琴的联合演出，我们就这么做办了：《赋格的艺术》里的两首赋格，莫扎特的D小调奏鸣曲——其余的我全忘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我确实忘啦！！【他们的演出是在1931年5月24日：《赋格的艺术》里的两首赋格，莫扎特的D小调奏鸣曲，舒曼的B小调变奏曲，塔涅耶夫的升g小调前奏曲与赋格，布梭尼的莫扎特风格的音乐会二重奏和德彪西的《白键与黑键》。】然而，毫无疑问，索弗隆尼茨基的所有节目单都由他的忠诚的朋友们保存着，而我从不收集我的节目单；我是幸运的，在上帝的庇佑下，我有许多了不起的朋友，但我对艺术生涯的外在表征的漠视，也许还要甚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如果他的朋友在这方面仍坚持己见，他们可以试试找回我们的节目单！我记得在我们排练期间，索弗隆尼茨基（他之前并不知道这些作品）说：“真是不可思议，真美，仿佛身在天堂！”我遇到艺术家维塞尔（Wiesel）了不起的一家，维塞尔本人很崇拜索弗隆尼茨；他的父亲是彼得堡艺术学院的知名教授，女儿当中，艾达（Ada）是一名建筑师，并且是那位艺术家的忠实、睿智的毕生伴侣。
我们在梯弗里斯演出了这出节目，后来又在列宁格勒被称为室内乐协会的地方演出。
遗憾的是三十年代期间我们很少见面，但有三次相遇我却还能生动地回想起来。第一次：某天深夜，梅耶霍兹（Meyerholds）、弗什沃罗德·埃米叶维奇（Vsevolod Emilyevich）和齐奈达·尼古拉耶夫娜（Zinaida Nikolayevna），与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索弗隆尼茨基来拜访我。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极为兴奋，立即扯下我在皇宫广场的居所的那扇摇摇晃晃的门的把手，屋里没有供热，我不能煮茶（这是我的一段艰难的时期），但见到对方我们都感到无比快乐，每个人都讲了自己的事情，自己的比赛、演出、希望和灾难。涅瓦河的冰块在屋外闪耀着，冬天密密的星群从上方亲切地注视着我们，他们逗留了好几个时辰后，在半夜里离开，我们都很高兴：他们名扬四方，而我由于遭当权者的冷遇，正处于捉襟见肘的境地。
这便是我们之间的一次奇异的会面，那些人，真诚地献身于艺术……
另一次——很开心，以特别讨人喜欢的索弗隆尼茨基的孩子气的方式……我们在维塞尔家玩“小游戏（petits jeux）”，索弗隆尼茨基从不假装，他经常是个大小孩，寻开心，玩各种游戏，像孩子一般，暂时放下精神上的压力，放下一位严谨的缪斯所必须承担的永恒的苦役，小憩一番。
还有一次——在一间用古瓷器和其他珍奇之物装饰得很漂亮的房子里。这间房子的主人是玛丽亚·乌莎科娃－扎勒斯卡雅（Maria Yushkova-Zalesskaya，她和尼古拉耶夫在我们之后一年毕业）和他的丈夫鲍里斯·扎勒斯基，一个难得一见的友善和有教养的人，知名的岩相学家。去拜访他们总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尽管他们住在市郊靠近工学院的地方。
已故的玛丽亚·康斯坦丁诺夫娜（Maria Konstantinovna）是一位极出色的音乐家和美人，她以埃及风格的打扮出现在人们眼前。
我那时沉迷于赫烈伯尼科夫（Khlebnikov）！
那天傍晚，我带上他的诗集第三卷，打算给大家念《赞格齐》（Zangezi）和其他诗，但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有不同的想法：他拿走我手中的书，随意翻开一页，看到一些完全不可理喻的地方后，便把书撕碎乱抛在细心装饰的房间里，几乎打翻其中一副珍贵的茶具。这就是典型的索弗隆尼茨基：任性而为，有时则鲁莽灭烈、兴高采烈、思绪满怀。
在梯弗里斯那段日子里，梯弗里斯音乐学校的可敬的教授们组织了一个传统的格鲁吉亚宴会为我们庆祝；那里还有一个游泳池，石面上养着活鱼。所有这些老朽的（当然，我除外）、浮夸的、旧式的……令索弗隆尼茨基感到厌烦透顶，他突然跳进了池里，穿着礼服！！大家都被吓了一大跳，但大家都原谅了一切……
这些令人捧腹的细节就先放到一边吧。它们只是以怪异的风格展现了一位一丝不苟的非凡的艺术家怪诞的一面。
我认为索弗隆尼茨基最接近肖邦：有力、辉煌、真诚、深情、哀伤但不失优雅——这些是一切艺术共同的特质。然而，在肖邦和索弗隆尼茨基身上，这些特质都被压制到了极限，使得他们的生活处于危险的边缘，眼泪哗哗地流淌到脸上、手上、生命上，或者被强忍着咽下了——没有贮存眼泪的地方，如今一切都在消失——越来越快，越来越快！！——或者一切闪耀着精神面貌的纯洁，面对着阳光明媚的真理之源！
索弗隆尼茨基确实是一个纯粹的浪漫之人；他全身心向往着无限的苍穹，对他无助地置身其中的生活的海洋完全漠不关心。
再说几句话，关于他在二战期间在莫斯科的现身。
1942年初，因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洛维奇·索弗隆尼茨基的到来而引人注目，他被一架从列宁格勒来的飞机搭救并带到这里。
我们的快乐难以言表。我们那些待在莫斯科的人不知他是生是死，他在这里举行的最初几场音乐会被看作是一次奇迹，一次死里复生。
这些音乐会由骑马的警察戒备，以免拼命挤进来的人把大楼弄垮。
这种酒神式的崇拜在日后还持续了许多年。他的历史性抵达的日子是1942年3月9日。【索弗隆尼茨基于1942年4月8日抵达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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