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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瓯缥瓷刍议(下)

【关键词】东瓯缥瓷;瓯窑;青瓷

【摘   要】许多文章在谈到瓯窑时往往会提到“东瓯缥瓷”,但对这个词语的涵义却疏于讨论。文章梳理了史料中对“东瓯缥瓷”的记载,指出了学界目前在这些文献的解读方面仍存在的三大争论。并根据考古调查与发掘报告等材料,罗列了温州目前公布的瓯窑窑址,总结了瓯窑产品具有的鲜明地域特征。在此基础上,厘清了“东瓯缥瓷”的概念,即认为西晋时期“缥瓷”的产地在“东瓯”的看法是不正确的,其在目前情况下只能单纯表达“温州生产的淡青釉色瓷器”这一层含义。

三、再探瓯窑——“东瓯缥瓷”是否存在

01

文献中不存在“东瓯缥瓷”

近年来的窑址调查与发掘使瓯窑的历史发展逐渐清晰,也发现了包括殿岭山、后背山、夏甓山等几处著名的东汉、六朝时期的瓯窑窑址,及众多唐宋时期的瓯窑窑址,但始终无法在温州一带找到创作《荈赋》《笙赋》的西晋时期的窑址。20世纪60年代前,受陈万里影响[57,58],学界一度以为西山窑就是西晋“缥瓷”产地[41],但张翔[59]、金祖明[11]和徐定水[60]不久后便先后指出西山窑应当是唐宋时期窑址。

即使温州一带确实存在西晋瓯窑窑址,只是尚未发现,但是结合目前情况,“缥瓷”也不太可能是瓯窑产品。首先,目前温州仅发现7处东汉六朝的瓯窑窑址(见表一),窑场数量和生产规模“远非所谓‘缥瓷’的名气可比”[14]。其次,瓯窑瓷器制作、纹饰工艺水平并不突出,且年代最接近西晋的夏甓山窑址“器物釉色青中泛黄,质量平平,不仅与‘东瓯缥瓷’之谓时代不合,特征也相左”[9]。最后,大量资料都能证实,“越窑瓷业比瓯窑发达,制瓷工艺与瓷器质量也比瓯窑高”[30],并且,“越窑产品的供应范围比瓯窑广大,在社会上影响也应该是越窑大而瓯窑小”[45]。诚然,越窑才是那个年代青瓷中的佼佼者,如果“缥瓷”真是专指某个窑口,那恐怕也更有可能是越窑。

如果“缥瓷”并非指瓯窑产品,那又要如何理解呢?笔者认为这应着眼于《笙赋》文本。赋文在魏晋时期演变为词句华美、讲求对仗的骈赋。骈赋由字数相等的对偶句组成,且上下联间结构对称、词性相合。要解读“缥瓷”不妨看其所对之词“黄包”(亦有作“苞”)[1]。如果“缥瓷”是指具体某个窑口生产的瓷器,那“黄包”所指又是何处出产的橘子呢?这种探讨是没有意义的。并且,潘岳若是想指出具体产地便会直接写明而非仅仅暗示,正如《笙赋》开篇之句中就出现了曲沃、汶阳[1]。因此,笔者赞同陈锡仁[7]、王同军[15]、叶喆民[61]等人的看法,“缥瓷”应当不是特指,而只是一种讲究文采的描写方式,其涵义就是字面意思,即青白色的瓷器。潘岳所见、所写之“缥瓷”,就是今日笼统称呼为青瓷的一类产品,“在当时它居于瓷器中的主流地位”[61]。

不仅《笙赋》,《荈赋》所指可能也非瓯窑产品。杜育的《荈赋》中带有“东隅”(或作“东瓯”)的原文为:“水则岷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择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2]这段文字虽非严格对仗,但上下句间仍应有对应关系。上句既指明“岷方”,下句的“东隅”(或作“东瓯”)应当也非虚指之处。其实,无论“东隅”“东瓯”,《荈赋》版本虽有争议,但是杜育作为西晋人士对品茶应选茶器的感受定然不假。上文已经提到,瓯窑产品不及越窑精美,规模不及越窑广大,社会影响力与知名度更是无法与越窑相比,在当时,杜育能够听闻瓯窑之名恐怕就相当困难,会舍精求次推崇瓯窑的可能性更是相当低。

考古资料可以证明,唐代越窑产品在青瓷市场中占绝对主导地位。《茶经》中出现了越州、邢州、鼎州、婺州、岳州、寿州、洪州等诸多地名,却独缺温州[3]。因此,陆羽大概亦未听说过瓯窑,或是将温州产的瓷器直接归到越窑中了。从《茶经·四之器》通篇赞美越窑的情况来看,陆羽引用“器择陶拣,出自东瓯”,很可能是他以为杜育所提倡的品茶之器也是越窑产品,甚至他也对“瓯”产生了疑惑,才会在其后加上“瓯,越也”一句做补充解释,说明《荈赋》中的东瓯指的是越州。

总而言之,文献记载中并不存在“东瓯缥瓷”,清代以降的学者将二者混为一谈的做法是错误的。一来,“缥瓷”“东瓯”出自不同作者的两篇文章,是两个独立的概念,“不能牵强附会地将它们联系起来说西晋时在东瓯地方生产缥瓷,也不能笼统地说晋代的缥瓷产地在东瓯”[15]。二来,《笙赋》中的“缥瓷”和《荈赋》中的“东瓯”(并且原文所用是“东瓯”还是“东隅”尚无定论)指的都极有可能并非是瓯窑产品,要凭借文献将瓯窑的历史追溯到西晋,或是借此论证西晋时期的瓯窑已经颇有成就,恐怕是无法自圆其说的。

02

实物中存在“东瓯缥瓷”

通过考古发掘和研究可知,东汉晚期至宋末元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温州一带有诸多窑址都在持续生产一种带有地方特色的瓷器,这种瓷器釉色淡青,釉面多有开片,并有使用褐彩进行装饰的传统。种种特征都表明它有别于其它瓷器品种,可以命名为一个新窑口。“东瓯”“瓯”早已成为温州别称,而根据学界凭所在地对窑场命名的传统,温州地区的这一系列窑址也曾被称作温州窑、东瓯窑、瓯窑等。一方面,“东瓯(窑)”在陶瓷界的语境下可以指代温州地区生产的瓯窑;另一方面,由于瓯窑生产的青瓷釉色相较于越窑更淡,而根据《说文解字》中对“缥”的定义“帛青白色”来说,“缥色”的确可以用来形容“东瓯(窑)”的釉色。因此,“东瓯缥瓷”这个说法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准确的,表达“温州生产的淡青釉色瓷器”这一含义的“东瓯缥瓷”是真实存在于历史当中的。

文献与实物中的“缥瓷”看似重名,然则“缥”是在不同时期和参照系下对颜色的讨论,形容的不是同一种釉色。西晋离成熟青瓷的出现不算远,因此潘岳描述青瓷釉色时对“青”的定义应当是其原意,即深绿色。而青瓷的色泽淡雅,远不及植物的青色那般浓郁鲜丽,实乃略逊一筹的青白色,因此便可取“缥”来形容。今人已十分熟悉青瓷,说到瓷器釉色的“青”,自然会想起越窑青瓷那种如冰似玉的釉色,而瓯窑的淡青釉色无疑比这种“青”发色更浅。在青白色已被用来形容景德镇窑早期釉色的情况下,用具有青白色含义的“缥”来形容瓯窑釉色,不失为一个好方法。总之,文献中的“缥”是比较深绿色树叶后得出的颜色,而目前使用的“缥”则是比较越窑釉色后得出的颜色,两者不能够相提并论。

四、结    论

通过梳理史料、考察实物可以发现,虽然所谓的“东瓯缥瓷”并不见于文献记载中,但是被后人附会而成的“东瓯缥瓷”却碰巧真实存在于历史中。因此,目前使用这个概念时应当特别注意两者的区分:“东瓯缥瓷”指的应当是瓯窑的整体面貌,而非西晋时的某种特殊瓷器产品。

笔者认为,讨论瓯窑相关问题时,可以使用“东瓯缥瓷”来指代瓯窑产品釉色淡青的特征,但若要混淆概念,借此证明“瓯窑是我国第一座有文献可考的窑场”[29],或将其解读为“‘东瓯’表示瓷窑产地,‘缥瓷’赞美青瓷质量,这说明温州的青瓷不仅享有盛誉,而且由来已久”[62],则不太合适。毕竟,目前仍未发现西晋时期的瓯窑窑址,西晋时期的瓯窑面目也不甚清晰,如果一味借不准确的史料夸赞瓯窑在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却没有实物证据予以证明,恐怕反而会导致瓯窑显得有些名不副实。要真正一览瓯窑全貌,还是应当依靠考古学材料。在此,也期待温州能够加快对境内瓯窑遗址的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同时公布更多考古成果,以帮助学界进一步认清这个问题。

[1]潘岳.笙赋[M].李善,注.文选:卷十八:音乐下.北京:中华书局,1977:260—261.

[3]程启坤,杨招棣,姚国坤.陆羽茶经解读与点校[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3:26—27.

[7]陈锡仁.“东瓯缥瓷”驳证[G]//中国古陶瓷研究会.中国古陶瓷研究:第二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21—26.

[9]蔡乃武.《茶经·四之器》质疑:兼论瓯窑、越窑、邢窑及相互关系[J].文物春秋,1997(增刊):191—192.

[11]金祖明.温州地区古窑址调查纪略[J].文物,1965(11):21—28.

[12]伍显军.瓯窑概论[N].中国文物报,2012-12-26.

[14]阮平尔.浙江古陶瓷的发现与探索[J].东南文化,1989(6):34—38.

[15]王同军.东瓯窑三题[J].江西文物,1991(4):27.

[30]冯先铭.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264.

[41]邓白.东瓯缥瓷纪实[J].文物参考资料,1956(11).

[45]中国硅酸盐学会.中国陶瓷史[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142—143.

[57]陈万里.最近调查古代窑址所见[J].文物参考资料,1955(8):112.

[58]陈万里.建国以来对于古代窑址的调查[J].文物,1959(10):45.

[59]张翔.温州西山窑的时代及其与东瓯窑的关系[J].考古,1962(10):531—532.

[60]徐定水.温州西郭出土北宋瓷质碑铭[J].考古,1965(3):157.

[61]叶喆民.中国陶瓷史纲要[M].北京:轻工业出版社,1989:80.

[62]金柏东.温州东汉瓷窑调查[G]//温州市文物处.温州古代陶瓷研究.杭州:西泠印社,199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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