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初瓷板画的发展
后来赴景德镇考察的殷弘绪提到,该栏板系用来装饰宫殿长廊的。耶稣教传教士昂特雷科莱(汉名为殷弘绪)系法王路易十四聘任的赴中国的六位特使之一,在1712年写给时驻印度的教会会计奥日神父的信件中写道:“据《景德镇志》,在皇帝的订货中也有未制作成功的。现任皇帝的父亲(即顺治帝)……这位皇帝又下令制作装饰临庭长廊的栏杆用的瓷板。每张瓷板的规格要求为:高三尺,宽二尺半,厚半尺。
景德镇的故老说,这些瓷板也未烧制成功,因此本地官吏不得小上疏皇帝要求停作该产品。”
根据《浮梁县志》的记载,上疏停烧的本地官吏指的是时任江西巡抚的张朝磷以及时任瑞州府通判的何日永,“顺治十七年,巡抚部院张朝磷,檄行署县事,瑞州府通判何日永,询问窑民所以烧造难成缘由,具疏题请奉旨停免。”
至康熙中期以后,政局趋于安定,景德镇制瓷业开始复苏,窑厂可以胜任宫廷日用以及内、外销的瓷板烧造任务。
殷弘绪在上述信件中又记:“欧洲商人常向中国商人订作瓷板,这种瓷板是嵌饰桌子和椅子的表面用的;也订作画框,这些制品非常难作。
一般的瓷板,其长、宽至多在一尺左右,一旦超过这一尺寸,即使增加厚度也会变形。这种瓷器并非增加厚度就容易地制作出来;因此,与其增加瓷板的厚度,不如制作两张面板为宜。这两张面板的中间是空心的,但它们又构成一体。在其中间仅放一横木,在其两侧开两个孔,这就好把瓷板嵌在木制家具或椅子的背面,以供欣赏。”
景德镇瓷业,是我国数百年来的著名工业。然制瓷向来艰辛,风险既大,地位又卑,是以传统书画名家甚少直接从事该项行业。即使参与其中,亦难以彰名于世。正如陈浏《匋雅》卷上四十言:“画纸、绢者不屑于画瓷也,而能画瓷者又往往不能画纸、绢。国初刻玉范铜之俦率皆姓氏流芳,表扬奕祀,而画瓷者多湮没不彰,致可慨谓。”
雍正九年,唐英制作了中同古陶瓷史上第一帧同时具备纹佯、题词、印章以及作者姓名的瓷板,即现存景德镇陶瓷馆的“佑陶灵祠”匾额。匾额由四块瓷板组成,四边饰青化缠枝莲花,每块瓷板书写一个人字,分别为“佑”、“陶”、“灵”、“祠”。第一块有引首《古柏堂》印文和纪年“雍正九年仲冬”,第四块有“唐英之印、“俊公”两方印,并有题款“督陶使沈阳唐英题”。
唐英还烧造了一帧冬青釉墨隶书朱文公家训瓷板(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瓷板题“沈阳后学蜗寄唐英敬录”,有红彩“唐”“英”篆书方章两方。这件瓷板虽然没有画,却也具备了诗书、题记、名款以及印章等元素,并且在形制上和清代咸丰以后流行的瓷板是完全一致的。
此时,唐英制作艺术瓷板仅属偶然的事件,艺术瓷板画并未因此流行开来。
乾隆年间,景德镇御厂奉旨烧造了四册一套的瓷板册页,内含瓷板92张,每张长7厘米,宽53厘米,册页均为黄色绩绢镶边装裱,封面书“御制耕织图诗”,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该套册页分“耕”、“织”两部分,以赭墨彩绘就,每幅图配康熙帝御笔七言诗书法瓷板一帧,书法字体多样,均有红色印章。其彩画以传统浅绛技法入笔,非寻常画手可为,具有浓厚的文人气息。
但是,在唐英以后的整个清代中期,瓷板尽管仍在继续烧造,却未见有类似唐英那种具备诗词、款识以及印章等元素的瓷板作品。这种情况直到咸丰年以后才开始改变。清代咸丰以后,以程门为代表的文人浅绛彩绘瓷板开始盛行大江南北。
浅绛笔墨系中国传统书画重要技法之一,为元代黄公望所创。浅绛彩瓷画采用黄公望的浅绛画法,用水墨和淡赭色颜料绘画纹饰。除以黑线描绘轮廓外,通常以淡绿以及深浅不一的赭、墨诸色来表现纹饰阴、阳面,构成一幅淡雅的画面。与粉彩相较,浅绛彩瓷画可以更好地表现画家之功底和意境。因此,淡雅的浅绛彩瓷与此前流行的粉彩瓷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最早成功地将浅绛彩笔墨运用在瓷画之中的是唐英,其仿造西洋画法的洋彩瓷器和其自置瓷器上均见有明显的浅绛笔墨。可是,将浅绛彩笔墨成功应用在瓷板画上的却是程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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