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右任（1879年—1964年）汉族，陕西三原人，祖籍泾阳斗口于村，中国近现代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原名伯循，字诱人，尔后以“诱人”谐音“右任”为名；别署“骚心”“髯翁”，晚年自号“太平老人”。于右任早年是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著名书法家。
于右任与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
文/何奇
1941年9月，民国政要于右任先生乘专机自重庆飞抵兰州后，乘车踏上甘肃河西走廊的巡视行程。
9月底，从刚刚正式通车的甘新公路，一路颠簸来到酒泉，游览了泉湖公园，为园内北堂题匾曰：“忠烈祠”，并留下了“酒泉酒美泉香，雪山雪白山苍。多少名王名将，几番回首，白头醉卧沙场”的诗句和墨迹。同时，在区专员曹启文陪同下，亲临中央政治学校附设边疆学校肃州分校视察，接见了全体师生并讲了话。在讲话中，朗诵了他的新作《酒泉道中》。
于右任（左2）和张大千等人合影
10月初，于右任先生从酒泉出发抵达敦煌。在七区专员曹启文、敦煌县长章朗轩以及马云章、卫聚贤、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任子宜、李祥麟等的陪同下，或骑马或乘大轱辘车，游历了敦煌的名胜古迹。在游历古郡古城时，先生挥毫写道：“仆仆髯翁说此行，西陲重镇一名城，更为文物千万计，草圣家山石窟经。”
于右任先生《敦煌诗记》墨迹
登临鸣沙山，俯眺月牙泉，先生又留下了《骑登鸣沙山》诗句：“立马沙山上，高吟天马歌。英雄不复出，天马更任何？”和“立马沙山一泫然，执戈能复似当年；月牙泉上今宵月，独为愁人分外圆。”
10月5日，正是农历中秋节，于佑任先生来到莫高窟，面对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气势磅礴的洞窟、连绵不绝的精湛壁画震撼惊叹，挥笔在中寺门牌上题写下“莫高窟”三个大字。
于右任书法
事有凑巧，早已来敦煌的张大千正好在莫高窟临摹壁画，于佑任先生当晚便在张大千临时住所邀众把酒，吟诗赏月，共度佳节。参加者有陕、甘、青监察使高一涵和七区专员曹启文、敦煌县长章朗轩以及马云章、卫聚贤、孙宗慰、张庚由、张石轩、任子宜、李祥麟等。席间，于佑任先生兴致勃发，欣然命笔，挥毫写道：“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张大千先生还特意向于右任先生展示了晋代书法家、敦煌人索靖的真迹《月仪帖》残片，以及在莫高窟新发现的唐代将军张君义的断手一只。这只手如同干枯的木乃伊，筋骨历历可数，并裹以墨迹告身（委任官职的文凭），历表其战功卓著而不得封赏的怨望之情。另外还有元某公主坐化洞，以身殉国，遗骸被沙俄官兵毁去，所存一只穿白绫短袜的天足古骨。
于右任
大家在提起敦煌文物数次被外国人盗窃骗取，有些惨遭破坏时，先生无不悲愤，无不痛惜，又写道：“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谈到政府和有关方面对敦煌莫高窟漠然视之，不闻不问，洞窟年久失修，濒临毁灭危急，大批艺术珍品不能妥善保护，而流散损坏时，于佑任先生深感自己作为政府官员，其责任重大。在他所作的《敦煌记事诗》八首中，便表达了这种急切重视敦煌艺术宝窟和保护研究的心情。
在敦煌巡视数天后，于佑任又兴致勃勃赴安西万佛峡（榆林窟）游览。万佛峡距离敦煌一百多公里，路途坎坷。先生年过花甲，随从劝阻不易再长途跋涉，但先生被万佛峡壁画艺术和文物所吸引，不顾路途遥远艰险，乘坐大轱辘车前往。
于右任书法
万佛峡河水清澈，两岸榆柳成片，郁郁葱葱。由此，河叫榆林河，窟称榆林窟。洞窟开凿在两岸的峭壁上，呈上下两层排列，共42个，其中东岸31个，西岸11个。先生视察了洞窟壁画艺术和彩塑，面对幽静的沟谷，湍急的水流，写下了《万佛峡纪行诗》四首：
（一）
激水狂风互工声，高岩入夜信分明；
三危山下榆林窟，写我高车访画行。
（二）
隋人墨迹唐人画，宋抹元涂复几层；
不解高僧何事去？独留道士守残灯。
（三）
层层佛画多完好，种种遗闻不忍听；
五步内亡两道士，十年前毁一楼经。
（四）
红柳萧疏映夕阳，梧桐秋老叶儿黄；
水增丽色如图画，山比髯翁似老苍。
离开安西，在东归途中，先生登临嘉峪关，面对黑山碧水，大漠长河；颓垣残墙，碧空鸿雁，欣然赋得《嘉峪关前长城尽出远望》，诗云：“天下雄关雪渐深，烽台曾见雁来频。边墙尽处掀髯望，山似英雄水美人！”
于佑任先生在书墨
1941年12月11日，于佑任先生完成西北考察，返抵重庆后，即将建议书送达国民党政府，要求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鼓励学人研究敦煌艺术。该建议案以《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为文章名，刊发于1942年2月15日出版的《文史杂志》第二卷第四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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