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爲歷史人物，無不在乎後世會對自己如何評價，元代的趙孟頫、楊維楨莫不如此。但“死後是非誰管得”，留下的生前所作所爲，衹好任人評説了。
趙孟頫生前一直對自己仕元的“變節”行爲感到憂心忡忡，擔心得不到後人的諒解而常常自譴，但這個擔心的事在元亡入明後並没有發生。相反，他所宣導的文化復古却得到了明人高度的贊揚。宋濂在爲趙孟頫作《像贊》稱：“文運中微，頽波日靡。公起東南，作天一柱。”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中華傳統文化在遭到歧視、排斥、擠壓的逆境下，到了明朝，並没有因此而出現文化斷層，這與趙孟頫等上層文人極力推動文化復古有直接關係，他們使中華傳統文化得以傳承，因而得到了宋濂的高度贊美，稱趙爲捍衛中華文運的東南一柱，其功莫大焉。明人在《元史》中，對趙孟頫鍾愛而精心保護的書法藝術評價極高，稱其“篆、籀、分、隸、真、行、草書，無不冠絶古今，遂以書名天下。”明人承接了趙孟頫提倡的二王魏晋書風，因而普遍對趙孟頫的書法推崇備至。例如，解縉云：“文敏神明英傑，儀鳳冲霄，祥云捧日。”又云：“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古人，超入魏晋。”何良俊《四友齋書論》中亦稱：“自唐以前，集書法之大成者，王右軍也。自唐以後，集書法之大成者，趙集賢也。蓋其篆、隸、真、草無不臻妙。”把趙孟頫與王羲之相提並論。趙孟頫苦心宣導的文化復古在此際得到了豐厚的回報，他的自我救贖也獲得了成功，並留名青史。
而楊維楨引以爲傲的“名節”行爲，和個性鮮明、獨樹一幟的書法，在明代的認同度不高。在明初的大臣中，不少有仕元的經歷，如劉基、宋濂等。若楊維楨保持了名節，難道他們就失節？漢人扶持漢人政權是理所當然的事，而後人看待漢人，特别是南人，居然要爲蒙古人政權灭亡而守節，反而覺得有些不可理喻。如明人朱存理輯《珊瑚木難》一書中收録了楊維楨有名的《老客婦謡》，特别注出：謡後有“臣會稽楊維楨上”七字。其意甚明：楊維楨既表示以老婦無再嫁之理，而爲元守節，爲何又要向朱元璋稱臣？對楊維楨的名節問題提出了責難。另外，明人對楊維楨的創新書法基本不看好，大多以野狐禪視之。馬宗霍在編《書林藻鑒》中，好不容易收録了四條明人對楊維楨書法的有利評語：《書畫史》稱，“廉夫行草書雖未合格，然自清勁可喜”；李東陽云，“鐵崖不以書名，而矯玉横發，稱其爲人”；徐有貞云，“鐵崖狂怪不經，而步履自高”；吴寬云，“大將班師，三軍奏凱，破斧缺斨，倒載而歸，廉夫書或似之”。這四條明人書評中，大多是有些欣賞楊維楨書法的有名書家，但仍然認爲他的書法與時風不合，而屬異類。以致于在日後的明史《楊維楨傳》中，就絶口不提他善書法了。
歷史進入大清王朝，楊維楨遭遇到了通曉漢文化的愛新覺羅·弘曆，這位政治敏感、内心極其陰暗的乾隆皇帝，對他堅守名節形象進行了徹底否定。乾隆在楊維楨《鐵崖古樂府集》前題道：
楊維楨于元仕不顯而不肯仕于明，似爲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真全人所爲，與劇秦美新何以異耶？予命爲《貳臣傳》，于錢謙益之既仕本朝，陰爲詩文詆毁，常惡其進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毁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毁故國，較謙益爲甚。夫文章者，所以明天理、叙人倫而已，捨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爲害，不如不識字之爲愈也。若曰：懼明祖之强留而故爲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强留耳，若與之官，將亦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贊之，蓋亦同病相憐，曲爲之解耳。因著此論，並命録其集前，亦所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乾隆戊戌孟夏。
滿人以鐵騎入主中原與蒙古人類似，而元不足百年而亡，清引以爲前車之鑒，因而對元之史乘悉心關注，警惕性甚高，乾隆痛批楊維楨便爲一例。從中可窺視清皇帝之心態，文中看出乾隆帝極鄙視楊維楨，認爲他爲元朝守節是惺惺作態，比本朝的錢謙益更惡劣，因而深惡痛絶，以此教育漢臣怎樣作臣子。他還下命編寫了一本《貳臣傳》，用史册來警示本朝那些不能徹底降伏的漢臣。更甚者，還大興文字獄，以做賊心虚的敏感，捕風捉影地去屠戮那些留念前朝、誹謗當今的文人。在乾隆朝60年間，所興的文字獄達130起以上，遠遠超過了康、雍兩朝（康熙朝10起，雍正朝20起）。心腸之歹毒、手段之殘忍，令人不寒而慄。
乾隆皇帝同時也關注到了元代的趙孟頫，他喜歡趙孟頫的書法，更喜歡趙孟頫這個人。他大肆搜羅趙孟頫的書畫入清宫内府，自己也學趙孟頫的書法，以示風雅，便“每至一處，必作詩紀勝，御書刻石。其書圓潤秀發，蓋仿松雪。惟千字一律，略無變化。”他還十分喜歡在趙孟頫的書畫上題跋，闡説自己的見解，如在趙孟頫十札真迹上跋道：“書格至趙孟頫一變，説者謂其有意取妍，微傷婉弱。然右軍稧帖正以姿致勝，固未可皮毛論也。”由于乾隆帝的提倡，臣下趨之若鶩，全國的書風便由學董其昌轉而學趙孟頫。趙孟頫的書法能在全國範圍普及，這是趙孟頫生前做夢也未曾想到的。但他更未曾想到的是，生前作爲“籠中鳥”被元帝忽必烈利用了一回，死後還要被清帝弘曆再利用一回。
歷代精明的帝王提倡書畫藝術，其實質是爲鞏固政權服務的，從唐太宗到清高宗莫不如此，若真有皇帝癡迷上了書畫而不管其他，那他的江山便坐到頭了，宋徽宗即是。在清王朝，“康、雍之世，專仿香光；乾隆之代，競講子昂。”清初大亂方定，康熙宣導董其昌秀骨俊韻，古淡平和的書風，以配合安定大治的國策，而明末亂世的狂縱書風遂遭排斥，董書的流行與普及，起到了收斂平静海内人心的作用。到了乾隆之世，爲鞏固萬世之基，吸取了元代不足百年亡國的教訓，遂進行全國範圍内的思想大清洗。在乾隆主持下，編寫了《貳臣傳》，更變本加厲大搞“文字獄”，顯示其鐵腕手段。他又在元代歷史人物中，精心選擇，推出了正反兩個人物，一個是楊維楨，一個是趙孟頫，目的很明確，如他所言，“所以教萬世之爲人臣者”。反面典型是楊維楨；而正面的榜樣自然便是趙孟頫了。他認爲趙孟頫不但書法好，而人更好。趙以宋王孫身份仕元，能做到對元帝忠心不二，是個忘掉過去、知恩圖報的大忠臣。他宣導趙孟頫的書法，在朝殿考試、齋廷供奉中，趙書成爲青睞的書體，因而習趙書被士子們視爲干禄求仕之捷徑，遂風行天下。學其書，便要學其人，他意圖要普天之下的漢臣和漢族士子，均去效仿趙孟頫，成爲忠心不二的大清奴才。由此可以看出，乾隆喜愛趙書是其表，而政治利用方是其實。
康、乾之世，宣導的董、趙書風，把帖學玩得頽勢畢現，碑學便乘勢而起。欲打破帖學一統天下，反對的矛頭直指帖學頽風，趙孟頫即首當其衝。包世臣在《藝舟雙楫》上説：“吴興書則如市人入隘巷，魚貫徐行，而争先競後之色人人見面，安能使上下左右空白有字哉！其所以盛行數百年者，徒以便經生胥吏故耳。”而康有爲《廣藝舟雙楫》亦説，“誤學趙、董，蕩爲軟滑流靡一路，若一入迷津，便墮阿鼻牛犁地獄，無復超度飛昇之日矣。”趙孟頫典雅的書法，在興起的碑學思潮中，被貶損得無以復加。
更有趙孟頫生前最擔心的“失節”行爲，後世果然未輕易放過。每當遭遇民族危機或鼎革之際，他便要被人翻出，掛在歷史的恥辱柱上示衆，“妍媚纖柔，殊乏大節不奪之氣，所以天水之裔，甘心仇敵之禄也”。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末清初的傅山，他在《作字示兒孫》中，以趙孟頫爲反面教材教育後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他以自己學書經歷警示兒孫，稱：“貧道二十歲左右，于先世所傳晋唐楷書法無所不臨，而不能略肖。偶得趙子昂香山墨迹，愛其圓轉流麗，遂臨之，不數過而遂欲亂真。此無他，即如人學正人君子，只覺觚棱難近，降而與匪人遊，神情不覺其日親日密，而無爾我者然也。”他將趙書喻之爲“匪人”，認爲寫字就像作人，學好人難，學壞人容易。他又説：“須知趙却是用心于王右軍者，只緣學問不正，遂流軟美一途，心手之不可欺也如此。危哉！危哉！爾輩慎之。”傅山這裏指趙孟頫“學問不正”的問題，即是指他没有保持孔子所説“臨大節而不可奪”的儒家精神，縱使他書法是學的王羲之，也是“綱常叛周孔，筆墨不可補”。像傅山這種以人品徑指書品的類似批評，在清末民初和抗戰期間，曾多次出現過。但是，當社會一旦恢復了安定承平時，對趙孟頫的書法又能正常看待了，即使對他“失節”問題，也表現出極大的寬容。因爲社會對書法審美的需求，不但要有壯美，也同樣需要優美，趙書的端莊流麗、秀潤典雅，便成了優美書風的典型。趙孟頫雅俗共賞的書法，在社會上擁有龐大的受衆，特别在書史的崇王風氣中，因王羲之真迹無一存世，趙書遂成爲學習王字的範本，世俗便有“王趙”字之稱，以及被民間列入“顔、柳、歐、趙”四大楷書之一。如此的社會取向，還是遭到了王書專家的堅决反對。沈尹默先生説：“從趙求王，是難以入門的。這與歷來把王、趙並稱的人意見相反，却是真理。試看趙臨《蘭亭修禊叙》，和虞、褚所臨，大不相類，即比米臨，亦去王較遠，近人臨《蘭亭》，已全是趙法。我是説從趙學王，是不易走通的，却並不非難趙書，謂不可學。因爲趙是一個精通筆法的人，但有習氣，萬一沾染上了，便終身擺脱不掉，受到他的拘束，若要學真王，不可不理會到這一點。”另外，關于趙孟頫書法被稱爲“趙體”問題，馬宗霍在《書林藻鑒》元代的緒論中説：“吴興雖云出入晋唐，兼有其妙。顧學晋者純是晋法，學唐者純是唐法，求其一筆爲家法者不可得。固當屹然爲正宗，以視右軍、魯公則才力已薄，僅能不失舊物。學者不能别，相率而號曰趙體。實則此不足以盡趙，亦不足以定趙，乃趙竟以是而獲詬病矣。”馬宗霍大體客觀地認定，趙孟頫屬于繼承性書法家，而非創造性書法家。
趙孟頫書法藝術在其身後經歷了不少的風風雨雨，應當承認，趙孟頫是書法史上很有影響的書法家，當然，也是一個最具争議性的書法家，不管怎樣，他的書畫作品已經成爲中華民族優秀文化遺産的一部分。至于他對書法發展的貢獻，我是這樣認識的：趙孟頫的自贖行爲和他的文化復古，最終使由元入明未出現文化斷層，對中華文化的順利承接功莫大焉。另外，由于前後承統，明代的書法創作上，也繼承了趙孟頫重傳統、輕創造的藝術觀，這種一致的藝術傾向，使書法藝術的發展史，總體上由晋尚韻、唐尚法、宋尚意，轉入了“元明尚態”的低潮時期。因此，我們對趙孟頫在文化發展史上的客觀貢獻，與藝術傾向對明清的消極影響，都必須正視而全面認識。
至于楊維楨的書法，在其身後基本上被歷史冷藏起來了。他身處宣導復古思潮的元代而要從事書法創新，主張發揮個性、獨樹一幟。其結果就是不被社會承認而成爲異類。楊維楨的同時人、小其20歲的陶宗儀，在其書學著作《書史會要》中，搜羅了元代書家共297人，甚至“不善書之人，亦爲列入”（余紹宋語）。即使如此，他也不把楊維楨收入其書。並非他不瞭解楊維楨，他在《南村輟耕録》中都收録了楊維楨《正統辨》全文，说明陶宗儀是瞭解楊維楨的，不收楊入《書史會要》，説明元代社會根本不承認楊維楨的書法。在明、清兩代，楊維楨的書法基本是處于“不以書名”或“行草雖未合格”的認知狀態。到了民國時期，1935年馬宗霍出版了《書林藻鑒》，1942年祝嘉出版了《書學史》，他們也僅把楊維楨作爲元代一般的書家收録。我喜愛書法一生，第一次見到楊維楨書法是在1973年，當時上海書畫出版社出版了《中國古代書法展覽》圖録，上有楊維楨行草長卷《遊仙唱和詩》，當時一見，有種莫名的興奮，居然元代還有如此打動人心的書法作品。到了1980年代，介紹楊維楨書法作品和文章逐漸開始多了起來，真正大規模宣傳、介紹、評論楊維楨書法藝術的是在新世紀以後。目前，據不精確統計，研究楊維楨書法的專著有七部，期刊論文有34篇，國内各大出版社出版楊維楨的書法專集、書法字帖約有20多種，上海書畫出版社《書法》雜志、北京《中國書法》雜志都有研究楊維楨書法的專題發表。書壇對楊維楨書法基本是一邊倒，好評如潮，受到熱捧。
曾經不被承認、消失了的楊維楨書法，在六百多年後，又在書壇重新崛起，又被人們重新認識、重新研究、重新得到公正的評價。這個現象令人深思。
在人類藝術文明發展的歷程中，傳統的藝術美不僅是不斷地發明創造出來的，同樣也可以不斷地被重新發現。藝術史的發展過程並非風平浪静，有許多“不合時宜”的藝術思想和藝術創造，既會因一個特殊時代的降臨被遮蔽、掩蓋，同樣，也會因一個新時代的降臨被重新開啓而顯山露水，這樣的例子在世界藝術史上並不少見，在中國書法史上也同樣存在，晚明狂放書風、揚州八怪等即屬這樣的例子，而楊維楨書法在埋没六百多年後，又被重新發現，更是一顯例。衹是被埋没的時間太久了，因而彌覺珍貴！
侯開嘉：四川大學藝術學院
本文刊發于《書法研究》2017年第3期
原標題爲《元代書法生態新論——從顔體書法在元代的際遇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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