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我在 2012 年成为心理学教授，过去的六年里，我目睹过各个年龄段的学生在论文上拖拖拉拉、翘课、不按时完成作业，甚至错过交稿日期。我看到过相当优秀的研究生没能按时提交申请；也看到过博士生花了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在修改一篇论文初稿；我还有一个学生连续两个学期修的一门课程，但却没有交过一次作业。
我认为懒惰没有错，并且我一直都这么觉得。事实上，我不相信懒惰的存在。
我是一名社会心理学家，我的主要工作是关注驱动人类行为的环境和背景因素。当你试图预测或解释一个人的行为时，根据社会规范和这个人所处的环境，通常可以做出一个较为准确的预测。情境约束通常比人格、智力或其他个人层面的特征更能预测行为。
因此，当我看到一个学生没有按时完成作业，错过了最后期限，或者在生活的其他方面没有取得成果时，我不禁要问：是什么情境因素阻碍了这个学生？是什么需求目前没有得到满足？当谈到行为上的“懒惰”时，我会刻意地转而思考：我看不到的行动障碍是什么？
障碍总是存在的，认识到这点并了解这些障碍往往是打破“懒惰”行为模式的第一步。
也许你之前没有留意过人们行为背后的原因。
金伯利教会我，对无家可归的人买酒或买烟的行为进行评判是非常愚蠢的。当你无家可归时，夜晚很冷，你感受不到一丁点温暖，周围的一切都让你痛苦和焦虑。无论你是睡在桥下，帐篷里，还是在避难所，你都很难放松。你很可能有长期困扰的伤痛或慢性疾病，而且得不到有效医治。你也没有健康干净的食物来补充能量。
在这种长期不舒服、过度刺激的环境下，喝点酒或抽支烟就可以理解了。就像金伯利跟我解释的，如果你躺在冰冷的床上，喝点酒可能是你唯一暖身和入睡的方法。如果你长期吃不好，吸几口烟可能是你唯一消除饥饿感的方法。如果你在面临这一切麻烦的同时还在与成瘾作斗争，那么这时候你只需要记住能让你戒断症状消失的东西就可以了，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支撑你活下去。
然而，没有经历过无家可归的人很少会这样想。他们总是站在道德的制高点上评价穷人的行为，也许是为了安慰自己世界是公平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更愿意认为那些无家可归的人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而不是环境因素才成为现在这个样子。
当你不能理解一个人的处境时（他们每天的感受，他们生活中所有的小烦恼和大创伤），很容易对一个人的行为强加抽象、刻板的期望。你希望所有无家可归的人都应该放下酒瓶开始工作。然而，你看不到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即使有精神问题和身体疾病，也一直在努力奋斗。你也不在乎他们在接下来的几周或几个月里无法好好休息或吃一顿有营养的饭。即使在舒适、安逸的生活中，我有时也想要喝上一杯。然而，我们却期望他们滴酒不沾。
但他们已经尽力了。我认识一些无家可归的人，他们有全职工作，他们全身心地在社区为他人服务。许多无家可归的人不得不穿梭在政府机构中，与社会工作者、警察、收容所工作人员、医疗补助工作人员以及大量慈善机构打交道。无家可归可真是一件苦差事。当一个无家可归或贫穷的人失去生活的动力时，做出一个“糟糕的决定”似乎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你认为一个人的行为没有意义，那仅仅是因为你没有去了解他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我非常感谢金伯利和他写的书教会我这一点。任何心理学课程，在任何层面上，都没有教会我这些。我现在有了一个透视镜，我把它应用到观察那些被误认为是德行失败的行为上，我至今还没有找到一个不能被理解和同情的行为。
让我们来看看“懒惰”的行为表现：拖延。
人们总是喜欢把那些自己未按时完成的任务归咎于拖延症。拖拖拉拉确实会让人觉得懒惰。拖延的人也会把他们的行为误认为是懒惰。你应该做点什么，但你没有去做，这是德行上的失败，对吧？这意味着你意志薄弱，没有动力，懒惰，不是吗？
我一直以好奇心而不是评判的态度来看待一个人的懒惰行为。这是我从一个朋友那学到的，他是作家和活动家金伯利·朗霍弗（Kimberly Longhofer）。金伯利对接纳和安置残疾人和无家可归者的工作充满热情。由他所写的关于这方面的文章打破世俗偏见，极具启发性。一定程度上是因为金伯利很优秀，更是因为他曾在不同的人生阶段，既经历过残疾又经历过无家可归。
几十年来，心理学研究一直将拖延症解释为一种功能性问题，而不是由懒惰造成的。当一个人很重视一件事情，但是却迟迟不开始时，原因通常是由于担心自己努力却做不好，或是不清楚任务的第一步是什么。
没有真正的懒惰。事实上，当任务很重要，而你又想把它做好时，拖延最有可能发生。当你因害怕失败而按兵不动，又或者因不清楚任务的第一步而裹足不前时，要完成一件事情就变得很困难。它与欲望、动机或道德高尚与否无关。
拖延的人可以主动工作数小时；他们可以坐在空白的文档前，什么也不做，折磨自己；他们会一次又一次地感到内疚——他们无法轻松地开始这项任务。事实上，他们想把事情做好的欲望可能会增加他们的压力，让他们更难开始工作。
解决的方法就是找出是什么阻碍了拖延者。如果焦虑是主要的障碍，拖延者实际上需要离开电脑/书本/word文档，去做一些让自己放松的活动。而被人贴上“懒惰”的标签很可能会导致他们更焦虑从而更难完成任务。
然而，解决拖延的最大挑战是：他们很难将一个大的任务划分成一系列离散的、具体的、有序的任务。就拿我来说，我用一年多一点的时间里完成了我的论文（从提案到数据收集再到最后的答辩）。我可以轻松快速的完成我的论文,是因为我知道我必须：
- 确定主题
- 明确论文框架
- 计划定期写作时间表
- 根据之前的时间表，每天完成一小节论文
没有人教过我如何分割任务。也没有人强迫我遵守我的时间表。能够完成这样的任务与我较强的分析能力、高度集中的注意力、自闭症的小大脑工作方式是分不开的。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想做成这样并不容易。
因此，他们需要一个外部的约束来保持他们的写作进度。例如，定期与朋友举行写作小组会议，以及与其他人商定截止日期。当面对一个大型的项目时，大多数人都想知道如何把它分成更小的任务以及规划完成任务的时间表。为了跟踪进度，你可以使用一些组织工具，如待办事项列表、日历、日期本或事件提纲。
我有个学生经常逃课。有时在上课前，我看到她在教学楼附近徘徊，看样子很累。上课之后，她却没有出现。当她出现在课堂上的时候，会表现的有些孤僻；她坐在教室的后面，总是低着头，无精打采的。她会在小组活动中比较积极，但在大课堂讨论中却从不发言。
我的很多同事看到这个学生都会觉得她很懒，没有条理，或者很冷漠。我知道他们会这样说，因为我听过他们如何谈论表现不佳的学生。他们的言语和语气中经常流露出愤怒和怨恨——为什么这个学生不把我的课当回事？为什么他不能让我感受到自己很重要、风趣、聪明？
我们班有一个关于心理健康问题的单元，这是我的激情所在。因为我是一名非典型心理学家（自闭症患者），我知道在我的领域对像我这样的人是多么不公平。我在这门课上讨论了精神疾病患者所遭受的不公正待遇；抑郁被视为懒惰，情绪波动被看做任人摆布，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人被认为是软弱或危险的。
这个安静的、偶尔逃课的学生饶有兴趣地看着这个讨论。下课后，当其他学生走出教室时，她犹豫了一下，要求和我谈谈。然后她透露自己患有精神疾病，正在积极治疗。她忙于治疗和更换药物，以及应付随之而来的副作用。有时，她无法离开家或无法在教室里静坐数小时。她不敢告诉其他教授她旷课和偶尔迟交作业的原因，因为他们会认为她在以她的病为借口。但她相信我能理解她。
我确实非常理解。并且我对他人的不理解感到非常非常生气，因为这个学生既要忍受症状所带来的痛苦，也要平衡整个课程负担、兼职工作和持续的、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她能够直觉地感知自己的需求并与他人交流。我告诉她：你只是个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不是懒鬼。
在那之后，她又上了我的很多课，我看到她慢慢地从封闭中走了出来。在她大三大四的时候，她变成了一个积极、坦率的课堂参与者——她甚至决定与同学们开诚布公地谈论自己的精神疾病。在课堂讨论中，她向我发起了挑战，提出了极好的、深入的问题。她和我们分享了大量关于心理现象的媒体报道和时事例子。当她心情不好的时候，她会告诉我，我会让她先不用来上课。其他教授——包括心理学系的一些教授——对她仍持批判态度，但在一个理解她的障碍并将其合理化的环境中，她在茁壮成长。
多年来，在这所学校，我遇到了无数被误解的学生，因为他们生活中的行为没有得到他人真正的理解。有个患有强迫症的年轻人总是迟到，因为他的强迫症会让他在上一节课堂上多呆一会儿；有一个在虐待关系中幸存下来的人偶尔也会迟到，因为在我每周上课之前她都需要去治疗她的创伤；有一名年轻女子被同班同学袭击，在学校调查此案期间，她只是不想和这名同学在同一个教室上课。
这些学生都很乐意来找我，把他们的困扰向我倾诉。因为我在课堂上讨论了精神疾病、创伤和耻辱，他们知道我会理解的。经过一些调整，他们在学术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并且获得了自信，尝试着完成那些让他们害怕的任务；开始考虑读研和实习。我总是能看到他们身上的闪光点。当我还是一名大学生的时候，我还远没有他们那么有自知之明。我甚至还没有开始学习“如何寻求帮助”这项终身事业。
我的同事们并不像我一样理解学生。其中一位同事尤其明显，她甚至不提供补考，也不允许迟到。无论学生的情况如何，她的要求总是坚定不移。在她看来，没有什么障碍是不可逾越的;没有什么不足是无法克服的。她班上的人都在拼命挣扎。他们对自己的性侵犯史、焦虑症状和抑郁发作感到羞愧。当一个在她的课上表现很差的学生却在我的课上表现很好的时候，这位同事表示怀疑。
我觉得厌恶的是，竟会有教育工作者如此敌视他们应该为之服务的人。当然，我知道，教育工作者并没有责任去思考学生行为的障碍是什么。一些大学以拒绝接纳残疾或精神有问题的学生为荣——他们把自己的残忍误认为是智力上的严格。而且，由于大多数教授在学术上取得成功都很轻松，他们很难站在那些有执行功能障碍、感官超载、抑郁、自残史、成瘾或饮食失调的人的角度来看待问题。而我可以看到导致这些问题的外部因素，正如我知道“懒惰”行为并不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非黑即白的对这些行为进行评判通常是由于对背景信息的无知产生的。
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我希望唤醒所有的教育工作者，让他们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如果一个学生很懒惰，可能并不是他们主动选择的。他们可能想做得更好，可能正在努力。更确切地说，我希望所有的人对那些他们最初认为是“懒惰”或不负责任的人采取好奇和同情的态度来了解他们，而不是非黑即白的评判。
如果你只看到一个人的行为（或不作为）就说他是懒惰的，那你可能就错过了了解背后原因的机会。总是有原因的，阻碍前进的障碍一定是存在的。仅仅是因为你看不到它们，或者你认为它们是不合理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不存在。仔细看看，你会发现一些曾经从未注意的环境和背景因素。
也许你之前没有留意过人们行为背后的原因。没关系，就是现在，去试试吧。
作者：Devon Pr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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